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0日訊】中國的“兩會”比臺灣的立法院是要“政治文明”得多了，文明得就像是一群活死人。“兩會”一年就那麼幾天，輪不上一個人說完一句整話，這會議也就閉幕了。指望這樣的會議能把泱泱大國的國家大事理出個頭緒來，那除非這一幫代表和委員都是神仙。說得不好聽些，這“兩會”也就是：不開白不開，開了也白開，白開也要開，來年還得開。
“兩會”雖然也很招搖、很隆重，轟轟烈烈，大張旗鼓，興師動眾，勞民傷財。就是有風不起浪、有雷不下雨。一切都在預料之中，一切都在掌控之下，是沒有什麼熱鬧可看的。聾子也知道會上都能說些啥，瞎子也知道會上都能演些啥。
“兩會”已經開完了。我的總評語是：該鼓的掌都鼓了，該表的態都表了，該通過的也都通過了，而不該發生的一切，也一樣都沒有發生。這樣的“兩會”，開不開、怎麼開，其實也就那麼回事兒，大家不必太當真。
如果人們還不滿足，非要從這平淡乏味的“兩會”中挑出一點值得一議的人和事，那可就有些勉為其難了。我精挑細選，從本屆“兩會”上挑出了四個人和一部法，簡要評點幾句吧。
一、裝瘋賣傻的喻權域
此人何德何能，倒成了今年“兩會”的第一位大明星？只因為他提了一個“駭人聽聞”的議案：要制定什麼“漢奸言論懲治法”。這簡直是十足的惡作劇，分明是要拿“兩會”尋開心！似這般“無厘頭”的“惡搞”，居然也敢拿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的臺面，我是真為“兩會”羞恥、為黨國羞恥！莫非13億中國人、7,000萬無產階級先鋒隊員，真的就找不出比此人更配得上“參政議政”的人了嗎？我敢保證，隨便到哪個瘋人院裏去收集“提案”，大概也不會有比他更離譜的了。
聽說喻權域在50年前是受冤枉當過右派的，他吃過右的苦頭，後來自覺自願當了老左，又嘗到了左的甜頭。我想，此人此時提出此等提案就不奇怪了，大概是這一輩子過得太不容易，大悲大喜過後，大腦也就有些缺氧了。奇怪的倒是國內外的傳媒和公眾，那麼多的有識之士，也跟這樣的一個人較起真來。大家太把喻權域和他的“提案”當回事了。把瘋子當作正常人，把鬼話當成人話聽，這不是上了他的大當嗎？
不過，我相信喻權域先生他絕不是真的瘋了。他不過是受了黨多年的教育培養，急著要報恩，急著要盡忠罷了。他也算是深諳“兩會”的真諦：什麼“參政議政”，倒不如裝瘋賣傻！
評語：“兩會”缺正經，遂令豎子出名。
二、聊勝於無的《物權法》
《物權法》是費了些功夫的，百十回授精，七度臨盆，久孕不育。有可能是個怪胎。立這部法倒比制定憲法費事多了，莫非它能比憲法更靈？結果卻不大好，左的不太服氣，右的也不太滿意。若論離規範的私有制的距離、離良好的現代法治的距離，這部法比1,500年前的查士丁尼法典、比200年前的拿破崙法典，怕也還差得遠哩。
對這部《物權法》，其實大家也不必太較真。有人說它挖了社會主義的牆腳，我看未必。那社會主義的大廈眼看就要坍塌了，有本事挖牆腳的早已不知道挖過了幾輪。若要憑著這部姍姍來遲的《物權法》才去挖，那也就只輪得上去挖廢墟了。有人說它就是要保護那些靠挖牆腳發家致富的貪官污吏和不法之徒，就是要讓他們的既得利益鐵板訂釘，我看也未必。多心了，也過慮了。我的看法是，如果《物權法》保障不了被剝奪者們的小小物權，那它終究也就保障不了剝奪者們的大大物權。假如這部法居心如此不良，那有不有《物權法》也都一個樣。到了貪官污吏們撐不下去的那一天，連老天爺都保不了他！
中國的《憲法》有多少用？我看，《物權法》不值得人們那麼看重。以目前的行情來說，書記市長一句話，就能大過《物權法》！不信，咱們就走著瞧。
評語：有物權好過沒物權，但人權是個整體，基本人權不完整，所謂物權沒根基。
三、人氣看漲的溫家寶
從江朱時代起，“兩會”的男一號就不是國家主席、人大委員長或政協主席，而是國務院總理。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好比開場鑼鼓，為“兩會”定調，總理的記者招待會正如主角謝幕，為“兩會”壓軸。從頭到尾，總理都是關鍵人物。或者說，總理就是中國“兩會”的廣告代言人。
這一回的“兩會”，溫家寶又賺到了不少的掌聲。江西的小學生們寫了一封“給溫家寶爺爺的信”，硬是把免除學雜費的大功大德記在了溫家寶爺爺的名下，溫家寶用毛筆回了信，還把這件小事張揚得滿世界皆知。不知道“以胡錦濤為總爺爺”的其他八位爺爺，心裏該是個什麼滋味。
這幾年，溫家寶幫農民工討工資、在礦井裏過大年、跟普通市民稱兄道弟、在下崗工人家裏哭天抹淚，與文學藝術家推心置腹，很是討人喜歡。他的穿不破的羽絨服和開了膠的運動鞋，也都已經出名了。總而言之，溫家寶是人氣看漲。他開記者會的那天，一位計程車司機和我聊天，說：“上面換個位置就好了。”他的意思是胡溫易位，這話可不得了，在老毛那年頭，這話能要人命的。好在他那張選票沒有用。
