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6日訊】溫家寶關於尊重創作自由的一次講話，俞可平關於民主好的一篇文章，似乎再次引發外界對中共高層啟動政改的預期，然而，只要中南海的黑幕一天不肯拉開，無論主人換成誰，都不會有奇跡。因為，能夠踏進中南海的人，個個都是現行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只要社會危機沒有嚴重到危及政權穩定的程度，特別是，當國內外的壓力沒有強大到足以逼迫當局做出重大讓步時，中南海寡頭們無心、亦無力跨越鄧小平確定的三條政治底線：黨權至上、跛足改革、權貴利益。
但是，當個人極權過度到寡頭獨裁，二者之間還是有諸多差別，其中最大不同在於：個人極權體制中，黨魁的個人意志及其利益，具有絕對的壓倒性和排他性，其他人在黨內權爭中的損益，完全取決於是否有助於黨魁利益的最大化；高層中的其他官員之間的權爭，主要是爭取極權者青睞的競爭，而能否得到極權者的青睞，其判斷的標準主要來自極權者個人的主觀認定，就象毛澤東時代，只要老毛懷疑某人的忠誠，一句話就可以將此人置於死地，不可能出現類似鄧小平與陳雲之間的討價還價，更不可能出現江、胡時代的幾個常委幾條心的局面。
首先，寡頭獨裁體制的最大特徵之一是各寡頭之間的相互牽制。儘管黨魁的權益重于其他寡頭的權益，但並不能重于寡頭集團的共同權益，也就是黨魁意志不再具有絕對的壓倒性和排他性。所以，黨內權爭的結果，不會是毛時代的贏者通吃的遊戲，而是誰也無法獨佔熬頭的相互牽制。毛澤東可以為所欲為地打到任何政治局常委，受到陳雲等元老制約的鄧小平卻不能想打倒誰就打倒誰，鄧必須在取得陳雲的支援後才能非程式地罷免兩任總書記。到了江澤民和胡錦濤，縱然二人有心清除某一政治局常委，也不可能具有超越中共黨內程式的權力。現在的中共高層內部，寡頭們絕不允許某人獨佔最高權力。所以，在鄧小平時代，廢除終身制僅僅是鄧的姿態，而到了黨魁更弱勢的江時代，定期交接班開始走上制度化。
其次，無論中共寡頭內部的權力之爭多麼激烈，也決不敢公開其黑箱中的惡鬥。在寡頭獨裁時代，無人能有毛澤東式權威，可以將黨內權爭公開化，並將其解釋為兩條路線之間的你死我活的爭鬥，發動全民參與清除政敵的運動，而無損于毛對政權的絕對控制權。鄧小平沒有毛式權威，也很反感文革式群眾運動，所以，他決不會用發動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搞垮對手，而是採取老人幫集體裁決的方式廢掉了兩任總書記。江澤民時代的黨內權爭，清除政敵的方式再次發生了巨大改變，不是將權爭內幕公開化政治化，而是把反腐敗作為高層權爭的主要手段，也就是對黨內權爭進行法律化程式化的包裝，要麼將權爭轉化為反腐敗（陳希同案和陳良宇案），要麼將權爭轉化為合程式的權力交替。
第三，在高層內部的權爭中，寡頭集團中的強勢一方，可以拋出某位高官來打擊對手，但決不會拋出任何一個寡頭，更不會輕易地讓某寡頭身敗名裂，無論此寡頭的公眾形象多麼臭名昭著。比如，形象、智商和能力欠佳的李鵬、黃菊、賈慶林等常委，如果他們能提前出局，絕對有利於中共政權的道義合法性重建，而他們之所以都能夠“圓滿”結束任期，就在於任何一個寡頭的中途倒掉，都將危及寡頭集團的共同利益，弄不好就會是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出現。
第四，寡頭獨裁決不允許任何威脅政權穩定的因素自發成長，無論是來自黨內還是來自民間。因為，只要是獨裁制度，無論是何種類型的獨裁，其統治必然與人的自由為敵、與民意為敵，它不僅蔑視人的自由尊嚴和民間權利，而且把任何來自民間的自發維權言行視為敵對勢力。中共習慣於壟斷一切，它不允許內部權爭損害其共同利益，更不可能允許民間自發的維權運動威脅權貴們的既得利益，不要說不同於官方定調的民間訴求，將被專政機器鎮壓，就是那些官民共同關心的社會問題，中共寡頭可以說，且一旦說出就是了不起的思想創新，而民間卻不可以說，且一旦說出就可能遭到整肅甚至身陷囹圄。
