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8日報導】（中央社台北八日電）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若林正丈今天表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等，彷彿是正切實追求台灣民族主義最大綱領的修辭語彙，某一方面無疑是選舉政治的操作，但台灣民族主義在歷史上有其根基，其發展受制於民主體制下的政治結構，同時也在民主政治的慣常程序上擁有一定的基礎。
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交流雜誌主辦的「兩岸開放交流二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今天在台北圓山飯店進行第二天的議程，若林正丈發表「『中華民國台灣化』與『七二年體制』–以台灣民族主義的抬頭為焦點」的論文時做上述表示。
他表示，一九七零年代初以來，國際社會中關於對待台灣的方式逐漸形成一種國際配置。「美中共同聲明」（上海公報）與「日中共同聲明」的發表可說是其國際政治上的出發點，稱為「七二年體制」。
這個國際配置有兩個面向，一是基於對中國方面有利的「一個中國」原則所進行的配置；第二個面向是美國基於所謂「和平解決」原則的配置，可說是具有「兩岸間達成和平解決協定之前，支持台灣實質上獨立」意義。
「中華民國台灣化」的起點，可追溯至一九七零年代初蔣經國對美中關係拉近引起的外交危機的應變，「七二年體制」正是「中華民國台灣化」的外在環境。
「中華民國台灣化」在這個外在環境中，可以說是處於一方面被促進，一方面被壓抑的關係裡。觀察其展開的內部環境，便可發現「中華民國台灣化」存在著民主化與台灣民族主義抬頭這兩個極為重要的動因。
若林正丈指出，台灣「光復」時，這個視「東洋殖民主義」為他者所形成的台灣人獨特的中國性，與新統治者的官方中國民族主義所認為的「政治上正確的中國性」激起劇烈摩擦。如今我們所目睹，視「中國」為他者的台灣民族主義就是起因於這個衝突；換言之，這是從官方中國民族主義包攝台灣人的獨自的中國性失敗所產生的。
至於衝突或者失敗，曾經發生兩次。第一次致使台灣民族主義論述誕生；第二次是讓這種論述在台灣的政治舞台上找到立足點。第一次失敗出現在二二八事件，第二次失敗出現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美麗島事件。
他表示，現今「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等，彷彿是正切實追求著台灣民族主義最大綱領的修辭語彙，某一方面也是選舉政治的操作。不過，這不全然僅是修辭技巧，台灣民族主義在歷史上有其根基，其發展受制於民主體制下的政治結構，但同時也在民主政治的慣常程式上擁有一定的基礎。
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從與「七二年體制」的關係來看，既受到「七二年體制」強力的制約，同時受到它的刺激。雙方的關係，也許要分別梳理為「七二年體制」與台灣民族主義最大綱領以及最小綱領的關係後才較易理解。
「七二年體制」基本上並未預想「給予最大綱領正統性」的政治空間。但另一方面，「七二年體制」卻是容忍「台灣民族主義者爭取台灣選民對最小綱領給予支援」的政治空間。
若林正丈認為，台灣民族主義是一種邊陲民族主義，亦即，台灣民族主義是來自為對抗諸大國將台灣置於邊陲並從中心給予壓力，而要求「尊重與承認」台灣「主體性」的主張，其激情的泉源也在於此。
不過，台灣民族主義自身也面對難以忽視的兩難困境。在這樣的情勢中，如果仍然一昧追求最大綱領，說不定會影響美國「支持民主」的意志，甚至導致其減退堅持「和平解決」原則的意志。如此，將會威脅到追求以民主方式自己決定前途的共同體本身的安全保障。
擔任評論人之一的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特約講座教授羅福全表示，中華民國台灣化有兩個因素：民主化與民族主義，而自由民主是普世的價值；另一位評論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乃德指出，其實大部份民族主義都是對強權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