農民是中國法律、中央政策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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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1日訊】(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茜文報導)劉正有先生,是中國四川省自貢市大安區紅旗鄉白果村16組村民。是當地失地、失房、失業農民依法維權的代表, 2000年1月13日:因不同意土地征用條件,自家三層樓房被自貢市常務副市長侍俊帶人強制用炸藥炸毀,全部財物被拉走。其后,劉正有居無定所,流离漂泊。

劉先生作為自貢失地農民的代表,一直把希望寄托在中共高層,和數名維權代表一起為失地1.5万畝的30000多名自貢農民上訪打官司,几乎跑遍全國各大部委、相關机构。投書數百封,上達中央下至當地政府。但所作努力全部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十几年后的今天,失地農民沒有得到一分錢的土地補償費。但劉正有先生卻因此成為2003年《新聞周刊》評比中的十大維權人物之一。

今年5月,劉正有收到位于日內瓦、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國際人權服務”邀請函,在聯合國新的理事會召開第一次會議之際,前往日內瓦參加人權會議及相關活動。 6月16日欲乘坐荷蘭皇家航空公司的航班自北京飛往阿姆斯特丹,轉机日內瓦。不料,上午8點30分,在北京首都國際机場安檢時被安檢警察攔截,并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由自貢市當局派來的拘押人員,將他強行押送回鄉,并被連續傳訊,迫害。

因此事件,劉正有于 6月21日,發出了緊急的呼救強烈要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審查中國人權。6月26日,總部位于瑞士日內瓦的人權組織“保護人權衛士觀察”有了回應,就劉正有先生,在首都机場被攔截、當局挾持、遣返羈押事件,發出了緊急呼吁。

7 月9日,希望之聲特邀請到劉正有先生,就國際人權組織“保護人權衛士觀察”的呼吁、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打算、失地農民維權現狀、土地維權出路及未來走向等問題,采訪了劉正有先生,他以自己艱辛的依法維權的經歷,深刻的思考回答了上述問題。和以往不同的是,在嘗試各种方式的維權努力后,他提出了一個惊人的結論,說他們是中國法律、中共政策的犧牲品,并提出體制不改革,維權無出路的最新觀點,下面請听采訪錄音的全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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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劉先生,您好,歡迎您來到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人物專訪欄目。6月26日,日內瓦一個名叫“保護人權衛士觀察”的人權組織,就有關您在首都机場被攔截,不能前往日內瓦參加人權會議并遭到當局遣返、羈押一事,發出了呼吁。對此,您能不能和听眾朋友談一下您獲得這個消息的感受嗎?

劉:“最先是發在我的郵箱里面,因為我一直在關注白果8組的事件,所以我很久沒開郵箱,后來我打開郵箱一看,哎呀我當時高興得不得了啊。我非常之高興然后我就到去發,在國內外的朋友和媒體我都發了。這一點我很高興。”

“這么多正義之士在支持我們,它不是來支持我劉正有,關鍵是我們國內沒有人權,它不僅涉及維權人士、而且涉及到异議人士、宗教人士、民主人士等等這些人,(他們)根本沒有人權。而且他們又在國外承諾說:我們國家目前是人權最好的時期、最好的狀況。那么一個聯合國邀請的人士,前往參加人權會議的人士的人權都得不到保障,你哪里還有什么人權,非法的攔截、綁架不說,反而還進一步的加深迫害,他們這一點就最可惡。所以我感覺很憤慨、向聯合國人權組織發出緊急求救書,現在看起來聯合國人權組織已經有反映,這一點我非常高興。它不僅是關注我劉正有,而且關注了我們整個國內的人權問題,這個問題是非常非常之重要,也希望這次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真正的做一些實際工作,首先審查一下中國的人權問題,現在非常需要國際社會和國際組織大力支持,進行監督、詢問甚至派官員來調查這件事,你看最近關的包括孕婦殘疾人都被抓的,被暴打,包括維權的農民代表被抓、被拘留,真的哪里還有什么人權哪。”

記者:在這個人權組織(人權組織“保護人權衛士觀察”)的呼吁書里,他們特別表達了對6.16事件的關注,當時各大媒體都有報道,你能再說說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嗎?

