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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寬興:新年,一個「八九一代」人的心緒

【大紀元3月3日訊】差不多已有十年,不曾回到老家那熟悉的環境里過新年了,2007年新年臨近的時候,打量四周,在這個世界上,只有鄉下的父母和宅院,會在鞭炮聲響起時接受我,便收拾行囊,踏上了回家的路。

沒有什麼比政治迫害更有力地割斷一個人與其歷史的連結,而流浪的生活則使過往的記憶恍如隔世。我一直在躲閃,試圖不再靠近那些熟悉的人和事,但活在親緣關係中的肉身,又如何能夠擺脫他曾經在世界上留下的腳印?沒有什麼比故土上的鞭炮聲更讓人直面一生的完整性問題,哪怕生活早已斷裂為一些破碎的殘片。

北方的冬季,水泥馬路一直修進偏僻的村莊,它堅硬地向我提示著世界的變化。只有人是不會變的:我,一個永遠的漂泊者;父母,依舊貧窮而苦愁。37歲,對於死亡,這不是一個緊迫的年齡,但對預示一生的命運,已經足夠蒼老。這些年,濟南、深圳、杭州、北京,懷揣一張高中畢業文憑和一份不肯低頭的孤傲,把青春揮霍已空。37歲的年齡,應該支撐起事業和家庭,而不是逃避和空泛地想像。我承認,我是一個失敗者。

不想回答難堪的問題,因此,我試圖躲避,但親朋故交的關係,終究是逃不開的。在這個人情和世故都濃到化不開的世界上,即使肉體腐爛,我們的名字也會頑強地從別人的口中再次吐出。因此,我必須以一個失敗者的身份,接受所有善意和嘲諷的勸喻。

一位混出了些身份的長輩單獨與我飲酒,不經意間告誡我:「千萬不要再攙和政治上的事。」

父親言辭閃爍間與我提及為他砌墳的打算,從他蒼老的臉上,我讀得出老年人的悲切,以及對我的失望,儘管父母總在儘量掩飾什麼,不想給我任何壓力,但我知道他們望子成龍的希望已經破滅。

而中學同學則直截了當地說:「跟共產黨對著幹,沒有結果,民運分子的話全是扯淡。」

好友對我說起不久前的一次同學聚會,在那次聚會上,幾乎所有的同學毫不掩飾地表示了對「老楊」的惋惜與蔑視,這個曾經無法超越的「高考狀元」,如今已被漫長的時間證實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一個可以被忽略不計的人。這樣的評價反而使我感到輕鬆,對曾經的同學圈子來說,一個中年人的成功應該顯現為一個副縣長以上的官位,或者一家頗具規模的公司,如今我早已放棄了這樣的念想,早一點被宣佈失敗,就早一點從別人的期許和壓力中解脫出來。

或許,應試教育中的傳奇經歷以及為「大老闆」做馬仔的短暫經歷,使他們在我身上寄予了不切實際的想像。但他們並不知道,在我被學校開除的時候,我的戶籍已經回到農村,要求一個只有高中學歷的農民陞官發財自然有點異想天開,因此,這些年來,每當接到舊友們打來的電話,要我為家鄉的招商引資做貢獻,或者為他們在城里辦點什麼事,我總會啞然失笑。

我是不可能陞官發財的。六四之後,我的決絕態度,已使我無法見容於這個社會。不僅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會越來越走向窮困潦倒的結局。

曾經與朋友戲言:世界所有的職業都是有前途的,惟獨做一個中國的民運分子,卻幾無任何前途可言。無論是民運也好,政治異議也好,投入的真誠和心血,遠非一般職業能比,但從個人生存上,它甚至連個職業都算不上,說是慢性自殺也不為過。

失學、流浪、求職、入獄、監控……,在六四的巨大震撼之下,實際上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事,在這個世界上,總會有一些人延續著一種聲音的存在,在這個聲音的組成中,若論付出和犧牲,排出一千個人的名字,都不應有我,但坎坷的經歷和痛苦的遭際,對遭受政治迫害的朋友來說,都是相同的。沒有戶口,沒有學歷,甚至連賴以為生的商店都被警察悄然設計端掉,直至開始於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愛情也戛然而止……。去年,與一位身處海外的朋友電話交流時,我很肯定地說:「如果知道參與八九民運的結果最終是這樣一種悲慘的個人結局,我不會參與。」那一刻,我能感受到朋友語氣中的愕然和失望,但我沒有收回這句話。如果人生可以從新開始,我會選擇另外的道路,我不願把一生以一種無法言喻的痛苦,無聲無息地打一個水漂。

