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3日訊】 我曾努力通過文字留住一切記憶，可所有文字的東西都隨著我的兩次被捕而失去了蹤跡。人的大腦的確神奇，能承載幾十年的記憶，可這種記憶會隨著時間段的不同而呈現為：零星，斷續，模糊，支離破碎。也正是由於此，我才遲遲不願意落下這支「記憶」的筆，我擔心記憶的錯誤會引發紛爭，引發質疑。
我在「西單牆」徘徊了許久，在不斷的尋覓與比較中，最終選擇了魏京生。當時，我年輕而固執，對《四五論壇》、《北京之春》、《啟蒙社》等刊物在發刊詞中強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極度反感，對《人權同盟》組織的混亂，不停的爭吵感到厭倦。我年輕，腦子裡充滿幻想；我固執，容不得別人的一點瑕疵；我以為：革命者都是「江姐」，一定要：勇敢，堅定，完美無缺。我不考慮漸進，不考慮危險，不懂得「巧妙週旋」。為此，我不能理解那麼多民辦刊物為什麼一定要與黨報相同，說什麼”堅持馬列”；也不理解大家的爭論，為何一定要導致分裂。世間的事，就是那麼奇怪，萌動的激情，不成熟的我，竟義無反顧的做出了一生都引以為自豪的選擇。
現在，常有人問我：有這樣一種說法，魏京生不那樣激進，民主牆可能維持更長一段時間。你對此如何看？
我的回答：不同的時代背景，正確與錯誤可以互換。在當時，普遍性的不滿已經存在，但那時的不滿針對的是”執行者”而不是體制，幾十年的宣傳教育已固定了人們的思維，人們可以思考的空間很小，只敢涉及現象不敢思考或質疑現象背後的東西。當然，也有人看到：社會不滿是現象，現象背後一定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這個 “更深層次的原因”一定與制度有關。這些人的確在進行超出常人的思考，但將這種思考公之於眾卻需要勇氣。只關注現象的不滿不過是”牢騷”，牢騷不昇華沒有任何意義，我們是與民眾一同發牢騷，還是指出現象背後的原因所在？
魏京生選擇了後者，他認為，覺醒的人有義務告訴人們真相，告訴人們共產黨的真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至於”民主牆”命運長短的問題，我一直以為：取決於統治者是否認為”階級敵人”已經充分的暴露了出來。毛澤東這樣，劉少奇這樣，鄧小平也這樣，小小區別是：鄧小平狡猾地利用”階級敵人”擊潰了自己的對手。當鄧小平認為”階級敵人”沒有利用價值後，”階級敵人”就必須消亡。魏京生進去了，任畹町，劉青，徐文利都不能倖免，我們的意志不能主宰統治者的決策，要魏京生揹負罪責是無稽之談。民主牆的命運不是激進造成的，而是鄧小平對自身權力的恐懼造成的。
我一直在西單牆尋找，尋找我滿意的知己，一段時間內，我幾乎有些失望。一張小字報的出現，令我周身熱血沸騰。這張小字報的標題是：《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它》。時至今日，我依然認為，在當時，「四個現代化」是國人的夢，華國鋒誓言旦旦要領導人民實現這個夢；而魏京生的吶喊是及時的提醒，提醒夢中的人們：沒有民主的所謂現代化不過是畫餅充飢！太妙了，僅此一句，就準確地詮釋了共黨幾十年的”功績”。
這張小字報引來激烈爭論，在公開場合贊同的佔多數，但夜深人靜時，這張小字報被搞得面目皆非，罵的有（留下罵的字句），扔贓物的有，更有甚者將其撕去，可固執的作者又重新張貼。在這張小字報出現前，也曾出現過敏感文章，但是作者不敢留下真實姓名與聯繫方式，而在這張小字報的最後留下了作者的名字：金生，還附有電話號碼。電話是真實的，可以打通，但是顯然不是他家的，記憶中好像是他的親戚或朋友。我打過去，最初接電話的人讓我稍等片刻，才與作者說了幾句。我說我叫”京生”.他哈哈一笑，答道：”真巧，我也是京生”.我問：”文章上的名字是真的？”，他道：”音相似，字不同，是北京的京。”我們相約了見面的時間與地點，便匆匆掛斷電話，原因是：我在別的單位打電話，心裏有些膽怯。
見面的時間在通話後第二天的晚上，地點是在動物園二十七路總站的西牆。記憶中，除我與魏京生外還有一人，幾十年過去忘記是誰。我向魏京生提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如何看待暴力”？魏京生的回答是：”毫無疑問，暴力是最快，最徹底的解決方式，但是，從現實角度考慮沒有實現的可能，為此，不在我們考慮的範圍之內。”許多年以後，我一直記住了他的這句話，原因在於：他的回答很巧妙，如果他斷然否定暴力的合理性，我們可能沒有第二次見面的機會。我當時是個”暴力主義”者，而且很固執，我可以容許策略上的不選擇暴力，絕對不容許否定暴力。好一個魏京生：”不考慮暴力”卻要肯定暴力的”快捷”與”徹底”，也正是他的這個”徹底”使我堅定了去追隨他的決心。
以後的一切就順理成章，他談到了他辦雜誌的想法及理由：迷茫中的民眾需要清醒，當務之急就是佔領輿論陣地，多少年來百姓沒有說話的地方，我們就是要做百姓的”代言人”（正確的解讀不是我們說的話代表百姓，而是給百姓提供一個說話的平台，即，該雜誌是百姓的代言。）辦雜誌的人不需要太多，多了會沉迷於爭論而耽誤了辦事。我對他的這些想法表示贊同，同時也表示：我的初中文憑水分很大，受系統教育的程度不過五年，如果我參與編輯部的工作，只可能幹些粗活，賣賣力氣，發發傳單。魏京生笑了笑對我講：文革都沒有上學，誰有多大能力？能力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信念與膽量，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在鋪路，見不到民主的那一天。我已與其他幾個人達成共識，如果你不反對，我們找個時間商量商量，共同促成此事。我爽快的答應了。沒有聊多久，在約定下次見面的時間地點後各自離去。
回家的路上，我思緒萬千：我第一次做出了自由的選擇，選擇了不熟悉的人，選擇了不熟悉的事，是對？是錯？這個選擇是自由的，自由的選擇帶給我激動與興奮，可我也隱隱的感到，在激動與興奮中夾雜某種猶豫與膽卻，對，是我自己的認可，別人是否認可？即便別人也認可，也不過是精神層面上的，而中國人大多生活在物質層面，從物質角度看，我的”對”如何解釋？危險是存在的，沒有誰會那麼天真，看不到這一點，而這種危險最可能摧毀的就是人的物質生存環境與物質生存空間。與老魏見面時的我，正處在理想亢奮的狀態下，沒有恐懼。可當我一個人最終決定做事時，恐懼出現了，身上冒出陣陣冷汗。雖然，這種孤獨中的恐懼，沒有改變我的決定，但它卻似乎暗示我：這是你致命的弱點，有這種弱點的人，不適合捲入專制體制下的反對政治漩渦中來。@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