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4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戴德蔓台湾台北报导）27年前的“4.25”和平上访，对王珩而言，起初只是远方传来的消息，但很快的，她熟悉的中国炼功点、朋友、同学与家人，都被卷入一场巨大变局。从“大家只是想做好人”到电话被监听、被迫害、回乡成为不可能，王珩的故事，是数以万计法轮功学员共同经历的其中一段见证。
1999年4月25日，万余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前安静站立，为最基本的信仰自由权利上访。他们没有愤怒，也没有口号，只是以平和方式请求公义、尊严与信仰自由。
27年后，嫁到台湾的中国法轮功学员王珩回望那一年，仍记得最清楚的，不是恐惧一开始就降临，而是很多人当时根本想不到，单纯炼功、做好人，后来竟会变成一场牵动人生去向的迫害。
王珩说，1999年前后，她因台湾当时身份规定，必须“半年在台湾、半年在大陆”。4.25上访发生时，她人在台湾，“像我们在海外，那个时候没什么讯息，也不太知道。”消息是后来慢慢传出来的，而最先让她感受到变化的，是台中的炼功点。
她在台中科博馆附近炼功，也常到炼功点帮忙。原本晚上练功的人不多，但4.25之后，突然来了许多人。
“哇，三十多位耶，平常根本没那么多人。”王珩说，有些人是看到新闻，有些人是听到别人介绍，陆陆续续进来学法炼功。那时她感受到的，仍是一种正面的力量：有人被法轮功吸引，有人想了解，也有人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反而走进来。
王珩是在28岁那年（1997年）在中国接触法轮功。她笑说，当时第一反应是觉得自己年轻，身体也好，“炼功都是老年人在炼”，并没有特别想锻炼身体。介绍她得法的，是她在中国的同桌同学，对方常到她家坐坐，拿书（《转法轮》）给她看，说“这个书不错啦，叫人怎么样做好人，你拿去看”。
王珩本来就喜欢看书，便一口气读完。她说，自己真正受到触动的，是书中讲的做人道理。
“我们都有善良的本性，就是知道想做好人，可是不知道怎么样做才算是好人。”她说，以前也觉得自己尽量做好人就可以，但修炼法轮功后才发现，很多地方与所谓的好人的标准还差很多。
她举了一件小事，有一次，她和母亲在外面吃饭，结账后走了一段路，她突然觉得不对，“这个钱是我付的，我就觉得口袋里的钱好像没有少多少，奇怪。”她回想起店家可能少收了一碗牛肉面的钱，便又折返回去补付。
“以前我们都会想说，我赚到便宜了。”王珩坦言，修炼前对利益看得比较重，修炼后，这些细微的念头会被自己看见，也会提醒自己不能占便宜。
改变不只在金钱上，她说，修炼后也更懂得体会父母，过去在中共的党文化环境中，容易觉得父母对子女付出是应该的；但修炼后，她开始想到养育之恩，知道要回馈老人家，也更理解传统中华文化中重视道德、孝亲的部分。
忆1999年全面迫害前夕 赴湖北省政府上访
时间回到1999年，王珩说，最初在中国的炼功环境，仍是平和的。她回大陆时看到，很多人炼功，大家觉得炼功身体好、心情好，也没有想到国家会真的打压。即使后来开始有人到炼功点了解情况，甚至要求学员填表，写下炼功几年、身体有什么改变，或附上病历资料，大家仍然很坦荡。
“哪怕有那种山雨欲来的感觉，有压力，大家也觉得我做好人、炼功身体好，都是很坦荡，有什么就说什么。”她说，当时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迫害会来，“没有那种很恐怖的感觉”。
真正的转折，是1999年7月，王珩记得，自己大约7月19日搭飞机回到武汉。一下飞机，介绍她得法的同学就赶来找她，告诉她下午要去湖北省政府上访。
她那时并不清楚中国内部到底发生什么事，但听到是法轮功的事，便觉得应该一起去。“反正大家都一起啊。”她说，那时候炼功的人太多，很多人不知道实际情况，也没有如今资讯流通的管道，只是互相告知，“你拉着我，我拉着你”，觉得法轮功有事，大家就应该站出来。
到了湖北省政府外，现场已聚集许多人。王珩说，她站在队伍里，前面望不到头，后面也看不到尾。大家排成几列，一直站着，并在现场背《论语》（法轮大法经文）。
她说，自己印象中，大家从下午站到晚上，现场后来出现警察、武警，但当时她们并没有太多恐惧概念，“善良做好人有什么错，所以没什么恐惧概念。”
后来，大巴士开来了，那种长长的公共汽车，一车一车把人载走，送往不同学校。因为7月正值暑假，学校里没有学生，学员被分到一间间教室。
在教室里，警察问：“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其中一名辅导员站出来，讲述自己曾参加过中越战争，身上有伤，很容易气喘，看医生也治不好，后来因为炼法轮功，身体才改善。王珩说，那时大家就是很自然的把自己经历讲出来，没有激烈对抗，也没有什么政治诉求。