但是,會有其它的命運選擇嗎?十五歲時,在鄉里的糧站,收糧的工作人員上班時間漫不經心地與別人聊天,而無視我急等著賣完糧食,拿一張「口簡」的紙片回到學校讀書,第一次,我對這個體制產生了強烈的反感;也是在十五歲的時候,鄉黨委門口的十字路上,站在寒風裡,五個小時等不來一輛去縣城的汽車;正是身體發育的關鍵時期,我在縣城中學里經常忍饑挨餓,卻聽說財政局長家中的點心(那時候的賄賂大概還停留在這個層級)吃不完,只能用來燒火,過了油的點心在爐膛里比無煙煤燃燒得更為火紅。。。。。。

我至今沒有忘記,1988年11月11日,我在日記里記下這樣的句子:十幾年來,我竟是生活在一個騙局當中。。。。。從那天開始,我不再抱持我的共產主義理想。在此之前的一年多時間,圖書館成了為我輸送自由思想的電源。

六四之後的環境下,一次政治迫害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命運。失去了大學宿舍里的那張床,就只能開始永不停息的流浪生活。流浪在一定程度上損傷了我的道德標準,為了明天的飯錢,我學會了向最小的官員點頭哈腰,學會了向有權者送禮獻媚。在孤獨無助地身陷城市,口袋里連一分錢都沒有的時候,我甚至恨我為什麼不是一個女人,那樣,我至少可以加入賣淫的隊伍,由於這樣的剎那感受,我至今尊重拿身體換錢的妓女;我甚至真切地動過為警察做內線的想法,畢竟他們不止一次地拉我,而我也曾半真半假地寫下保證,對個人來說,出賣良心或許勝似肉體消滅,更重要的是,雞毛蒜皮的匯報未必會傷害誰,但是,最終卻無法突破自己的道德底線——除非死掉,否則,我總是要生兒育女的,我可以失去尊嚴,但不能讓孩子因為他的父親而失去尊嚴——在這個世界上,我只剩下異議圈子裡的幾個真朋友,出賣他們就是出賣我自己,就是自尋死亡。

我要說出我對中國人權及劉青的感謝,我不瞭解海外民運的內情及人事糾葛,但中國人權在我最艱難的時候,分兩次向我提供了700美金的援助,使我度過經濟上最艱難的時刻。

2006年是我的本命年,據不完全統計,有四次自殺和一次殺人衝動,好在狗年已經過去,小豬的蠢笨形象從來沒有這樣親切可愛過。在此鼓勵自己,要堅信:沒有什麼是不會結束的,人生仍然值得留戀和期待。。。。。。

友誼提示著另外一層人生的意義:劉曉波、陳青林、潘強、歐陽懿、趙達功、王丹、莫之許、李智英、江棋生、康玉春、孫文廣。。。。。。他們的關心令我感動。2007年新年之初,失去聯繫多年的黃翔夫婦也意外地發來關心和鼓勵的信件。

在新年這種傳統節日裡,面對寫在家譜上的自己的名字,傳統和現實的壓力逼迫人思考生存的價值與道路選擇。如今,當年的好友不乏局長、處長、書記、縣長,我知道他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他們卻很少知道我過什麼樣的日子。有一次,連吃一個星期的方便麵和速凍餃子後,赴一個非吃不可的宴席,旁邊的官員弟兄推脫說不愛吃,定要我把屬於他的那份鮑魚和王八吃掉——他是唯一到過我住處並見識過我真實生活的舊友——難得如此理解,我便毫不客氣地享用了兩份王八,正如同樣流浪在北京的王金波弟兄向我所描繪的:整整一個月的方面生活後,終於找到一份工作,上班第一天正趕上公司開會,午宴時,面對一桌子雞鴨魚肉,他忘記了一切,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這回可逮著了,要猛吃。」一個經常以方便麵充飢的人,如果說不羨慕別人的大魚大肉,那是虛偽,一個從來沒有找到正式工作的人,若說不羨慕官員的那份威嚴和尊貴,那是矯情,過新年了,舊友間無論窮闊胖瘦的聚會,很容易讓作為叛逆和疏離者的異議分子們,產生強烈的失落感,看到老同學作為縣委書記在鮮花簇擁的主席台上就坐,並感受到作為一個縣委書記在當代中國所能擁有的權威和利益後,不禁有些懷疑自己的道路選擇,這是十分真實的感受,甚至禁不住設想自己如果按部就班地象老同學們一樣走下去,可以如何如何享用這縣長書記的生活。