實話實說，本人也是比較喜歡溫家寶的。在當今這一撥“黨和國家領導人”裏，他顯得比其他的幾位更親切、更低調、更務實、更真誠、更開明，口才、學識與修養，似乎也要明顯占優。在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承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平等、博愛都是普世價值，又幾次三番主動說到要“民主”、要“政治體制改革”，這也算是一件可喜的事兒吧。
不過，不管溫家寶是個什麼樣的人、又說了什麼樣的話，我還是那句話，千萬不必太當真。理由很簡單：溫家寶若本來就是虛情假意、討好賣乖、演戲做秀，我們沒有必要陪他開心；他若是真心想推行民主、實施政改，那可能性實在不大，只怕他的幾位高級同僚首先就容不下他。因為共產黨的權力就是這麼個怪東西，你靠這權力去作惡、去謀私，那很方便，你靠這同一份權力去謀民主、謀政改，那就比登天還難。
聽溫家寶說話常常讓人著急。他說話的速度太慢，慢得出奇。每句話都要字斟句酌，每句話之前都得思慮良久，似乎欲言又止，每句話之後又顯得言猶未盡，似乎欲說還休。大概是久居權力要津，熟知官場風險，怕言多有失、禍從口出。所以，早已自覺地養成了不求有功、但求無禍的言談與行事風格吧。
評語：如此謹小慎微之人，人氣再旺，民望再高，又豈是打開民主局面、開創政改大業的可靠人選？
四、一半正確的吳敬璉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曾被稱為“經濟學的良心”，可今年“兩會”中，他的言論卻遭遇線民萬炮齊轟。吳委員最令人不滿的言論，一個是他反對限制春運票價上浮，另一個是他反對按市場價補償被拆遷戶。他被認為是替富人、替強權說話，很不“民生”、很不“和諧”，而今年“兩會”的主旋律，恰好就是“民生”與“和諧”。
在我看來，吳敬璉的意見並不為過。政府管制春運票價，不管政府是鼓動提價還是命令限價，當然都不會是什麼好方法，是下下策而已。作一個設想吧，如果筆者也能當一次政協委員，我的“春運提案”設想如下：象吳敬璉那樣，我也希望春運的票價由市場決定，政府不應以“民生”或其他任何無合法依據的理由實施干預。至少，政府無權剝奪那些個體、民營運輸企業的自由定價權。但是，由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之所以不得不忍受春運的痛苦，乃是由政府一手造成，應由城鄉二元化的社會政策和區域失衡的發展戰略負總責，所以，春運的買單者不應該是消費者個人，而應該是政府。政府沒有任何理由將自己的責任轉嫁給運輸企業。那麼，我的“春運提案”就是：運輸企業自由定價，乘運雙方自願交易，但是，必須由中央財政全額報銷。吳敬璉委員話只說了一半，當然他要挨駡了。
吳敬璉又說不應該按市場價補償被拆遷戶，這句話也並不全錯。城市化是一項系統工程，城市建設的成本、城鎮土地升值的代價，並不是由被拆遷的居民全部承擔。如果將其他相關的社會成員一律摒除於城鎮化的地產利益的分享範圍之外，也並不符合社會公正的原則。但是，吳敬璉先生此時此刻提出這樣的意見，時機不對，狀況也不對。中國目前的情況，確有少數的被拆遷戶得到了很優厚的補償，成為城市里的無所事事的“吃房一族”，但是，還有很多被拆遷戶所得到的補償款甚至連市場價的零頭都不到，巨大差額的那部分已經被地方政府、貪官和奸商合夥瓜分了。所以，他的這條意見本來是應該這樣來表達的：政府與房地產商必須按市場價提供補償，但是，被拆遷戶不是唯一的受補償者，不應該得到市場價補償的全部，與此相關的其他社會成員也有權從政府和房地產商那裏得到相應的補償。吳敬璉委員的話又只說了一半，當然又要挨駡了。
如今這個年頭，說“民生”的大行其道，但往往說的並不是真民生，說“和諧”的大有市場，但也不一定說的就是真和諧。好在，我們也都不用當真。以吳敬璉先生為例，他雖然名聲很大，但我敢肯定，他的意見和筆者的上述修改意見一樣，反正也都起不到什麼作用。
評語：懂經濟行情的吳敬璉似乎不太懂當前的政治行情，不懂得憑“民生”煸情、靠“和諧”壯膽。最可氣者，正確的意見只說一半，往往就成了錯誤的意見，而且會有利於更加錯誤的意見。
五、不務正業的鞏俐
因為連續兩年缺席政協會議，電影明星鞏俐委員幾乎資格不保。今年她不僅大駕光臨去開會了，還自告奮勇要“參政議政”。她絕對比吳敬璉委員精明，更懂得“兩會”的市場行情。她的提案叫作“環境保護，從我做起”，這很符合“科學發展觀”，又可以為已經失職的政府環保部門分擔一點個人責任。然而，她還是免不了成為線民和媒體譏笑的對象。那些並沒有讀過她提案的批評者一口咬定，說她的提案“比小學生作文還不如”。與她相似的情形是，另一位原小品明星黃宏委員的提案要求在國家大劇院裏“給農民工兄弟留下一排座位”，這讓眾網友們差點笑掉了大牙。
網友們是有點苛刻了。我的意見還是那一句：大家不必太當真。我認為，鞏俐絕不是最不稱職的政協委員。其他的代表、委員比起鞏俐，又能強得了多少？默默無聞地開了五年的會，不說一句話、不提一個案的，也不知有多少哩。
評語：也是該批批鞏俐，當你的明星，賺你的大錢，何必要不務正業冒充“參政議政”？走穴都走到了政協會上，不成眾矢之的，才怪！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