劉:我跟首都國際机場的警察說:“我的手續合不合法”。他說:“合法”。我問他:“有效沒效?”他說:“有效”。我說:“既然合法有效,我是聯合國國際人權組織邀請我到日內瓦參加會議的代表,我的人全都得不到保障,你知不知道給中國政府帶來多大的政治影響?”他說:“這個我們不管,我們反正我們只收到四川公安廳打來電話,把你攔截下來,不讓你出去,然后給你造成的一切損失,你就回去找四川省公安廳或者自貢市公安局,他們會補償你。”

回來后,不但不補償我,而且他們向我耍流氓手段,威脅恐嚇我,想給我加罪名,說我是犯罪嫌疑人。犯的什么罪呀?說2005年4月20日去示威了。示威這件事情本來就解決了已經都處理了,主要是不讓我在兩會期間,再一次組織農民向政府示威,反映實際情況。等兩會以后再給我們解決。當時處理的方法就是2點:1、要我保證在兩會期間不能再組織農民去示威。2、如果不寫保證書,就拘留我5天。我說:“拘留我也好不拘留我也好,這是你們的權利。”

后來我有一個親戚,怕我吃虧,沒征求我的意見,幫我寫了一個保證書。然后他們就把我送回來,我還不知道,后來他才跟我說。后來我埋怨得不得了,我說你憑什么替我寫保證書啊?這次我回來跟警察說,你把保證書拿出來給我看,你們公安可以做鑒定,看是不是我劉正有的筆記?你們太無聊了。你們根本不講理不講法,后來我拒絕回答他們提出的任何問題,我提出嚴正抗議以后,然后我就拒絕回答,拒絕簽字。他們拿我沒有辦法,然后請示上級有關領導,才把我放回來。

放回來以后,又出動12名警察到我家里來,把我气坏了,你想我們四川是西南地區,天气非常炎熱,我穿著短褲、穿著拖鞋,2名全副武裝的警察扑上來想抓我走,我說你們干什么你們,我跟他們提出嚴正抗議,你們是侵犯了我的人權,你們等我穿好了衣服再帶我走不行嗎?他們根本不講理、不講法,然后進去以后,我說: “你們這是講理講法的地方,我就跟你們講,不是講理講法的公安局里面,我重申被抓回來的那天晚上的三點。第一、對你們的非法傳訊提出嚴正抗議。第二、拒絕回答。第三、不簽任何字、拒絕配合。而且他們的什么詢問筆錄、傳訊證,一律不簽字。好下流,而且他們問我什么,我就說不知道。他們就寫一個“不知道。”我說拒絕回答,他們就寫一個“拒絕回答。”我說你們可以說我態度很頑固,你們想怎么辦我就怎么辦。”

記者:那么,劉先生,如果您這次能夠順利的到達日內瓦,您能否告訴我們您將要透露些什么呢?

劉:如果我這次到了瑞士日內瓦世界人權之都,我一定會向与會人員國家揭露我們四川自貢市的這個腐敗大案,已經這么多年根本得不到解決。我們從地方自貢反映到四川,從四川反映到北京,根本求告無門了。我肯定會把貪官污吏、腐敗分子他們怎樣欺壓農民、怎樣非法征用我們農民的土地、房屋,對我們農民犯下的樁樁罪行,向國際社會進行公布,進行揭露。他們搶我們的財產、炸我們的房屋,這完全是流氓行為。而且地方政府動用公權利,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地剝奪我們的私有財產,我們現在求告無門,我肯定要向日內瓦國際人權組織匯報這個情況。

因此我們當地的政府官員,也知道我這個人的性格實話實說,他們就千方百計地動用公安警察,經過四川省公安廳,把我攔截下來,把我非法綁架回來,怕我出去揭露他們的罪行,向國際社會揭露自貢市貪官污吏的罪行。因為自貢的問題不是孤立的,他涉及官員很多,曾經有一個我們市委的老干部對我說:“劉正有啊,你知不知道四川案子一揭穿,揭穿以后不光是很多人丟官的問題,而且多少人要坐牢啊,有的人的腦袋就保不住,你知道嗎。”我受到當地干部群眾的大力支持,我就用我微薄的知識,就是能夠寫一點,就把他們的罪行,哪年哪月,一樁樁一件件地記錄下來。記錄下來不但向國內社會進行揭露,而且要向國際社會公布。所以他們對我是非常非常害怕的,現身說法,我出去以后肯定會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他們就千方百計地阻止我,非法地把我攔截下來,這是他們的主要目的。

劉先生,您代表自貢失地農民上訪了十几年,您已經很有經驗了,以您看現今的農民的維權形勢是怎樣的情況?

