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9日讯】在《争鸣》上，读到余杰先生的《谁吞噬了他们的生命？──北京西单建筑工地坍塌惨剧》。其内容提示中，有这样一句点晴之语：
“但从根本上说，是中共农村政策的失误，造成了农民的悲惨处境，使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不得不离乡背井去从事非人条件的苦工。”
（其实，对于中国农民来说，“非人条件的苦工”，是他们的天堂。真正的“非人条件”是做了活路过后拿不到工钱，造成所谓的拖欠农民工工资。）
初读之时，误以为“内容提示”是编辑的客气用语，没有引起注意。在读到正文时，发现段落的黑体字标题是“农村政策失误农村经济凋蔽”。用黑体字标出的意图是，不仅要使阅读者加以注意，而且还表示它是该文的“点晴”之笔和“文眼”之所在。于是，我在刊页上写道：“中共的农村政策是失误吗？”作为记号，留待思考。
我以与中共相处50多年的经历，反复思考之后，得到的答案是：中共的农村政策不是失误，而是对农民的蓄意欺骗和恶意掠夺。农村凋蔽（何只是经济凋蔽），使农民处于社会最底层，生存条件极端恶劣，是蓄意欺骗和恶意掠夺的必然结果。如果把中共的农村政策定位在“失误”上，是不确切的，错了位的。
为什么？理由如下：
１、中共是靠欺骗农民起家的、李自成式的、洪秀全式的农民党，虽然他们自己宣称：“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以农民和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现代工业处于萌芽状态，资本家和其相对的工人（包括手工业从业者在内），在人数和经济比例上，都很难与农民、农业相比。所以“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说，是没有根据的。在20世纪90年代前的60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大多来自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因而从本质上来讲，中国共产是建立在农民生活贫困、重重重压、被迫造反而企图改变生存条件要求的基础上的。所以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造反（不是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就必然要改写历史。他先给李自成、洪秀全正名，称其为“农民革命”。这是权者通过暴力夺得了统治权后，为自己寻求合法性的历史必然。因为“革命”一词是“除旧布新”为要意的；而农民用暴力夺取政权的目的，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的改朝换代，毫无“除旧布新”之意，没有革命意义。所以毛泽东必然要改写历史，给他领导的农民暴力冠上“革命”的名义，达到“名正言顺”，取得传统的合法性。
以毛泽东为首的农民暴力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这些欺骗农民的口号，均源于李自成的“跟闯王不纳粮”和洪秀全的“均田制”。因为“土地问题”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对农民极具诱惑力的口号。李自成凭籍“凭借”“跟闯王不纳粮”的口号打进北京而当了40天的“大顺皇帝”；洪秀全也靠“均田制”攻入南京而自称“天京天王”。不管是“大顺皇帝”也好，“天京天王”也罢，当他们被暴力的农民拥上“龙庭宝座”之后，就把那些欺骗性的口号“束之高阁”而忙于建立自己的“天子”地位。毛泽东及其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理由不堕入“改朝换代”的怪圈之中。其“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口号（政策）的欺骗性便昭然若揭。
２、毛氏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其农村政策，是建立在对农民蓄意欺骗的基础上，对农民恶意的掠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通过“土地改革”，从表面上来看，共产党似乎是实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许诺，让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得了土地；使“30亩地一头牛”的农民感激不尽。但是，在两年之后，毛泽东就出新招，想办法收回已经分给农民的土地，尔后把他们牢牢地拴在“新式农奴”的柱子上。“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业合作化”就是毛氏政权赤裸裸地掠夺农民土地的暴戾手段。
农业合作化的初级阶段，是以土地入股为主要标志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土地改革中“彻底翻了身”的农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土地入股之后的《土地证》就变成了一张废纸，土地所有权就不明不白的被取消，共产党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为了显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土地的主人，而且对农业的主要产品（粮食、棉花、烟叶）拥有绝对的支配权，于是由国家出面规定：把主要农产品列为战略物资而用“统购、统销”政策加以把持；继而取缔农产品市场，禁止交易，统统纳入国库，以养庞大的国家机器，是谓之“以农养政”。
1953年起，按照苏联模式，搞“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五年经济建设设计划（简称“五年计划”）。当时的国情是：农村的农业合作化，城镇的“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贸市场关闭，工商业大幅萎缩，市井萧条，全国经济处于“供给制”状态。在这样的经济状态下，建设资金就不得不向农民掠取。正如中共高层领导人所说：只有把裤带勒紧点。在“勒紧裤带”之时，首当其冲的是农民。因为他们的人数最多，“勒紧裤带”的潜力最大。这就是长达30年的“以农养工”的现实。
所以，我认为：中共的农村政策不是失误，而是对农民蓄意的欺骗和恶意的掠夺。其后果必定是：使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承受重重重压，生存条件极端恶劣。
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中，邓小平掌权的初期，由于解散了“人民公社”，土地实行了“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承受重重重压”、“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农民和农业。但是，由于“农民问题”不是一点点让步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政治制度必须根本改变（例如土地的私有化），才谈得上解决问题。所以，后继者的“取消农业税”，改变“农村户口制度”及“与农民减负”……等等，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因而“农民问题”便成了“和谐社会”中最不和谐的“癌症”，而永远地困扰着中共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乃至永远！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