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6日訊】“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面紅耳赤，又羞又惱，越想越氣。
這是1949年的夏天，我念完了初中一年級，在外婆家度暑假。晌午時刻，外婆家涼爽的門道裏總有一些人在喝茶、抽水煙、拉閒話。外婆的村子是一個有名的大村子，喚做“坡底村”，南臨“官道”，居住著數百戶人家。坡底村“解放”前是“喬南鄉”政府所在地，“解放”後是 “喬南區”政府所在地。坡底村是上了北原最靠近縣城的大村子，又是鄉公所和區政府所在地，因此在交通閉塞而又不通電話的年代，這裏的消息和開放程度遠勝於我的家鄉黨家村。
這七八個在外婆家門道乘涼拉閒話的無聊的成年人，為什麼要嘲笑我這個十三歲的初中一年級學生？我本來就不喜歡和這些大人們交談。都怪我稱他“二爺”的那個老頭子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載渭，你說中央軍好，還是八路軍好？”“載渭”是我爺爺為我起的小名，因為我出生的那年，爺爺剛好八十歲，這名字寓著一段姜子牙在渭河邊知遇周文王的故事。在黨家村和坡底村，年長的人都管我叫“載渭”，只有同齡的和年輕的人才叫我“治國”。
在學校我是個積極追求進步的青年，這一年的5月14日加入了當時尚屬秘密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我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八路軍好！”所謂“八路軍”，指的是共產黨建立的新政權；而所謂的“中央軍”，則指一年半之前已經從韓城縣潰敗的國民黨政權。
於是這些人和我辯論起來。他們都是用實際事例來說明問題，我則用從課堂上、書本上和報紙上學來的道理和事例進行反駁。雖然反對我的一方人多勢眾，我卻毫不怯陣，一時間似乎誰也駁不倒誰。正當我漸落下風時，算是我“朋友”的范金聲，卻從斜剌裏殺將過來，向我提出了一個再損不過的問題：
“治國，我問你一個問題，你說八路軍講不講封建？”
“當然不講封建。共產黨還領導人民反封建哩。”
“不講封建，為什麼還喊‘萬歲’哩？”
我被封住了嘴，心裏又羞又氣，特別恨這個范金聲。
范金聲二十三四歲，膀寬腰園，皮膚黑中透紅。有一天我正專心地看《濟公傳》，他也好奇地湊上來看，我們就交談起來，原來他也愛看舊小說。舊小說使我入迷，總想把特別有趣的內容講給人聽，可惜“知音難覓”。每當我給外婆說：“婆，我給你講一段《西遊記》。”回答總是： “看了《西遊記》，說話如放屁。”接著就去忙她的事情。和我年齡相仿的夥伴，沒有一個人看舊小說，只能聽我說，不能相互交流。難得碰到個范金聲，談得如此投緣。他問：“你看過《小紅袍》沒有？”我說沒有。於是他熱情地說：“到我家裏去！我家裏《小紅袍》、《大紅袍》都有。我老婆回母家去了，今晚不回來。你晚上就住在我家。”那天晚上，我們倆人睡在他家的炕上，暢談彼此看過、特別是共同看過的舊小說。直到夜深時分，我實在撐持不住，先自進入了夢鄉。