劉: “具我了解,中國失地失房農民維權的局勢是相當相當的嚴峻。維權環境也十分惡劣。主要就是中央控制了新聞媒體,不准報道失地失房農民的真實情況,正因為他們控制了媒體失去了作用,所以就縱容了地方政府官員無法無天,肆無忌憚的欺壓百姓,剝奪老百性的合法財產,所以我對國內對新聞的打壓,非常之不滿。因為你沒有監督机制,加上中央又沒有問責制,又沒有追究制,所以就故意縱容了地方腐敗官員貪得無厭。

你看我們自貢市的腐敗征地案,涉及的資金就達到50億。涉及房屋拆遷費,按照法規、政策,按照我們自貢市政府的政策計算,就有兩個多億。他們就侵吞了1.7 個億。農民依法應該得到的兩個多億他們就克扣1.7個億。農民才得到3千多万,你說他們是不是貪得無厭呢。所以這個維權形勢我看了,越來越嚴峻,也越來越惡劣。現在我們國家就成了腐敗有理、貪官無罪、維權有罪。現在已經形成了這种情況。所以如果這次我能夠去國際人權會議,我也要把這种情況向國際社會揭露。

我最想不通的就是中央一面號召、叫停圈地,出了不少的文件,一面鼓勵老百姓通過合理合法的渠道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當老百姓覺醒了以后,用國家的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利的時候,地方政府官員隨意地調動警察暴打農民,而且不給農民一分錢的補償,土地補償費至今農民沒有得到一分錢,又不給農民一個說法,更不愿跟農民對話,從來不向農民承認錯誤。

我認為地方貪官污吏是貪得無厭。有的不少專家學者不斷地寫文章,說地方政府為了增加地方財政,不顧農民的權益,可我不完全同意他們的這個說法。我倒認為是:地方官員是貪得無厭、中飽私囊、以權謀私。象我們自貢市一共倒賣了土地50個億,當時我們算了一下,只拿出了百分之二安置農民。那么百分之九十八到哪去了呢?我多次和中央和省里匯報這個問題,根本沒有人听我們農民的呼聲,那么你不听我們農民的疾苦,听農民的控訴,我們的專家,我們的學者、我們的媒體也不斷地在為四川農民呼吁,難道說你們沒有听見嗎?

專家學者的聲音也不起作用了,農民的聲音更不起作用,所以我對農民維權形勢根本沒辦法看好,而且只有越來越坏,首先收緊了不讓媒體報道失地農民的真實情況,而且中央不重視,最近胡錦濤又在號召什么重拳出擊,打擊非法征地的問題,我們農民就根据中央的這個精神,不斷地組織農民學習中央的文件、政策法規,土地法規,當農民覺醒的以后,政府就動用警察來鎮壓,這個問題是非常非常之嚴重的。”

記者:因為土地對農民的來說是世世代代賴以生存的命根子,剝奪農民的土地也是剝奪了農民生存權的問題,也是最大的人權問題,劉先生,你能談一些農民的土地維權出路是什么嗎?

劉:我想了,沒有出路了。只有從政,如果不從政,對政治體制進行徹底改革,沒有出路。不是農民的土地維權沒有出路,包括整個中國的弱勢群體為了想生存都沒有出路。

因為我在北京也住了几年,見了很多,根本就求告無門,現在的衙門(門檻)越來越高,根本沒有官員听農民弱勢群體的聲音,我剛才已經講了不但是弱勢群體的聲音現在官員不听,包括專家、學者和新聞記者的聲音他們也不听了。

象我們四川自貢案子在國內四年以前已經達到了高潮了,几十家党報党刊包括中央電視台也在不斷地報道,反反复复地報道,中央難道說不知道嗎?難道說你們一點也不清楚嗎?這是其一。其二,被舉報的官員沒有一個受到党紀國法的處分,而且紛紛調离,他們都受到四川党委組織部的高度重視,甚至提拔重用,還調到其他地方去升官,同樣做官、易地做官。這個問題充分地證明了自貢這個案子它不是孤立的,涉及資金之大、涉及的官員之多、涉及狀告的時間之長,其案件具有非常典型的意義,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這跟中央和省里面有相當關系的。