第五，任何一個政權，一旦其軟實力（道義合法性）嚴重不足，無論它手中還握有多麼強大硬實力，也不足以真正讓民間臣服。而六四後的中共獨裁，正是合法性不斷頹敗的統治，也是威懾力不斷降低的統治。無論寡頭集團多麼仇恨民間自發力量的成長，也無論它打壓民間力量的出手多狠，也無法改變其鎮壓效力遞減的頹勢。也就是說，當它已經拿不出足夠的軟實力來吸引民眾的自願認同，它也就再沒有足夠的硬實力完全封殺民間的聲音。
現政權軟實力的急遽流失，權力在官府而道義在民間的大勢不可逆轉，靠發動大規模群眾運動來實施恐怖統治，既缺乏現實的可操作性，也不符合權貴階層的利益，所以，六四後的恐怖統治，只能越來越傾向于秘密員警的方式，依靠的是日常化個人化內在化的恐怖，一般情況下，讓外在恐怖滲透到日常生活的細節裏，轉化為個人的內在恐懼和自我監控。
然而，在國際大勢和國內民間的綜合壓力之下，已經步入合法性黃昏的中共獨裁，很難徹底壓制住權利意識覺醒的民間力量。所以，除了仍然保持著硬性的暴力恐怖之外，也不得不進行柔性的利益收買，還不得不時常以開明姿態來裝飾自己的私利。從長遠看，伴隨著寡頭獨裁的道義劣勢與內在虛弱的日益加深，必然是民間運動的道義優勢和自發動力的逐漸成長，絕非管制效力日益降低的禁令所能滅絕。
所以，一方面，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和翻雲覆雨的收放權術，必然變成寡頭獨裁的統治常態；另一方面，統治者裝模做樣地發號施令，被統治者裝模做樣地服從，而一旦被統治這不願在配著統治者裝下去了，寡頭們的內在虛弱便一覽無餘。君不見，2006年初的“冰點事件”，2007年初的“禁書事件”，幾支決不屈服的筆，就讓中共意識形態衙門及其官員陷於進退失據的窘態。
基於此，我對未來中國抱有的樂觀期待是：在當下中國推進政治轉型，與其向上仰望中南海的主人，不如向下關注並推進民間自發力量的成長。只要私有化和市場經濟帶來的民間生長不可逆轉，就將生長出足以逼迫統治者啟動政改的民間力量。
令人欣慰的是，經過共產革命的全球大潰敗，更經過將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今日國人對市場經濟和私有產權的自發認同，今日國人捍衛的私有財產的決心和意志，已經超過中國現代化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遙想現代中國，以胡適先生為代表那批最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大都仍然是經濟制度選擇上的社會主義者；看今日中國，不要說那些先富起來的大款和白領，就連城鎮的平民和農村的農民也懂得私有財產的不容侵犯；不要說政治自由主義者們極力宣揚私有化和市場經濟，即便那些每天乞靈於毛澤東遺產的新左派們，也決不會賣掉私家車來幫助窮人，更不會讓個人財產被官權以均貧富的理由而強制沒收。
而當私有產權和市場經濟變成中國民眾的主流共識之後，保障個人自由和限制政府權力的政治自由主義也將逐步變成多數共識。現在中國的此起彼伏的底層維權事件，大都因其經濟利益受損而起，事實上，那些為保護個人財產而奮起維權的草根們，儘管，他們可能連政治自由主義的常識都說不清，但他們的維權行動本身，就是在用生命來捍衛個人權利，也就是在用行動來踐行政治自由主義。
2007年2月13日於北京家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