在我的心目中，范金聲算一個知心的朋友了。誰能料到他竟向我提出這麼一個尷尬的問題。沒有看過舊小說的人，不會知道這個問題刁鑽的程度。可是我讀了不少舊小說，知道“萬歲”就是“皇帝”，而皇帝卻是“封建”的頭子。如果我沒看過舊小說，不知道“萬歲”就是“皇帝”倒也罷了。現在我明明知道，又如何能假裝不知呢？我的窘態引起這些大人們無情的嘲笑，我又怎能不恨這個不夠朋友的范金聲呢？
惟一肅然不笑的是外婆。她微笑著和氣地望著我，使我在孤獨中感到一種理解。而本來應該支持我的卻是這個范金聲。他除了是我在這群人中 惟一的朋友，還是雇農出身的新政權的坡底鄉鄉長。但他竟和這些“落後群眾”一鼻孔出氣，還專往要害處打我。我越想越氣，終於氣急敗壞地罵了起來：
“你們都是反革命，都是特務！”接著委屈地哭了。
“嘿嘿，嘿，嘿。”見把我惹哭了，大人們的大笑轉變為不好意思的乾澀的笑。但是外婆卻哈哈大笑起來。等到太陽偏西，人們準備下地陸續離開後，外婆安慰我說：“這些人肚子裏沒喝過墨水，他們知道什麼？”我雖略感輕鬆，內心卻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失落，因為范金聲講得有道理啊！
但是這件事情卻對外婆留下了很難磨滅的印象。1957年我在清華大學被打成右派後，惟一在熟人面前為我公開辯護的就是外婆。她用事實說話：“小時候旁人說八路軍不好，能把他氣哭，他還能反對八路軍嗎？”
我的祖母49歲就因患肺癆早逝，連母親也沒有見過。我來到世上時，母親剛過17歲，父親剛過19歲；他們自己還是孩子，又能給自己的孩子多少愛？在一個盛行早婚的社會，兒童的成長缺少不了的母愛，常常需要祖母的愛體現或補充。我的爺爺無疑最愛我這個長孫，但他已80多歲，又是男性，不論多麼愛孫子，也和“母愛”搭不上界。因此我的兒童期所需要的愛，就“歷史地”落在了外婆身上。
我童年的很多時日都是在外婆家度過的。雖然從時間上說，我生活在黨家村更長久一些，但童年的回憶卻大多和坡底村聯在一起。不必說外婆家連馬房一起六座院落相連的高宅大院，單就坡底村那幾條縱橫交錯的長長的村巷，出了北稍門和東稍門那望不到盡頭的莊稼地，就比我們黨家村的眼界開闊不少。
外婆好客的性格使家裏幾乎常年親戚不斷，有的親戚一住就是幾個月，無拘無束，好像就是這個大家庭當然的一員。每當這種時候，我就特別高興。除了小孩子喜歡熱鬧的天性，更因外婆要陪伴親戚，對我們的管束也少了，可以有更多的時間自己去玩。這裏的“我們”，包括我的表姐劉秀雲。表姐長我三歲，從小及長，始終關愛著我，情同骨肉，直到今天。表姐的玩伴都是女孩子，有水仙、文閣、貞蓮等，都比我大一兩歲。我們常一起在外婆家的庭房或後庭房玩。我喜歡和這些女孩子在一起，在她們中間，覺得心中有絲絲的柔情升起。後來我長期在礦井下粗野的環境中從事特重體力勞動，從不說侮辱婦女的粗話、下流話，與我童年時這一段純潔的經歷不無關係。但一出大門，我就非常地“男子漢”起來，不但不和包括表姐在內的女孩子玩，甚至和她們連話也不說。實際上呢，卻不過是一種深深的羞澀。
外面的玩伴主要是我的小舅昌緒。小舅長我三歲，上小學和我同一年級，我卻從不叫他“小舅”。我叫他的母親“七婆”，叫他的祖母“六老婆”。有時我他到小舅家裏玩，聽到我“昌緒長”、“昌緒短”的說話，七婆總是用一種嗔怪的語氣糾正說：“叫‘小舅’呢麼，還能叫名字？” 但我的嘴一直很“硬”。直到40多歲後，才終於長大，見面方以“小舅”相稱。