主要的就是這個匯東股份發展有限公司,就是個官辦公司。級級官員都在捂這個蓋子,包括國家有關部委官員和四川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的官員,都在捂這個蓋子。為什么農民的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官員們不斷地進行關照、沒有一個被處理的。

從自貢市川南五地市,包括內江、瀘州、宜賓,自貢、樂山,除了自貢以外其他四地的市委書記市長涉及土地問題的紛紛落馬,有的被判重刑。但是自貢市的主要責任官員沒有一個落馬,而且全部晉升官職。這是非常奇特的,充分的證明自貢市的征用土地大案,它是一個竄案、窩案。而且涉及的官員官職之高、權力之大,不僅自貢的問題不僅遲遲得不到解決,反而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地非法征地,暴打農民,利用公權力隨意調用警察。所以我對未來的發展如何,我沒有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我曾經也跟那些官員說:“體制問題制度問題不解決,自貢的問題別想解決。今天他對准的是我們明天可能就是你們,明天對你們可能也是一樣的。”所以這個問題也是非常非常之复雜,我對未來的發展是沒有希望的。

現在我們的聲音在國內沒有市場了,我們的聲音是發不出來了,而且是嚴加打壓我們,堵我們的嘴。我們的財產被搶了,房屋被炸了用推土机推了,我們的土地用警察暴政暴征了,在國內發不出聲音來,只能全靠你們國際社會國外媒體幫我們鼓風呼吁了。然后監督我們國家官員權力不斷膨脹,你們國外的新聞媒體和我們國內的維權人士,連起手來,我們及時向你們報告,你們及時報道,告訴國際中國到底發生什么事情了,失地的農民發生了什么。

据我了解的,我在北京苦了那么多年,直到現在包括廣東的、河南的、山東的、陝西的這些失地農民的問題,沒有那一件解決了,包括我們四川成都、西昌的農民不斷給我打電話,而且我們大家都還在聯系,都說不但沒有得到解決而且越來越惡劣。可見我們國家根本就沒有糾正机制。所以我對未來的發展看到的是中央一面在喊號召老百姓依法維權,一面又在鎮壓依法維權的維權人士。真的,我們才是中國的法律、中央政策的犧牲品。我們是才是真正的它們的犧牲品。

劉先生,非常感謝您接受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的采訪。并向您及所有失地農民問好。謝謝您。

劉正有和他所代表的失地農民,在十几年的依法維權中,一直堅信中共高層能夠體恤民情,關心民眾生存大事,揭開自貢市貪污腐敗內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但是,十几年過后,失地農民終于破滅了幻想,于今天6月,不得不轉向自救行動。農民們紛紛走出家門看護保護土地,試圖阻止土地再被掠奪。

但是,6月28日至6月30日,自貢當局再次派出數百名警察對災難深重的失地農民暴力鎮壓,過程中有8名民選代表及村民被抓、拘留,2名被毆打成重傷留醫,數十名農民被毆傷。

這一暴力行動迅速導致失地農民的意識覺醒,他們終于認識到,自己是中國法律、中央政策的犧牲品,政治制度不改革,土地維權就沒有希望和出路。因此,失去信心,深感絕望。

劉正有先生說,政治災難,今天對著的是我們,明天可能就是你們,他是全中國人民的災難。四川自貢1300名土地維權者及30000多失地農民所實踐的依法維權道路,已經走到盡頭。所付出的是十几年的精神熬煎和經濟上的巨大代价,它所得到的只有一個教訓和為全國百姓的一個明證,那就是在現有的體制、政治制度框架下的依法維權,根本就是愚弄百姓的一場騙局和一條不歸路。

體制改革、政治制度改革是自貢失地農民經過十几年維權抗爭后的今天,深刻認識到的唯一能拯救自己出离苦難的根本出路所在,這种覺醒是徹底改變我們生存問題、人權問題及所處環境的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當這個沒落的政治制度將所有百姓逼迫的無路可走,暴力壓迫使人們無法再沉默的時候,局勢就將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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