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1日訊】有些鳥兒是永遠關不住的，因為它們的每一片羽翼上都沾滿了自由的光輝！
－－電影《肖申克的救贖》
民間記錄
由於多年來堅持打撈四九年後當代中國的痛史，因此得以窺看到許多一般人不曾注意的社會災難之細部，我期翼從那些邊角木料中來接近歷史的真面目。官方大言玄玄的旌表文章固然也是研究中國當代史所必須注意的，但官方對檔案嚴加看管，使得研究者無法看透他們整人背後的真實動機，因為他們藉此愚弄民眾的利益。沒辦法，作為一個對當代中國痛史有窮根究底癖好的人，只好從民間說法及其他邊角木料中來加以修補。正是因為如此，反而可能進入歷史的真實之中，尋得那些被遮蔽與掩蓋的慘痛記憶。
我搜各種舊書及相關資料二十年，從那些被人們遺忘的民間紀錄裡發掘了少有意義的鮮活史料，如民生公司職員何現倫六十年前的日記，如成都佛教界反右原始資料，如五十年代初還俗和尚被迫離婚的判決書等，這些東西在以論代史，好作宏大敘事的人看來固然不值一提，委棄不顧，然而我樂此不疲。這些年來，對日記、年譜，更多的是原始材料的熱衷，形成我對歷史的細部解讀方式。所以我才在細讀《吳虞日記》和《湘綺樓日記》後寫一系列的吳虞、王闓運與近現代巴蜀文化關係的瑣細文章，並從中找到歷史寫作的樂趣。這樣的做法，我願意承認與目下知識界一些朋友尋求民間思想（丁東、謝泳、朱學勤、邵建等），另一些朋友尋找民間紀錄（李輝搜編的《杜高檔案》以及賈植芳、茹志鵑等人的日記等）的努力之影響是分不開的。如果沒有這些影響，沒有這些蒐羅與注重民間史料的心理準備，哪怕面對眾多災難史料，也無動於衷。換言之，如果沒有這樣的意識，如果不把自己作為中國苦難的在場者——我雖是晚生後輩，許多災難我不曾經歷過，但經歷者的疼痛與他們的悲慘到令人窒息的生活，仍像空氣一樣包圍著我，使我艱於呼吸與視聽。何況自己本身在這個國家也經歷了相應的苦難與血腥，豈能一忘了之——就是與「五八劫」等群體的人天天在一起，也不可能與他們真正從心靈相識相契。
感謝網絡，使我得以在人群囂囂中認識王建軍先生——令我尊敬的王大爺。當我知道他與同學和難友們準備將過去的東西撰寫出來，以留存後世的時候，我甚感興奮。於是我在自己博客上寫了兩篇文章——《告訴後人真相是老年人的義務》、《我們應該怎樣幫助老年人回憶歷史》——來呼應他們的努力。他們從一開始便不恥下問於我這樣的晚生後輩，讓我貢獻芻蕘，我也不揣譾陋，有所芹獻，他們不僅在自我回憶的基礎上，作了比較紮實的名錄，他們後來尋到更多的官方文件、檢舉及認罪材料等，而且在文件後面尚有自己不錯的點評與閱讀。不僅表達了自己意見，而且提供可供後來研究者第一手資料，真可謂功莫大焉。以不才之孤陋，尚未看到過任何一個四九年後的有關運動——四九年後的運動多如牛毛，研不勝研，究不勝究，且資料湮沒不彰，加以官方有意的阻擾與遮蔽，許多運動業似乎漸漸成為一筆糊塗帳，這正是那些「歷史宜粗不宜細」者所樂觀其成的——像如此這般被全方位地紀錄下來，留給後人以可信的第一手歷史資料，從而為撕破鐵幕，燭照黑暗深淵，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國大地上經歷過各種運動的「運動員」可謂不計其數，除了曲博、羅小文主編《颶風颳過亞熱帶雨林》記錄了雲南知青歷史與現實維權歷程外（我曾寫了一篇《苦難必須反省而非玩笑》談知青問題），還沒有沒有一個「運動員」群體如此執著地願將其認真而完備地紀錄下來，可謂空前，必將名垂青史。希望「五八劫」群體的做法，空前而不絕後，繼起有許多效仿者，踵武其後，將自己的親歷寫出來，尤其對當時整治你們的官方原始檔案、能找到的揭發材料、受難者名錄、整人者名錄等，悉數蒐羅整理出來，一可安慰自己，自己禁聲幾十年後，依舊可以發出應有的聲音，二可給後人借鑑，讓他們少犯此種錯誤，少進此種被官方糊弄的圈套，讓他們為做一個真正的人而不懈努力，此可謂功德無量。