但小舅卻一直把我當作外甥愛護，並帶著三分尊重，因為我的學習一直都在前面。小孩子喜歡分群打架，小舅總是又勇敢又機警，我只能跟在後面跑，從來沒有上升為打架的主力。暑期莊稼茂盛，小舅常領我去人家的地裏轉遊，時不時能在玉米地和棉花地裏找到接近成熟的“小瓜子” （即“雷瓜”。我們從來沒有找到過熟透的“小瓜子”）；或者啃有甜汁的玉米稈。為了找到一株甜玉米稈，常要毀掉好幾株正在長穗的玉米。但我們卻吃得津津有味，覺得比家裏花錢買的瓜香多了。有時會突然蹦躥出一隻兔子，我們就猛追一陣，直到小舅和兔子的距離越來越遠，我和小舅的距離也越來越遠。
我和外爺的關係卻很冷淡。在我的記憶裏，幾乎搜索不到外爺的笑容。外爺身體奇瘦，臉上是一付心不在焉的表情，總是失落落的樣子，整天抱一本石印的秦腔戲本《蝴蝶杯》躺在炕上咿咿呀呀地唱。有一天，外爺正躺在炕上唱得不亦樂乎，我正和表姐用線繩玩“翻跤跤”遊戲，突然有人從外面跑進來說：“不好了，益民保長叫催糧的綁起來了！”除了在廚房忙碌的妗子，家裏所有的人都跑到大門口去看。外爺知道是怎麼回事後，也趕緊撇下戲本子，趿著鞋就往外跑。
在外婆家的斜對面，小舅昌緒家的門口，兩個穿制服的人牽著繩捆索綁的保長。小舅家的門關著。在一丈開外，有七八個人在袖手旁觀。
保長劉益民，我叫他“老爺”（曾祖一輩），是外婆家的常客。他高高的個子，總是一付溫和的老好人的面容。街坊本村的客人 ，外婆首先用水煙招待。如果我在身邊，就讓我拿著卷好的媒紙到廚房的煤爐上點火。開始我總是用一隻手把點著的媒紙遞給客人，外婆就糾正我：“用兩隻手！”越是輩份高的人，糾正得就越是認真。益民“老爺”高我三輩，更是不能馬虎。他的高身材和溫和的面容，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今天，他怎麼竟會被人綁起來呢？
國民黨政府實行“保甲制”。別處的情況我不清楚，就說黨家村和坡底村吧，沒有人願意當這個保長。土地和房基地都是私有的。除了自己家的土地，保長不能另外支配一寸土地。納糧是各家各戶直接和縣政府之間的事情，保長的“義務”只是為縣上催糧的人指門引路。再就是派當兵的 “壯丁”，那是有明確規定的事情（兄弟二人，派一人當兵，富裕人家自己可以花錢買壯丁）。只要民間社會有一定的基礎，像黨家村和坡底村那樣，保長沒有任何權力也沒有任何辦法作弊以自肥。保長既無工資，也無特權，只有協助催糧和派壯丁這兩檔子得罪人的差事，一般人避之惟恐不遠。名義上保長是選舉產生的，實際上還要加上父老鄉親們的勸說。實在無法推脫，才不得已而為之。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一幕，就是催糧的差人把保長綁起來作為人質，要小舅昌緒家繳納公糧。小舅家生活困難，關門不開，事情僵持不下。
