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9日訊】在《爭鳴》上，讀到余杰先生的《誰吞噬了他們的生命？──北京西單建築工地坍塌慘劇》。其內容提示中，有這樣一句點晴之語：
「但從根本上說，是中共農村政策的失誤，造成了農民的悲慘處境，使他們處於社會最底層，不得不離鄉背井去從事非人條件的苦工。」
（其實，對於中國農民來說，「非人條件的苦工」，是他們的天堂。真正的「非人條件」是做了活路過後拿不到工錢，造成所謂的拖欠農民工工資。）
初讀之時，誤以為「內容提示」是編輯的客氣用語，沒有引起注意。在讀到正文時，發現段落的黑體字標題是「農村政策失誤農村經濟凋蔽」。用黑體字標出的意圖是，不僅要使閱讀者加以注意，而且還表示它是該文的「點晴」之筆和「文眼」之所在。於是，我在刊頁上寫道：「中共的農村政策是失誤嗎？」作為記號，留待思考。
我以與中共相處50多年的經歷，反復思考之後，得到的答案是：中共的農村政策不是失誤，而是對農民的蓄意欺騙和惡意掠奪。農村凋蔽（何只是經濟凋蔽），使農民處於社會最底層，生存條件極端惡劣，是蓄意欺騙和惡意掠奪的必然結果。如果把中共的農村政策定位在「失誤」上，是不確切的，錯了位的。
為什麼？理由如下：
１、中共是靠欺騙農民起家的、李自成式的、洪秀全式的農民黨，雖然他們自己宣稱：「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但是，在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是以農民和農業經濟為主體的農業社會，現代工業處於萌芽狀態，資本家和其相對的工人（包括手工業從業者在內），在人數和經濟比例上，都很難與農民、農業相比。所以「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說，是沒有根據的。在20世紀90年代前的60年間，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大多來自農民這個龐大的群體，因而從本質上來講，中國共產是建立在農民生活貧困、重重重壓、被迫造反而企圖改變生存條件要求的基礎上的。所以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造反（不是革命）取得勝利以後，就必然要改寫歷史。他先給李自成、洪秀全正名，稱其為「農民革命」。這是權者通過暴力奪得了統治權後，為自己尋求合法性的歷史必然。因為「革命」一詞是「除舊佈新」為要意的；而農民用暴力奪取政權的目的，只不過是「新瓶裝舊酒」的改朝換代，毫無「除舊佈新」之意，沒有革命意義。所以毛澤東必然要改寫歷史，給他領導的農民暴力冠上「革命」的名義，達到「名正言順」，取得傳統的合法性。
以毛澤東為首的農民暴力的口號是「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權力歸農會」。這些欺騙農民的口號，均源於李自成的「跟闖王不納糧」和洪秀全的「均田制」。因為「土地問題」是農民最關心的問題，也是對農民極具誘惑力的口號。李自成憑籍「憑藉」「跟闖王不納糧」的口號打進北京而當了40天的「大順皇帝」；洪秀全也靠「均田制」攻入南京而自稱「天京天王」。不管是「大順皇帝」也好，「天京天王」也罷，當他們被暴力的農民擁上「龍庭寶座」之後，就把那些欺騙性的口號「束之高閣」而忙于建立自己的「天子」地位。毛澤東及其被他玩弄於股掌之間的中國共產黨，沒有理由不墮入「改朝換代」的怪圈之中。其「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權力歸農會」口號（政策）的欺騙性便昭然若揭。
２、毛氏帝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其農村政策，是建立在對農民蓄意欺騙的基礎上，對農民惡意的掠奪。「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通過「土地改革」，從表面上來看，共產黨似乎是實現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許諾，讓農民從「地主」手中奪得了土地；使「30畝地一頭牛」的農民感激不盡。但是，在兩年之後，毛澤東就出新招，想辦法收回已經分給農民的土地，爾後把他們牢牢地拴在「新式農奴」的柱子上。「對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農業合作化」就是毛氏政權赤裸裸地掠奪農民土地的暴戾手段。
農業合作化的初級階段，是以土地入股為主要標誌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土地改革中「徹底翻了身」的農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土地入股之後的《土地證》就變成了一張廢紙，土地所有權就不明不白的被取消，共產黨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為了顯示中國共產黨不僅是土地的主人，而且對農業的主要產品（糧食、棉花、菸葉）擁有絕對的支配權，於是由國家出面規定：把主要農產品列為戰略物資而用「統購、統銷」政策加以把持；繼而取締農產品市場，禁止交易，統統納入國庫，以養龐大的國家機器，是謂之「以農養政」。
1953年起，按照蘇聯模式，搞「以重工業為中心」的五年經濟建設設計畫（簡稱「五年計劃」）。當時的國情是：農村的農業合作化，城鎮的「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貿市場關閉，工商業大幅萎縮，市井蕭條，全國經濟處於「供給制」狀態。在這樣的經濟狀態下，建設資金就不得不向農民掠取。正如中共高層領導人所說：只有把褲帶勒緊點。在「勒緊褲帶」之時，首當其衝的是農民。因為他們的人數最多，「勒緊褲帶」的潛力最大。這就是長達30年的「以農養工」的現實。
所以，我認為：中共的農村政策不是失誤，而是對農民蓄意的欺騙和惡意的掠奪。其後果必定是：使農民處於社會的最底層，承受重重重壓，生存條件極端惡劣。
在中共統治的幾十年中，鄧小平掌權的初期，由於解散了「人民公社」，土地實行了「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承受重重重壓」、「生存條件極端惡劣」的農民和農業。但是，由于「農民問題」不是一點點讓步就能夠解決的問題，而是政治制度必鬚根本改變（例如土地的私有化），才談得上解決問題。所以，後繼者的「取消農業稅」，改變「農村戶口制度」及「與農民減負」……等等，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問題」。因而「農民問題」便成了「和諧社會」中最不和諧的「癌症」，而永遠地困擾著中共的第三代、第四代領導……乃至永遠！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