“到最后那个警察就说，你们留个名字，你们就可以离开。”大家觉得自己说的是真话，便一个个留下名字。但因为人太多、时间也晚，警方后来说“算了，后面的走吧”，王珩因此没有登记姓名，也因此日后才能顺利出境回到台湾。
她回头看，觉得很多事情像是有安排，那位辅导员真诚地讲出修炼后身体改善的故事，似乎也打动了警察，才让后面的人不用继续登记。
但同年10月，她再次感受到情势急剧恶化。那时她仍在中国，电视、报纸开始铺天盖地批判法轮功。王珩说，电视几乎24小时播放相关内容，“整个就在那里播，反复地播”，报纸也摆在那里，刊登各种污蔑师父与法轮功的内容。
“我都吓一跳。”王珩说，家人也开始担心她，更沉重的是身边学员承受的压力，介绍她得法的同学在公家机关工作，单位里的党委书记经常找她同学谈话，要求写保证、不再炼功，还说“国家反对，你就要跟国家一致”。
王珩说，那时还是打压初期，谈话表面上还比较和颜悦色，但压力已经很大，同学的先生也被叫到单位做工作，甚至以离婚威胁她。她的小孩当时才5岁。王珩说，自己当时比较外围，没有在政府单位里面承受那种威胁，反而更能从旁看见体制压下来时，一个普通人有多无助。
10月长假前后，一些学员准备到北京，希望替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王珩也决定同行。她到同学所在的政府单位拿火车票时，立刻感受到气氛不对。“就感觉很紧张，好像要上战场的感觉。”她说，上火车后，辅导员叮嘱大家分开坐，不要聚在一起，因为外在环境压力很大。
到了北京，大家出站也前后分散。王珩身上还带着《转法轮》，同修帮她缝在棉套夹层里。后来他们搭上双层巴士，约好在哪一站下车会合。她坐到楼上，等到了指定站下楼时，却找不到同伴。
她在北京走失了，她试着回头找，也找不到人。因为持有身份证，她便在北京住了几天，也到天安门附近走走，希望能遇到熟人。后来打电话回武汉，才知道同行的人早已回去。
“我也没有悟到要怎么做，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她说，那时才得法一年多，也没有长期置身中国修炼大环境，对很多事情没有概念，只能在巨大压力中摸索。
到了2000年1月，王珩取得台湾居留证，可以较长期住在台湾。她回忆，当时出境手续办得很顺，心里也想，也许自己真的要离开中国了。
但她留在中国的朋友，压力越来越大，她同学的父母也承受很大压力，对她同学做思想工作，让其放弃修炼，这种恐惧，不只发生在同学身上。
王珩提到，台湾曾有一名从中国嫁来、年纪较长的学员，想汇钱回大陆给女儿，但因不熟悉银行手续，请她协助，她便以自己的名义开户、汇款到大陆一名朋友账户，结果，对方竟被关了一个礼拜。从这件事后，她更深刻感受到，中共的监控不是抽象的，而是会落到每一通电话、每一笔汇款、每一段人际关系上。
她说，早年在台湾推广法轮功时，自己的电话、手机都公开印在传单上，“要炼法轮功，我们就去教啊”，因为一切都是公开、正当的事。但也正因为公开，中共很容易掌握资讯。
定居台湾多年后，王珩对两岸差异有深刻感受。她说，台湾可以公开炼功，有话可以说，甚至可以骂总统，社会气氛完全不同。
父母来台探亲 感叹台湾自由像天堂
2014年有个机缘，王珩特别安排父母从中国来台探亲，让他们看看自己在台湾过得如何。
母亲来到台湾后，看到街头选举标语、公开言论与生活自由，十分震撼。“我妈说，台湾那么自由，想说什么没有压力，简直像天堂一样。”王珩说，父亲也觉得，台湾的选举与政治表达，和中国完全不一样。
相较之下，她形容中国社会始终压力很大。政策经常改变，上面一层层压下来，普通百姓的心很难安稳。“总是担心一些东西，过得没有那么舒坦。”
她也提到，即使父亲如今已90岁，仍会提醒她，“有些话不要在电话里讲”，因为大家都知道电话会被监听。
王珩说，自己已不可能回中国，“我在香港都被遣返，你说怎么还回去？”谈到对未来的盼望，她只说希望中共早日倒台，让她能有机会回到大陆看看，她说这也是成千上万流亡海外的法轮功学员的心声，毕竟那里有亲人、有朋友，也有许多仍被谎言与恐惧困住的人。
从1999年4.25和平上访，到当年7.20后的中共全面迫害，再到多年后流落海外、无法回乡，王珩的故事没有激烈控诉，却有一种长年累积的沉重。
“大家只是想做好人，想炼功让身体好、心更善。”王珩说，但在中共体制下，这样平凡的愿望，竟成了被监控、被迫害、被迫与亲友切断联系的理由。
27年过去，王珩仍在台湾自由炼功修炼。她说，台湾的自由让人珍惜，也让她更清楚看见，中国人失去的，不只是公开信仰的权利，还包括说真话的空间、与人坦然往来的安心，以及不必时时自我审查的生活。
“我们只是想做一个好人。”她说，这样的愿望，在中国却变得格外沉重。
“4.25和平上访”指的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诉求释放被拘留学员并争取正常修炼环境。当天学员安静站立、未发生冲突，事件原本和平落幕，但随后情势急转直下，中共于同年7月20日展开全面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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