只見外爺趿拉著鞋走上前去，對著兩個催糧的說：“你們把保長綁著幹什麼？把他放了，讓他幫你們催糧不就完了！”這兩個催糧的在小舅家門口吃了閉門羹，正沒好氣。見這個趿著鞋的瘦稈子老人替保長說話，氣就不打一處來。其中一個掄起他的“自由拐”，不由分說，向外爺的屁股上連連打去。你想，外爺雖然貌不驚人，可我外曾祖父即他的父親，也是進士出身，滿清末年曾任四品知府。外爺生長在富貴之中，現在雖說家道中落，也是衣食無缺，何曾受過這等侮辱！他立刻呼天搶地地大哭起來。被拖拽回家，坐在地上猶自嚎哭不已，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口中念念有詞。外婆和其他人怎麼勸也無濟於事。從這以後，外爺就瘋了，完全喪失了理智。
這個走向衰落的書香世家，我外爺那一輩本來有兄弟五人。如今只剩下外爺一個，不想竟遭此厄運。外爺發瘋以前，本就不管家務，一切全由外婆主持。現在外爺瘋成這樣，外婆只能更多的承擔。由於他瘋病發作時脫光了衣服滿院子亂跑，使得駐紮在西廂房的山西“抗日遊擊隊”（實際上是土匪部隊，時常到河東日占區進行搶劫）的“司令太太”只好搬走。
有一天，外婆在門道，叫我到東廂房炕板上取纏線的“拐子”。我剛把“拐子”拿到手，正要下炕穿鞋，忽然看見外爺跑了進來，赤條條一絲不掛，張著雙臂向我撲來。我驚恐萬分，不由得汗毛倒豎，瞅個空子從外爺的脅下溜過，狂奔而出。我逃到門道，藏到外婆身後，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我爺要打我！”說話時，外爺已到，兀自伸出雙臂要拿我。外婆大怒，一把將外爺拖倒在地，掄起巴掌，往外爺的屁股上一頓好打，直打得外爺哀哀告饒。外婆是典型的“三寸金蓮”，看她走路，你就知道什麼是“嫋嫋婷婷”了。聽說人瘋了後力氣都大得很，但外婆竟能輕易地將外爺制服，她憑的絕不是勇力，而是壓倒的膽量和氣勢。
外婆的母家是“鴨兒坡頭”西村的楊氏大家族。我多次隨外婆到“鴨兒坡頭”拜年走親戚，有時坐牛車去，有時騎馬去。原來的大家庭已分成好多家，多是高門大廈，我們就一家家地走進去。集體化以後，外婆家的牛車和馬匹都成了“生產隊”的財產。再要回娘家，就只能一步三挪地走著去，走走歇歇，五裏路要花多半晌時間。
外婆不識字，語言卻生動豐富。有一年清明節下雨，她竟吟出“清明時節雨紛紛”的詩句。表姐喜歡在後院栽花，特別是 “指甲花”。當夜間的雷陣雨把指甲花打落、表姐滿面沮喪時，外婆歎息說：“這就是古人說的，‘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啊！”我向來吃飯最慢，有一次吃麵條，我的小姨史惠珍提出和我“打賽賽”，條件竟是：“我一次只吃一條面，看誰先吃完？”外婆總說我：“男人家吃飯，狼吞虎嚥；女人家吃飯，細嚼慢嚥。你怎麼吃飯像個女子家？”有時黨家村有我惦記的事情，急著要回家去，希望我多住幾天的外婆就三分不高興地說：“外孫子是個狗，吃了就要走。”接著就給我收拾行囊，盡可能讓我多帶些好吃的東西回去。
我的妹妹和弟弟對於外婆和表姐的感情就不如我那麼深；到了外婆家，也不像我那樣隨便。外婆每次見到妹妹，總是說：“貂嬋女子又來了！”貂、刁同音，“貂嬋女子”，有“歪”、 “厲害”的意思。但前提是必須長得好看、利索，才有資格被叫做“貂嬋女子”。有一次不知為什麼妹妹“吊臉”，外婆說：“我就見不得這貂嬋女子的‘惡差’眉眼！”“惡差”者，兇惡的差人也。現在把“差人”叫員警。社會上的“惡差”司空見慣，卻罕有人知道“惡差”這個詞。
