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7日訊】其一
當我年逾花甲、且獨自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終於找到了一種生存方式，那就是寫作。寫作，不僅是用來驅除生活所不能驅除的孤立與孤獨；更為要緊的是希望通過細節上的描述，來複制出一種歷史的記憶。生活中常有這樣的情況：一個人如果得不到現實的理解，那他就要期待將來被人理解。何況有些人一直是被社會曲解的，書中的大部分人即如此——個個心高萬丈，卻都落入了窘境或絕境，最終被塵土和歲月掩埋。
《最後的貴族》出版日文版了。我沒有去過日本，但從小就知道它，從富士山到歌舞伎。因為父親1928年曾流亡日本；母親在東京住的時間就更長了。此後歷經坎坷，依舊不忘東渡的時光。
九泉下的他們，若知女兒的書有了日本讀者，當有怎樣的欣慰！
其二
去冬在臺北讀到一本英國當代著名史學家保羅‧詹森（PaulJohnson）寫的《所謂的知識份子》。書中研究的物件如盧梭、雪萊、馬克思、托爾斯泰、海明威、羅素等，無一不是人們熟悉且在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作者從“人比概念更重要”的理念出發，以史料為依據對其進行重新審視，深入探究。一路讀來，令人震驚——原來這些思想人物不僅是普通的人，而且還是相當卑瑣的角色。比如盧梭一面鼓吹兒童教育，一面卻把自己五個親生孩子送進棄嬰收容所。作者的立意顯然不是惡意醜化先賢，他是希望有思想的人沿著他的記述繼續探究下去——當“知識份子”以普遍化的良心與理性代言人身份出現以來，他們是否真的就推動了時代前進？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育體系擴張，原本散在民間以先民立命的「知識份子」開始被體制所收編。「良心知識份子」開始退位，「政策取向的知識份子」則在專業化的名目下，成為新的主流。他們不再對政治或社會的任何事物提出不同的願景，而只會從事各種瑣碎小事的思考與鑽研。其甚者，乃是在學院也日益類比企業的情況下，大家忙著找題目領補助，忙著旅行演講和上電視做秀。”是的，當明白自己身處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背景，我們才能懂得史學家保羅。詹森所寫《所謂知識份子》，其實是超越了狹義的“知識份子”角色課題，而引導讀者深入到反思當代思想發展趨勢的方向，在震撼中獲得啓示，在啓示中產生聯想：我們這什麼時候也能有一本類似的書？
今春，我從朋友那讀到了張宏傑的《歷史人物的另類傳記》手稿。作者或許沒有西方學者那麼明確的既是學術的、也是思想的寫作意向，但他那種以比較正常的聲音來敍述歷史事件，描畫歷史人物的寫作狀態和方法，令我興奮不已。例如他筆下的海瑞是很好的一個清官，但與此同時，清官海瑞還是個偏執症患者。需要說明的是，書中凡屬重要人物的表現，大都以史料為依據。儘管議論過多，也未必都很正確，但絕非“戲說”。最近，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歷史隨筆集《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即《歷史人物的另類傳記》）。這七張面孔是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監魏忠賢、清官海瑞、叛臣吳三桂、忠臣鄭成功和造反者張獻忠。七個人，七個側面。這不同的角度為我們提供了一幅明王朝封建專制制度的完整圖像。我想，這樣的組合就很有些意味，足夠愛壢史，愛思考的人去看，去想了。
其三
“副刊”應該是報紙最好看、最珍貴的一頁。瀏覽的是新聞，留下的是文學——我自己就是這樣，相信大多數人也如此。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錢穆圖書館發現幾十本老舊卻精美的《聯副》合訂本，真是欣喜若狂。每週借它三大本，不僅閱讀，還做筆記呢。到了最後期限，我熬夜至天明，那也心甘情願。因為副刊有文學的靈魂，有民主的氣質，還有世俗的趣味——這是我喜歡的，也是我需要的。好的副刊是可以單獨收藏，不像整張報紙，天天新聞，處處時尚，卻過眼就忘，看罷就扔。
也有例外，那就是《人民日報》的副刊了。1957年5月，《人民日報》的一位元記者拜訪謝冰心，他特地代副刊向這位女作家約稿。謝冰心在稱讚《文匯報》以後說：“《人民日報》的副刊辦不好，它只能登正面文章。”記者說：“我們的副刊也可以登反面文章。”謝冰心說：“登反面文章也辦不好，它是黨報副刊。”
幾十年了，情況似乎也沒有什麼變化。由於報紙的性質與“喉舌”作用，我和同事仍不愛看。上班的時候，一聲：“報紙來了！”大家都去搶。唯有《人民日報》晾在桌上，無人撿拾。它太光潔、太端正、太規範了，像一張被精心修整裝飾過的面孔。整張報紙都不看，副刊也就跟著倒楣。
最近，又有了例外，一本寫《人民日報》副刊的書成了搶手貨，它就是負責“人民·副刊”工作的袁鷹先生撰寫的《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本來是正常銷售，出版社只印了八千冊。誰知《側記》和我的《伶人》一起，被官方列入了禁書。這一下，就熱了，火了，瘋了！單是我的律師小浦就買了十幾本。一次，我參加一個座談會，就眼見很多人捧他著書，等著簽名呢。
《風雲側記》是本難得的書。難得在袁鷹先生把那太光潔、太端正、太規範，像一張被精心修整裝飾過的面孔恢復了血色，返還了原貌。你想知道電影《武訓傳》批判的真相嗎？你想知道黨報是如何刊出領袖詩句的嗎？你想知道趙丹臨終遺言的前前後後嗎？那就請聽他娓娓道來。冷靜的態度和直感的熱情，自然地相互融合。“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由於廣泛而豐富的編輯經驗與內心始終堅守的正直善良，袁鷹先生才得以在複雜條件下擁有可靠的判斷能力。而這種可靠的判斷力，又使他具有面對真相的力量和捍衛真理的氣魄。這是他的特點，這也是《風雲側記》的品格！
“筆走龍蛇二十年，分明非夢又非煙。”這是鄧拓調離《人民日報》，與同事告別時念的詩句。意味深長，讀來惆悵。
我讀袁先生書，竟也有些惆悵。這是書的風格，也是那一代人的色調。
其四
即將過去的2007年，過得很累。事情是我自找的，也是被逼的。
所謂“被逼”，是指年初拙作《伶人往事》受到國家新聞出版署的查禁，又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頒發的一份檔，點了我的名。個人權利受到剝奪和侵犯，身為公民，總要討個說法吧？作為研究戲劇的人，總得站起來喊幾嗓子吧？從嚴重聲明到一紙訴狀，筆桿子搖個不停。儘管明知官府不會受理，上邊也決不會鬆手，但我必須這樣做。因為它關係到人權的存滅。
所謂“自找”，便是決意要祭奠五十年前那場政治災難的死者。我們不僅要為“五十年無祭而祭”，還要追述和追究“土改”、“肅反”、“三反五反”、“肅胡”、“反右傾”、“三年大饑荒”、“十年文革”和“六四”。幾十年無數話語，無數命債，都無可奈何地畫上潦草的句號。現在，我們要重新述說、重新書寫。只能這樣，也必須這樣，況且時間已經不多了。過分的樂觀，只存在於想像之中。要知道，中國是有悲哀傳統的。
2007年11月19日於北京守愚齋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