一九五八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所造成的劫難，是中國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對未成年大規模的殘害。一個政權對未成人都不放過，可見其瘋狂殘忍到了何等反人類的地步。我建議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與研究者，與民間一道，建立一種四九年後「中國災難學」，注重第一手資料的獲得與整理，喚醒民間記錄與保存災難史料的意識，把九百六十萬平公里的土地上所發生的災難，都照實收錄保存起來，使其無所逃逸。讓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中國人不幸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作為意識形態活體實驗動品的悲慘故事，以作為我們民族永遠的恥辱而傳之久遠，不再犯相同之錯誤。
消除恐懼
生活在專制國家，沒有羅斯福四大自由之一「免除恐懼的自由」，加之專制政權的監控與打壓無處不在，遍及我們生活的每個角落，使得許多人內心有點與官方不同的想法，便瑟瑟發抖。這也不能怪我們這些孱弱的個體，在強大的專政機器，個人是多麼弱小。但即便再弱小，你也有他人不可替代的尊嚴，也有他人不可替代的力量，這些微小的力量加諸一起，必將形成對專政機器的強大壓力，使他們隨時防範、寢室難安。事實上，專制政權對人的傷害是無所不在，受傷的不僅是受害者—— 一般說來，受害者所受傷害最大最直接也最無辜——迫害和鎮壓者也受到應有的傷害，因為他們隨時怕受害者的報復。於是你才看到一小小的區政府辦公大樓都站有崗哨，相當於用豪華豬圈把自己圈養起來，喂得白白胖胖的，也沒有真正的自由可言。要言之，一部分人剝奪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使所有的人都沒有自由，專制制度傷害所有人的自由。
雖說專制制度傷害所有人的自由，但綁匪無疑比人質具有更多的自由，恐懼也相對較少。綁匪集團的勢力過於強大，使得所有人質儘量向綁匪獻媚，形成人質愛上綁匪的奇特景觀，這便是有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人質愛上綁匪的幾大特徵，就是儘量把自己變得搖尾乞憐的奴才，處處替綁匪著想，連綁匪都未曾想到的絕招，連綁匪都沒有想到的管理人質的殘忍手段。綁匪看其作為人質有發展前途，且像奴才般忠心耿耿，於是封其為奴才總管，其所使用的招數之陰毒更甚於綁匪數倍，正應了奴才做了主人比主人更可怕的道理。由於其中的人質特別起勁地效忠綁匪，得到一點好處，激發那些還沒有效忠的人質想盡一切手段去接近綁匪，委身投靠，交心告密，於是爭相效仿，因此遍地都是人質給綁匪早請示、晚匯報，唯恐綁匪不知他的賣身投靠。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於是偌大的中國，幾乎成了生長人質愛上綁匪的豐厚土壤，其豐厚程度，以我對歷史與現實的瞭解，可能堪稱世界之最。