抗日戰爭後期，外婆家的土地只剩下不到40畝，由我叫他“姚莊爺”的親戚全權管理地裏的莊稼和馬房的車輛、牲畜。 “姚莊爺”年齡比外婆還大，外婆叫他“大哥”。這位“姚莊爺”不僅在地裏幹活愛吼幾句秦腔，一個人在馬房睡覺，夢中也時常唱戲。我們悄悄地偷聽過，比他醒著時唱得還好。
“姚莊爺”也不識字，但他愛動腦筋，思想活潑。七歲我上二年級時，便表現出了算術“才能”。“姚莊爺”愛和我耍，有一天當著外婆等人的面給我出了兩道題：“載渭，爺給你出道題：十七匹布兩個人分，一人分多少？”我知道“姚莊爺”的題目一定埋伏有名堂，問他說：“這兩個人中一個就是你。你把（八）屁（匹）絆（半）。”“把屁絆”是韓城方言，“把屁放”之意。外婆和在座的人都大笑。但“姚莊爺”並未灰心：“爺再給你出個題：一丈遠十堆糞，多遠一堆糞？”我說：“咱家的糞都是你拉的，你一吃（尺）一堆糞。”眾人又大笑，外婆笑得眼淚都出來了，她說：“你還能問住載渭？”
不知道為什麼，“姚莊爺”和“姚莊婆”長期分居。“姚莊婆”長得細皮白肉，但雙目失明，和她的生母，我也叫她“姚莊婆”的善良、精幹的老太婆一起生活。多年前他們的大兒子增運包做外婆家的莊稼，我叫他“增運達達”。“達達”是韓城人對叔叔的昵稱。增運是個火性子，打起牲口來毫不吝惜。增運的弟弟叫增魁，性格和緩，但耳朵有些背，我們家分居前曾給我家做過飯。兄弟倆都已成年，增運就被派壯丁，當了兵。那時党家村駐紮著閻錫山“二戰區”的軍隊，裝備很差，生活艱苦，但文化素質和軍隊紀律都比“中央軍”的九十軍強。不知怎麼搞的，增魁竟自願參加了“二戰區”的軍隊。可能他以為自己既然當了“二戰區”的兵，增運就可以留在家裏了。於是“姚莊爺”、“姚莊婆”同時失去了僅有的兩個兒子。日本投降後，他們都到山西打內戰。增運開小差逃跑，被國民黨軍抓住槍斃了。增魁在戰場上被俘後當了解放軍，曾捎回過一個口信，以後再永遠沒有消息，據說很快就犧牲了。我這兩個“達達”就這樣不明不白、無聲無息地死去，留下二女一男三個孤獨老人，他們的死有什麼意義，又是誰的罪過呢？
“姚莊爺”和“姚莊婆”勢同仇人，永不來往。外婆家就是“姚莊爺”的家。聽說在村子的“上巷”，有一個和“姚莊爺” 相好的女人。有一年收麥，在地裏裝車時，我看見車上的“姚莊爺”滿面喜悅地將大把大把的麥子扔給一個不到三十歲的拾麥子的女人。我很生氣，晚上吃飯時對外婆說：“我姚莊爺裝車時不停地把麥子扔給那個大女子！”外婆哈哈大笑，重複著我那“大女子”的說法，她僅僅覺得有趣而已。
“姚莊爺”後來發急病去世，外婆按家中長輩的禮數給他辦了喪事，極哀盡禮。我正在初中念書，因為不是星期天，沒有參加“姚莊爺”的喪事。如今回想起來，確是件遺憾的事情。
外婆一生操辦了六宗喪事，八宗婚嫁大事。她一個婦道人家，又是小腳女人，樣樣都辦得排排場場，井井有條。除了她的組織能力，再就是她有知人之明，用人得當。三年困難時期，父母有時從西安給她捎回去一些點心之類的食品。父親老強調捎回的東西要看著讓她一個人吃，外婆卻總是微笑著嗔怪這項“為你好”的要求。表姐也在西安，舅父在烏魯木齊，都不時給外婆捎回些各樣的食品。不管捎回來的東西再稀罕再少，她都要分給別人共用，從來不吃獨食。只要她有事，鄉鄰左右和親朋好友無不熱心幫忙。
