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5日讯】读书人有时因为读书的缘故变傻，于是有了“书呆子”一说，我以为，多数情况下应归因于知识本身，而不能过多地怪罪那些作为“虚心的容器”的读书人。有关“正义”的概念，可能正是一个典型的误导性问题，对我自己和周围的很多人而言，它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给社会的走向设定了一种线性轨迹，进而由列宁的被压迫阶级反抗学说，以及毛泽东的进步力量必然获胜的中国式“大团圆”结局，给我们灌输了一种“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先进必然克服落后”的粗糙而简单的历史观。
这让我们对正义降临的等待，充满了过于乐观的情调。
一九八九年，站在历史博物馆门前的台阶上，西望满目的旗帜，我天真地以为，它们杂乱而生动的颜色将改变那种整齐划一的僵化历史；我天真地以为，我们这一代将活在我们的父辈所不敢想像的自由起点上。
事实证明，这种想像中的起点是虚幻的，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我对生命进程的遥远期待。十七年中，每一次新年钟声的敲响，都使我对自由和正义降临中国的艰巨性再多一份心理上的准备。
在思想领域内，正义，至今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复杂能指。从词源学上讲，我们今天所说的正义，与中国典籍中的“正义”观念并无太大差异，而且它不像进化、主义等概念，不是为了翻译西方文献而新造的词。那种“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和“苟非正义，则谓之奸邪”的观念，与注重逻辑分析的西方思想对“正义”的表述，有着共通的语义平台。
柏拉图把正义列为“四主德”（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之首。在希腊思想中，当事物的存在和运行符合理念原则的时候，这种状况便是“正义”的，对这个词最好的解释应该是“恰当”，既不能直接解释为“公平”，也不是简单地与“邪恶”相对，它保证每种事物各自安于其所当是，而这也正是拉丁俗语“各人的东西归于各人”的含义。于是，正义的观念和对自然的认识，便构成了自然法的基础。而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将上帝嵌入自然法体系后，作为连接上帝和人类的桥梁，自然法中的正义观念，便带有了上帝的超验神性。上帝的权威赋予正义以永恒性，以至于启蒙时代的法国思想家卢梭认为：“一切正义都出于神，神是正义的唯一渊源”；柏克则说：“有一种东西，并且只有这种东西恒久不变，它先于这个世界而存在，并且也将存在于这个世界自身的组织结构之中，它就是正义。这种正义起源于上帝，驻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胸中”。
但恒久不变的正义观和法律体系是不存在的。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思想界对形而上抽像正义的置疑，也使人类修筑正义之路的能力变得可疑起来。在对上帝的等待中，正义为何总迟迟不到的问题，削弱了世俗人生的希望。政治学的自信，已经无法抵挡来自于诗学的置。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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