最後的結論是:讓我做一個星期的縣長,我會趨之如騖,立馬上任,若讓我整天坐在會場上講話,宴會上祝酒,老子不幹。如果重新回頭,我仍然內選擇自由的道路,但會更懂得保護自己的技巧,僅此而已。

自由,意味著可以說自己想說的話,意味著不想喝酒的時候就不去應酬,意味著可以不顧任何一級領導前來視察而蒙頭大睡,意味著我可以讀縣長書記連名字都沒聽說過的書籍,意味著我寫完一篇文章就從此忘記,不用每天千篇一律地重複性照本宣科,意味著想讀什麼書就可以一氣讀完,意味著不用昧良心做事,意味著我不蔑視比我低的人,也不當面接受官位更高的人當面蔑視我,意味著我可以與真正的朋友傾心交談而不顧忌利害得失,意味著想去哪裡轉轉的話可以拔腿就走,意味著可以逐漸積聚起不怕坐牢的勇氣。。。。。。在37歲的年齡上談論理想可能有點好笑,但在2007年新年過後,我還是對前妻談起了18年前天安門廣場定情時的理想與價值觀,我請她為此而原諒我這麼多年的失敗與頑固,已經許多年不再與她談論這些話題,但我不覺得在今天再談起來有什麼好笑。

上一次的本命年是在1994年,經歷了又一次沉重的政治迫害後終於迎來1995年,本以為日子會過得好一些,卻不料1995年被警察抓進了班房,如今,當又一個本命年過去,滿懷希望地迎來豬年,希望之餘,不敢忘前車之鑑,2007年,會比2006年更壞嗎?

我要說:生活在自由的今天里,今天就是美好的;生活在友誼中,無須孤獨地自怨自艾!

最壞的狀況也不過是入獄,但與1995年不同的是,對於入獄,此刻,我有了足夠的思想準備,如蒙警方青睞,監獄將會成為我漂泊中的港灣,或許我需要那樣一種休息,可以不必為每月支付房租而苦惱。據說監獄也提高了一些人道待遇,應該不會長期不讓我讀書吧。

長期的漂泊生活中,短暫的新年回鄉之旅逼迫自己審視完整的人生道路,使人失落惆悵,也使人更加決絕:橫豎就這樣了,為了自由,為了內心的美學選擇,走到底!年前拜會劉曉波老師,我問他這麼多年的堅持是否源自某種美學支撐,他說:「不是,是責任倫理。」以他的名氣和學識,即使在六四之後,他仍然可以到國外尋一個正常的生活,但為了天安門廣場的一幕,他留下來,承受了此後的兩次牢獄之災和終年監視,記得1996年他到濟南,我在分析局勢後提醒他說,我感覺又快要抓他了,問他有無思想準備,他很肯定地說「有」,果然不久就是三年的勞教等待他,而他也因為有了思想準備,平靜坦然地度過了三年監禁。我無法達到他那樣的高度,對我來說,堅持,是因為無從逃避,這個政權在懲治他假想的敵人時毫不留情;堅持,也緣於自己近乎自戀的根本人生態度:人生可以成為審美的素材,即便是鑽牛角尖,能把這份固執堅持到極致,也可能作為精美的一筆留給後來的觀者。

在37歲上,那個假想我為敵人的權力體系可能已經完成了對我的塑造過程,我不想在任何情況下逞英雄,我不想戰勝任何人,但作為一個失敗者,我或許可以讓自己成為一個不可被打敗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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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9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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