“姚莊爺”去世後，接著管理外婆家農事的，是我叫他“王叔”的王榜存。王叔為人，短小精悍。他出身雇農，曾擔任過農會主任和貧協主任。憑土改時分的二畝地，遠比不上“解放”前的長工生活，也看不到什麼指望。他做外婆的莊稼，除了地裏的活和馬房的事全歸他管，農忙時雇用短工，派活、定工錢，都是他一手操辦。漸漸地，外婆把一些外面的事情也交給他辦。雖是雇傭關係，卻日漸融洽，仿佛家庭中的一員。“四婆”的喪事，就是王叔具體主持的。
外爺兄弟五人，“四婆”的男人我應該叫“四爺”，但在我出生前，他就去世了。“四婆”青年守寡，直到老年，患中風去世，結束了她孤獨、痛苦得趨於麻木的一生。守寡期間 ，她曾懷過一次身孕。這在當時是最丟人的事情。外婆家用牲口把她送回娘家。她的娘家就是我們黨家砦的四嫂家，我們家的隔門鄰居，“解放”前夕黨家村的首富。娘家拒之門外，堅不接納，以後兩家就斷了親。至於孩子的命運，我不清楚，反正那個時代，四婆的孩子肯定沒有生的權利。 “四婆”的家務是磨面、淘菜、做飯、掃地；偶然也下地幹一些摘棉花、摘豆角之類的農活。她一個人住在東廂房的北屋，有時來了女眷，就和她一塊住。我到坡底村，大都睡在外婆炕上。有時客人多，就睡在“四婆”屋裏。“四婆”不止一次地對著我回憶她娘家的情況，並打問娘家現狀：有幾個兒子？幾個女兒？都叫什麼名字？上幾年級？有一次我在四嫂家，冒冒失失地對四嫂說：“坡底我四婆，還是你們家的女哩。”四嫂立刻沉下臉說：“她都死了，早就死了！”我落了個沒趣，雖不理解，以後卻再不提起。
舉辦“四婆”的喪事，請了一班“響子”。在公社化以前，“響子”是一種社會職業，專門為家戶舉辦喪事時唱戲、吹奏哀樂。主要樂器是嗩呐，兼有胡琴、笛子、鑼鼓、板、梆子等，可以唱秦腔、蒲劇一些折子戲。“響子”是人們最蔑視的一種職業，有道是“七成響子八成戲”。戲子只有80%人格，“響子”等而下之，只有70%。嗩呐在過去的韓城人口中，就徑直叫做“王八”。
喪事的前一天晚上，我正聽“響子”在院落唱秦腔，一個吹嗩呐的要我為他“摸兩個盤子”。“盤子”是韓城專門為喪事蒸的禮饃，又叫“壽盤”，用一斤“臺面”（最白的麵粉）做成一個像扁墳那樣的麵食。我告訴王叔：“響子要兩個盤子。”王叔和氣地說：“不要叫他們‘響子’，叫‘樂人’。”隨即取了兩個“盤子”給我。我深愧自己的淺陋。孔子說：“禮失而求諸野”，豈虛言哉！
1955年的農業集體化運動，使外婆家的土地、牲畜、車輛、農具以及馬房的使用權都成了集體的財產，王叔也離開了外婆的家，成為“幸福的社員”。但他仍常到外婆家閑坐，抽水煙、喝茶、拉家常。1956年暑假，我在清華大學讀完了二年級，回一趟家，來看外婆。晚上，幾個人坐在門口的青石臺階上乘涼。除了外婆，還有王叔和東隔壁的劉景坤。景坤比我年長七歲，本是高中“三八級”的學生，1949年就該畢業了。由於戰亂，學業中輟。而他是一心要考大學的。當我1951年考入高中時，才知道他在重讀高中，正在上二年級。按外婆家的班輩，我該隨著表姐叫他“小爺”。但我們是同學，又很談得來，他家和外婆雖是緊鄰，卻非近族，加之我的口又“硬”，所以總是直呼其名。這晚上不知由什麼話題，說到了“為人民服務”。王叔說：“我不贊成你們‘為人民服務’的說法。”景坤說：“我們畢業了，不論做什麼，難道不都是為人民服務？”王叔說：“你們不論做什麼工作，都掙工資。這工資就是人民給你們的報酬，和你的工作已經抵平了，怎麼還能叫‘為人民服務’呢？如果你們不拿工資，實行供給制，幹的工作超過應得的報酬，那才能說‘為人民服務’。不能有了利還要名，要了名還要利。”雖然我仍然幫著景坤和王叔辯論，但他的論點已將我震撼了，並在我心中紮下了根。