另一方面綁匪為了將人質治理得服服帖帖的，除了採取告密的運作方式，以節約統治成本，敗壞人心及讓人的品格墮落外，還讓你在血淋淋的現實生活中，不得不學會狗咬狗的生存策略。因為你不咬別人，別人會咬你，於是大家都在擔驚受怕中度日，形成了一種人質與人質之間的「囚徒困境」。人質之間群體的最佳效果當然是都不告密，團結起來，讓綁匪無從下手。但群體中的個人為了獲取自己的好處，就有人亂編造或提前告密，以期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因為每個人都考慮個人利益最大化，於是互相告密揭露，發人陰私，層出不窮，此風日熾，於今為烈。結果每個人都有罪，都有把柄被綁匪捏在手中，那麼便於綁匪分而治之，用甲治乙，用乙治丙，再用丙治甲，形成整人的惡性循環，結果實現了綁匪的利益最大化。這便是我利用「囚徒困境」理論在告密中的運用——我正在利用我手上蒐集的眾多告密例證，來研究「告密中的囚徒困境及其制度化的成因」——也是解開告密為何被歷來的專制者樂此不疲、運用不休的根本因由。專制者便是「囚徒困境」故事中的警察，而專制者管制下的群眾則是其中的囚徒。專制社會樂於利用民眾告密管理整個社會，那是因為告密會造就專制者的利益最大化，使他們剝奪民眾利益時成本非常少。而民主自由社會則因為諸種制度因素的制約，民眾不是囚徒，而掌權者也不是警察，所以無法套用這個「囚徒困境」的故事來達成告密之制度化，從而實現掌權者的利益最大化。
綁匪之所以能把人質治得服服帖帖的，除了利用真正的「囚徒困境」外——中國整個社會裡的民眾都處於「囚徒困境」之中，被專制者治理得服貼溫順，這是個很好政治學和社會學研究課題——加上長時期大規模的洗腦，反而讓人質覺得被綁匪綁架是為他自己好，有些人質覺得脫離了綁匪集團，反而不能愉快地生活，惶惶不可終日，而讓人質獲得自由則是那些想顛覆他們這綁匪集團的陰謀，是「反華勢力」。這種沒有邏輯，不長腦子的洗腦理論，居然可以欺騙到許多人質，有不少人質還樂意像鸚鵡一樣重複這樣的理論，而不知其是如何荒謬。中國是個盛產奴才的國家，人質愛上綁匪的事，幾千年來上演不絕，代不乏人。認為自己只是人質，為了獲得更多不乾淨的利益，於是拚命揭發告密、落井下石，站在別人肩膀上往上爬，甚至踏上一隻腳，讓對方永世不得翻身。如此醜惡的事，在四九年後的社會生活大規模爆發，多於中國幾千年專制社會的任何歷史時期。只拿告密這一件生活在「囚徒困境」的中國人特別喜歡做的事來說，其波及面之廣，涉及人之眾多，蔓延時間之長，造成的恐懼之深，超過中國的歷朝歷代。此前尚有「親親相隱」，不主張親人之間告密，而四九年後則不分親疏一律只向當政者效忠，親人攻訐，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鬩牆，連親人之間僅有的一點個人隱人與互相傾吐積愫的空間都被他們強制沒收，使你成為一個沒有任何保護的「玻璃人」。由於專制者大量用公權力侵奪人的私人空間，因此玻璃人分外透明，一觸即碎，易碎即易投降，易於成為綁匪的奴僕。
「五八劫」和四九年後的所有運動一樣，專制者所用的方式，無非是誘導啟發，引蛇出洞，群眾運動，互相告密，檢舉揭發，批鬥示眾，劃清界線，整人發配，勞改入監這幾大步驟。當然他們都會在整人之前信誓旦旦地保證，絕不秋後算賬，但秋後算帳才是整人者慣用的伎倆。如果你不去整人批鬥，不去告密揭發，那麼就會讓處於「囚徒困境」中最不利一端，於是你便成為該運動的祭品，以儆傚尤，讓更多的人學著把告密揭發作靠近組織的進步舉動，此種顛倒是非，混淆做人底線的愚民方式，長久得逞，就是胡蘿蔔加大棒的統治模式的必然結果。像張靜姝一樣不願去批鬥整人，不願去揭發人的好人，就成為「五八劫」中真正的犧牲品。但這樣高貴的犧牲，在四九年後的中國人中已是鳳毛麟角，在此我表達作為晚輩對張靜姝老人深深的敬仰之情，中國正是因為有你這樣的人還在，才不至於完全變成虎狼禽獸之國。雖然我們長期遭受綁架，但我並不悲觀，青山遮不住，我相信像張靜姝老人這樣高尚品質的人，在中國會越來越多。現在社會還有許多問題，但只要大家努力，互相聲援支持，說出真相，爭取自己的權益，就能真正不依附綁匪，從人質狀態下解放出來，而成為一個真正大寫的人。