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5日訊】讀書人有時因為讀書的緣故變傻，於是有了「書獃子」一說，我以為，多數情況下應歸因於知識本身，而不能過多地怪罪那些作為「虛心的容器」的讀書人。有關「正義」的概念，可能正是一個典型的誤導性問題，對我自己和周圍的很多人而言，它來自於歷史唯物主義與階級鬥爭學說：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給社會的走向設定了一種線性軌跡，進而由列寧的被壓迫階級反抗學說，以及毛澤東的進步力量必然獲勝的中國式「大團圓」結局，給我們灌輸了一種「正義必然戰勝邪惡，先進必然克服落後」的粗糙而簡單的歷史觀。
這讓我們對正義降臨的等待，充滿了過於樂觀的情調。
一九八九年，站在歷史博物館門前的台階上，西望滿目的旗幟，我天真地以為，它們雜亂而生動的顏色將改變那種整齊劃一的僵化歷史；我天真地以為，我們這一代將活在我們的父輩所不敢想像的自由起點上。
事實證明，這種想像中的起點是虛幻的，時至今日，它仍然是我對生命進程的遙遠期待。十七年中，每一次新年鐘聲的敲響，都使我對自由和正義降臨中國的艱巨性再多一份心理上的準備。
在思想領域內，正義，至今仍然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複雜能指。從詞源學上講，我們今天所說的正義，與中國典籍中的「正義」觀念並無太大差異，而且它不像進化、主義等概念，不是為了翻譯西方文獻而新造的詞。那種「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和「苟非正義，則謂之奸邪」的觀念，與注重邏輯分析的西方思想對「正義」的表述，有著共通的語義平台。
柏拉圖把正義列為「四主德」（正義、智慧、勇敢和節制）之首。在希臘思想中，當事物的存在和運行符合理念原則的時候，這種狀況便是「正義」的，對這個詞最好的解釋應該是「恰當」，既不能直接解釋為「公平」，也不是簡單地與「邪惡」相對，它保證每種事物各自安於其所當是，而這也正是拉丁俗語「各人的東西歸於各人」的含義。於是，正義的觀念和對自然的認識，便構成了自然法的基礎。而中世紀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將上帝嵌入自然法體系後，作為連接上帝和人類的橋樑，自然法中的正義觀念，便帶有了上帝的超驗神性。上帝的權威賦予正義以永恆性，以至於啟蒙時代的法國思想家盧梭認為：「一切正義都出於神，神是正義的唯一淵源」；柏克則說：「有一種東西，並且只有這種東西恆久不變，它先於這個世界而存在，並且也將存在於這個世界自身的組織結構之中，它就是正義。這種正義起源於上帝，駐留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胸中」。
但恆久不變的正義觀和法律體系是不存在的。法國大革命以來，西方思想界對形而上抽像正義的置疑，也使人類修築正義之路的能力變得可疑起來。在對上帝的等待中，正義為何總遲遲不到的問題，削弱了世俗人生的希望。政治學的自信，已經無法抵擋來自於詩學的置。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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