等他們都走了後，外婆一面收拾茶碗，一面說：“榜存他懂得什麼！”儘管外婆總是偏袒我，可是我的心卻失落落的。我正在走向獨立思考。
1960年初，我從清華大學出走，冒著被強制“勞教”的危險和體制決裂。在西安從事了半年各種臨時性的勞動後，年底被從城市“壓縮”到了農村，又和外婆見面了。剛好王叔也在外婆家閑坐，外婆免不了又為我辯護說：“人家說八路軍不好，把他能氣哭，他還能反對八路軍嗎？” 我問王叔這幾年日子過得可好？他說：“過去為地主幹活，憑下苦吃飯；一天干三晌活，吃三頓飯，總算能落個肚兒園。現在為公社幹活，憑工分吃飯；也是一天干三晌活（躍進時晚上還得幹，是四晌），也是一天三頓飯，可是沒有一頓能吃飽。”接著外婆說起“大躍進”中各種只能令人苦笑的事情，如：“深翻地”一丈八尺，“高產衛星田”畝產100萬斤小麥，“大煉鋼鐵”把菜刀、農具、門環等器具都煉成鐵渣等。最後她總結說：“大躍進把殃出盡了！”“殃”，本意是禍殃；而“出殃”在我的家鄉，更有“出洋相”一層意思。王叔走後，外婆感歎說：“過去的財主家和貧雇農，現在的日子都過得愁苦。”
說話間，外婆去了一趟茅房（廁所），隔了好長時間才出來，喘著氣 ，臉色發白。我趕緊上前攙扶，問她哪兒不合適。外婆說：“屙不下來，用棉柴子棍掏了好半天。”我問她為什麼便秘，要不要果導之類治便秘的藥？她搖了搖頭說：“不頂事，吃什麼藥也不頂用。”當她慢慢緩了過來，才告訴我說都是因為蘼子麵吃的。但外婆接著又告訴我：“還有一種麵，比蘼子麵更厲害。”我感到好奇，她說：“‘三面’最厲害：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都是這‘三面’把人害的！”我說：“不是‘三面’，是‘三面紅旗’。另一面紅旗是‘總路線’，不是‘公共食堂’。”外婆說：“我倒一老是這麼說的。”
雖然糧食已經極度困難，外婆還是給我做了一碗湯麵條。她一面看著我吃飯，一面安慰我說：“好娃哩，前面的路是黑的，誰也把誰看不到頭。老輩人常說：‘天不轉地轉哩，山不轉路轉哩。’世上的路，除了死路，都是活路。做人難。可是，路寬著哩！”看著外婆，她是多麼的柔弱，可是這些沒有文采的話語，卻支撐著我走進暴風雨，頂起一次次襲來的千鈞壓力。
外婆也學了許多新名詞，給我印象最深的話卻是：“我悉悉不愛活了，我都想把我給自殺了。”這說法給母親和舅母也留下很深印象，她們分別對我說：“你外婆常說，她都想把她給自殺了。”
第二次去看外婆，因我要下縣城，早早告辭。外婆問我：“你晚走一會行不行？”我問有什麼事，外婆說：“給我絞一擔水。一點水都沒了。”外婆說話時，滿面笑容，抬頭看著我，一付祈求於人的樣子。我從來沒見過外婆這樣對我說話。我不敢看她第二眼，擔著兩隻空桶出門走向井臺，一出大門眼淚就奪眶而出。舅父一家遠在新疆。表弟家驥正上高中，雖然孝順勤謹，一周回家兩次幹些體力活，但總有力不從心的時候。坡底村的水井，十多丈深，絞水的人按著順序，每人只能絞一擔水。然後再重新排序，絞第二擔。我花了幾個鐘頭，絞了六擔水，蓄滿了水缸。然後直接回黨家村去了。