我知道許多前輩經歷了很多磨難，已經變得「深藏不露」乃至恐懼難消，都是值得同情乃至可以理解的。但你愈加恐懼，只會增加你的恐懼，只會便宜那些搶奪你利益的人，只會助紂為虐，只會姑息養奸，只會讓他們蹂躪並嘲笑你。鬼都怕惡人，雖然這只是個比喻，但它深刻地說明了如果我們大家持續反抗，並說出真相，綁匪就不會那麼輕鬆得逞，最終會使我們完全得到我們應有之尊嚴與利益。在如今的後極權時代，極權者整治人雖然仍舊很凶，但他們整治一個人的成本無疑在顯著增加，像以前那樣悄無聲息地陷人於萬劫不復的深淵的次數在相對減少，每個人都添一份力量，也許你就可能是那根壓垮專制這個駱駝的最後一根羽毛。
真相下的和解
生在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不管別人是怎樣生活的，但我的經歷表明自己並不是個一直勇敢而清醒的人。我雖然從小有些疑問，但也沒有什麼豹子膽可炫耀；我雖智商不差，但由於受愚太久，沒有解決思考方法與路徑的問題，看不到自己權益為何受損，陷入認識上南轅北轍的苦況，墮入黑暗幽蔽的深淵而無法自拔。由於看到太多的暴力與黑暗，因此常存暴戾之氣，不乏雪仇之心，在極端的路子上似乎越走越遠，卻越走越痛苦，越走越無力，越走越不相信生活中不少的人，把自己搞得灰頭土腦，同時也將這種壞心情傳染給別人。好在尚有一份自我審視的精神，用真實的心靈去感知去瞭解這個世界，尤其是我身邊所看到的和經歷過的苦難，加之窮讀胡適諸先生的著作，才知道一個人要堂堂正正的做人，一樣可以行走於天地間。不特如此，胡適先生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精神，威伯福斯通過幾十年的努力，終於在英國乃至全世界實現了廢除黑奴貿易的理想，這是一種多麼偉大的堅韌，真可垂諸萬世而不朽。就是像胡適、威伯福斯這樣偉大的人，也不是有三頭六臂的超人，他們也屢受挫折，但從不放棄努力。最重要的是，他們有自己的信仰，胡適先生將民主自由當作自己的世俗信仰，而威伯福斯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內心有自己堅定的信仰作支撐，不至因世事風雲、現實的不堪而擄去自己努力奮鬥的精神。
說出真相，讓後人記住這一切災難，是我們作為過來人或者間接經驗者、研究者的義務，因此我寫過一篇《告訴後人真相是老年人的義務》。我的基點並不是唱高調，而是說，你如果真愛你的孩子，你應該告知他你曾經的災難之真相，以避免將來他重罹此種災難。即便不幸深罹此種災難，也應因此自解的應對方略，而不致對生活絕望。人活著的目的與意義，或許各有不同，但我認為一個人應該活得體面與尊嚴、幸福與安康，是任何人都不反對的世俗理想。而要得到這一切，並不會天賜，沒有免費的午餐。尤其是在我們這個專制的國家，一部分人正是靠剝奪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靠平等競爭發家致富的，因此要維護自己的權益，在制度沒有保障之前，每個人必須為自己的權益不受或者少受損害，而做出不懈的努力，才能相對活得像個人樣子。而要爭得自己的權益，那麼說出事實與歷史的真相，是爭取自己權益不可缺少的方法，只有在真相被揭示出來，那些作假而鯨吞你權益的人才有可能暴露於天下，被眾多的人批評，鯨吞你利益者才有可能收斂或者受到應有的懲處。你如果默不作聲，至死不說，那麼你被奴役的命運就不可能有絲毫之改善。
