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8日报导】（中央社台北八日电）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若林正丈今天表示，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等，仿佛是正切实追求台湾民族主义最大纲领的修辞语汇，某一方面无疑是选举政治的操作，但台湾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有其根基，其发展受制于民主体制下的政治结构，同时也在民主政治的惯常程序上拥有一定的基础。
由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与交流杂志主办的“两岸开放交流二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在台北圆山饭店进行第二天的议程，若林正丈发表“‘中华民国台湾化’与‘七二年体制’–以台湾民族主义的抬头为焦点”的论文时做上述表示。
他表示，一九七零年代初以来，国际社会中关于对待台湾的方式逐渐形成一种国际配置。“美中共同声明”（上海公报）与“日中共同声明”的发表可说是其国际政治上的出发点，称为“七二年体制”。
这个国际配置有两个面向，一是基于对中国方面有利的“一个中国”原则所进行的配置；第二个面向是美国基于所谓“和平解决”原则的配置，可说是具有“两岸间达成和平解决协定之前，支持台湾实质上独立”意义。
“中华民国台湾化”的起点，可追溯至一九七零年代初蒋经国对美中关系拉近引起的外交危机的应变，“七二年体制”正是“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外在环境。
“中华民国台湾化”在这个外在环境中，可以说是处于一方面被促进，一方面被压抑的关系里。观察其展开的内部环境，便可发现“中华民国台湾化”存在着民主化与台湾民族主义抬头这两个极为重要的动因。
若林正丈指出，台湾“光复”时，这个视“东洋殖民主义”为他者所形成的台湾人独特的中国性，与新统治者的官方中国民族主义所认为的“政治上正确的中国性”激起剧烈摩擦。如今我们所目睹，视“中国”为他者的台湾民族主义就是起因于这个冲突；换言之，这是从官方中国民族主义包摄台湾人的独自的中国性失败所产生的。
至于冲突或者失败，曾经发生两次。第一次致使台湾民族主义论述诞生；第二次是让这种论述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找到立足点。第一次失败出现在二二八事件，第二次失败出现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美丽岛事件。
他表示，现今“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等，仿佛是正切实追求着台湾民族主义最大纲领的修辞语汇，某一方面也是选举政治的操作。不过，这不全然仅是修辞技巧，台湾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有其根基，其发展受制于民主体制下的政治结构，但同时也在民主政治的惯常程式上拥有一定的基础。
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从与“七二年体制”的关系来看，既受到“七二年体制”强力的制约，同时受到它的刺激。双方的关系，也许要分别梳理为“七二年体制”与台湾民族主义最大纲领以及最小纲领的关系后才较易理解。
“七二年体制”基本上并未预想“给予最大纲领正统性”的政治空间。但另一方面，“七二年体制”却是容忍“台湾民族主义者争取台湾选民对最小纲领给予支援”的政治空间。
若林正丈认为，台湾民族主义是一种边陲民族主义，亦即，台湾民族主义是来自为对抗诸大国将台湾置于边陲并从中心给予压力，而要求“尊重与承认”台湾“主体性”的主张，其激情的泉源也在于此。
不过，台湾民族主义自身也面对难以忽视的两难困境。在这样的情势中，如果仍然一昧追求最大纲领，说不定会影响美国“支持民主”的意志，甚至导致其减退坚持“和平解决”原则的意志。如此，将会威胁到追求以民主方式自己决定前途的共同体本身的安全保障。
担任评论人之一的淡江大学日本研究所特约讲座教授罗福全表示，中华民国台湾化有两个因素：民主化与民族主义，而自由民主是普世的价值；另一位评论人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乃德指出，其实大部分民族主义都是对强权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