1962年我摘掉了右派帽子。為了稍微擴展一下生存的空間，1963年初，我憑藉私人關係，到銅川煤炭基建公司作井下掘進工。這時我生活中發生第一次婚變，回到了韓城。我一生發生過好幾次婚變，由於每一次結合我都有真誠而熱烈的感情投入，因此，即使由我自己堅持的離婚，對我的感情也是一次嚴重的傷害。我到外婆家去，難以啟口訴說紊亂的心事。心不在焉地說了些無關的事情後，我起身告辭。外婆送我到門道裏，表情凝重地說：“女人，是最小的事情。奔自己的前途要緊！”我一生命途多舛，道路坎坷，外婆平常的兩句話，又給了我多少搏鬥命運的勇氣！
外婆的生日是陰曆四月的最後一天。1964年，我從銅川徐家溝煤礦用平信給外婆寄去5元錢的生日賀禮。家驥表弟在回信中轉達了外婆的一句話：“載渭是好的！”外婆的話使我想起《舊約‧創世紀》。
1970年我以“現行反革命罪”被銅川市軍管會逮捕。1971年1月被判處20年徒刑。不久就到莊裏鎮鋼球廠“勞改”。勞改廠每月有二元五角的另花錢。我攢了多半年，給家裏寄去十元。載重弟回信說，母親看到我寄的錢非常傷心，讓我以後不必再給家裏寄錢了。我本打算明年給外婆寄二元錢作為生日賀禮，弟弟的信使我打消了這個念頭。我只能在每封家信中，寄去對外婆的一句問候。
外婆是1976年10月去世的，終年83歲。獄門深似海，我惟有把對外婆的哀思寄託在心中痛苦的海洋中。1979年 7月，我“保持反革命定性不變”，刑期由20年改為10年而“刑滿”出獄。我來到坡底村看望外婆，面前卻只是一抔黃土。萬千語言此刻凝聚為一個問題：在我 1968年被所謂的“紅糾連”從家裏抓走，到她去世的八年間，外婆是仍然堅信我不會反對“八路軍”呢，還是改變了看法，認為對於“八路軍”身上那些不好的東西，也不妨去表示一下反對的意見，使“八路軍”能變得好一些，即使要冒著坐監的危險？但這個問題，我永遠也聽不到外婆的答案了。
我母親同胞五人，三女二男，其實都不是外婆生的。他們的父母去世時，五個兒女都未成年。外婆是我那血緣外祖父母的二弟媳。她自己曾生過一個孩子，但沒有保住。面對著五個失去親生父母的孩子，外婆毅然擔起了母親的責任，視他們如同自己的血肉。而且她的愛一直延伸到下一代。表姐秀雲一歲多失去生母，三歲多失去生父，全靠外婆悉心照料、拉扯成人。表弟家驥也是由外婆撫養成人的。至於我這個外孫，從外婆那裏得到的愛已經足夠多。
這多年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極左路線的實質是什麼 ？我們民族歷史上最缺失的東西又是什麼？我似乎慢慢明白了：我們缺少愛！回顧幾十年來，我們整年、整月、整天都在幹什麼？無非是批判、鬥爭、懷疑、嫉妒、監視、控制、打倒、戰勝、奪取、消滅、無情競爭、誓不兩立、優勝劣汰、你死我活，到處都被仇恨所充滿，深深地毒化著整個的生活。愛生善，恨生惡。一個心中充滿了仇恨的人，隨時都會生出犯罪的動機，幹出罪惡的勾當。恨世主義者不可能忠於任何理論、政黨和個人。外婆雖然不是一個基督徒，她的心中卻充滿了愛，她不曾恨過任何人。我想，這就是外婆留給我的最寶貴遺產了。
──轉自《自由聖火》(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