要獲得真相，我們不能等待官方的恩賜或者良心發現，官方不可能主動將自己曾經作惡的真相公佈出來，除非有真正制約它的力量起來調整他們過去的所作所為，各個運動的真相才可能逐步真相大白。別說目前官方不允許公佈真相，就是官方不再製止，也因公佈真相不僅波及許多人的利益，而且事涉許多人的心靈之調整與療治，更涉及到四九年後所推行的社會制度的徹底反省，這對雙方以及整個官方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即便困難重重，一方面真正有良知識分子與研究者，理應做此長期之研究和言說工作，使更多的人知道歷史真相原來如此，使官方以前反人類的許多做法大白於天下；另一方面，我們民間的親歷者也不是一無所為，有許多工作可做。其一，我們可以儘量保留原始資料，如此前的判決書，此後的改正書；如自己當時經歷運動時或者在勞改地的照片，包括其他同難者的一切信息等等，細大不捐，越細越好。其二，是儘量多寫回憶，以便親人或者摯友保存，或者供給有興趣的研究者使用；或者將自己的回憶用影像設備錄、攝下來，送給自己後代保存，此為慰親憶念的方式，還可以拿給相關人士進行切實的研究。其三，前二者你都無法做到，可寫一不多之簡介，以便那些編輯諸種受難者名錄的人使用，以留下雪泥鴻爪，不讓曾經的災難在沒有得到反思反省前，就消息於天壤間。
說出真相，讓後人瞭解，記住過去曾經的苦難，並不是為了仇恨，並不是為了冤怨相報。而是在說出真相過後，讓整人之人受到應有的譴責，並且在心靈上有所不安，徹底告別安居於作為綁匪之人質的狀態。勇敢地說出真相，是為了讓整人之制度慢慢解體，為建立真正民主自由的國家添磚加瓦。南非大主教圖圖說過，沒有真實無欺的真相，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因此圖圖在南非成立了和解與真相委員會，調查南非過去的災難，使南非最終種族和解的民主自由之路。因此我們一方面要呼籲官方開放所有與此前中國苦難的檔案，讓民眾知曉過往一切災難之因由，另一方面應該允許學者公正客觀地研究，使這些災難在可以公開自由研究的情況下，變成一種對過去災難加以反省，並且成為避免災難再次發生的一種難得的酵母。在許多黯昧不明的殘酷災難，漸漸浮出水面以後，我們個人及民間團體，有理由要求官方為此做出真誠的道歉，並為此做出相應合理的國家賠償。我們需要和解，但我們不是乞求，而是在官方公佈真相併有道歉之誠意下的和解。活在當下之中國，到處充滿不公與暴戾之氣，憤怒是一種勇氣，說真話一種力量，寬容理性是一種美德，和解是一個社會和諧發展必須。不弄清以往歷次災難運動的真相，官方不對四九年以來的災難作深刻的反省與道歉，就不可能有全社會各階層的和解，當然也不會有全中國真正的福音。
自我救贖
《肖申克的救贖》實在一部反應監獄與自由之關係的好電影，其間所蘊含的深意，在我們中國人看後更是深有同感。整部電影反應了人質愛上綁匪、鳥兒愛上鳥籠、犯人習慣監獄的過程，極好地展現了一個人患上斯德哥爾摩綜症後的諸種「症狀」，當然也反應了一部分人不屈地追求自由的熱望。影片通過瑞德之口說出對 institutionalized（體制化）這個詞語的看法。他說：「起初，你討厭它，然後你逐漸的習慣它，足夠的時間後你開始依賴他。這就是體制化」。體制化就像對動物一樣，開始豢養、圈養，到最終放你出去，你還不適應了。同樣的，人也是如此，在黑暗中呆久了，咋見陽光，你的眼睛有一個適應過程。生理過程適應得還比較快，但心理的改變，以及重新對獨立自由生活的習慣就得有個慢長過程，這也是許多人從監獄出來，便被排斥到主流社會之外、自我邊緣化的原因之一。
一個「運動員」群體受了苦，在專制的柵欄有所鬆動的情況下，就像人被扼住了喉嚨，現在稍微休息的情況下，余痛未息，不趁機喊出幾聲來，實在是有活得不明不白之嫌。如果一個人連控訴別人傷害自己的能力都喪失了，即便僥倖活下來，也只有「人皆得以隸使之」的悲苦命運等著他。我們雖然生活在一個鐵幕政權之高壓非常厲害的國家，人人都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但就像你在黑夜裡走夜路，大家不發出聲喊，互相壯膽，那麼你可能會因無法堅持到走出黑暗隧道，重見天日的那一天而灰心不已。一個人尚未努力去活得像一個人樣子，就開始灰心絕望，主要是自己對不住自己，自己過早投降，尊嚴與幸福無條件讓渡給了那些奴役你的人，如此自怨自艾，那是連上帝也無法救贖你的。
每個人說出自己的受難史，不是為了展示傷口，以博得他人之同情。而說出自己受傷的心路歷程，以及其間的掙扎，是為了後來之人不再受這樣的痛苦。同時說出真相，道出自己受傷乃至不幸害人的經歷，都是一種難得的自我療治。這種療治不僅使自己放下包袱，是一種必要的心理釋放，更是一種透脫後的總結。每個人有自己善良光輝的一面，也有自身幽暗不足與外人道的一面。一個人不是生下來就是壞人，同理好人也是逐漸修為而成的，並非來自天啟，也不全是因為某種生物遺傳，而是後天習得與教育。是人有都有自己的侷限，意識到這一點，是一種真正的拯救。所以當我看到五八級同學黃顯君寫給楊無忌等人的懺悔信，受害者王建軍在文章中提到自己也曾經做過一些害人之錯事時，這和張靜姝不陷同學於不義而自己深陷苦難，由一類學生被打成四類學生，一樣讓我感動萬分，展現了一種真正不可多得的人性光輝。一個人對迫害他的制度和個人持續不斷地控訴，比起那些緘默不言者，當然是了不起。但一個人只知控訴，而不知反省，不知自己在一個污濁的社會不可能全身而退、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事實，不知自己在有意無意中曾經傷害過別人，那麼這樣的自救就是不完整的。控訴是一種道出真相的發洩與療救，反省與懺悔是一種寬容理性的光輝，是一种放下與和解，是一種真正的心理安慰與靈魂救贖。
換言之，一邊憤怒控訴，一邊反省與懺悔，才是獲救之一枚硬幣的兩面，缺一不可。即便你對囚禁你的監獄，豢養並騸掉你創造力的「體制化」有很深的依賴症，就像一個人對毒癮的依賴一樣，終究可以通過不懈的努力而洗心革面。這就是瑞德對於「希望」的解釋：「不要忘了這個世界上還有可以穿透一切高牆的東西，它就在我們的內心深處，他們無法達到，也觸摸不到，那就是希望」。同時也像《肖申克救贖》裡安迪的選擇一樣，再強大的體制也永遠無法剝奪我們選擇救贖的權利，因為救贖就存在於我們的心中，那是任何強權也無法到達的地方。讓我們努力做一個每一片羽翼上都沾滿自由光輝的鳥兒。自由光芒因從自身散發出來而耀目，而不是來自他人的反光。如果僅僅是他人的反光，就像月光一樣沒有真正的溫暖，沒有真正豐沛的照耀他人的能量。
上帝只救自救的人，我也曾寫過一篇文章《每個人都必須自救》，他救只是一種外力的推助，而非一種發自內心，自己做主的獲救。他人對你的幫助，只是一種外在的助力，固然有助於你逃離苦難深淵。但如果你缺乏自我救贖能力，不能全面深自反省自己一生的所作所為，那麼你的救贖就是不全面的。回憶過去，控訴當然是必須的，但只停留在控訴的層面，讓控訴的野草的瘋長（朱學勤語），也只算是完成了自我療救的一半。王建軍到晚年不僅大膽說出真相，還提及自己曾經傷害過的人，而且費盡心血，將五八劫的真相編輯成書——當然這裡面有眾多人的功勞，但王建軍無疑居功至偉——實在是於同學於友人於後人於社會於國家，都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大事。讓我對王建軍、張靜姝、黃顯君等參與五八劫之編輯纂與回憶的諸位老前輩，表達我作為一個對當代中國災難史深表關切的晚輩的深深謝意，你們是一個多災多難而又令人敬佩的群體。你們的努力，是我們後輩追隨的榜樣。我相信通過大家不懈的努力，自由的甘霖必將降臨我們這塊多難的土地。
【2007年10月30日晚10時定稿於成都】
－－原載：《冉雲飛Blog》，2007-11-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