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京生 : 初識民主牆

--一段抹不去的記憶(一)

劉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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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3日訊】 我曾努力通過文字留住一切記憶,可所有文字的東西都隨著我的兩次被捕而失去了蹤跡。人的大腦的確神奇,能承載幾十年的記憶,可這種記憶會隨著時間段的不同而呈現為:零星,斷續,模糊,支離破碎。也正是由於此,我才遲遲不願意落下這支「記憶」的筆,我擔心記憶的錯誤會引發紛爭,引發質疑。

我在「西單牆」徘徊了許久,在不斷的尋覓與比較中,最終選擇了魏京生。當時,我年輕而固執,對《四五論壇》、《北京之春》、《啟蒙社》等刊物在發刊詞中強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極度反感,對《人權同盟》組織的混亂,不停的爭吵感到厭倦。我年輕,腦子裡充滿幻想;我固執,容不得別人的一點瑕疵;我以為:革命者都是「江姐」,一定要:勇敢,堅定,完美無缺。我不考慮漸進,不考慮危險,不懂得「巧妙週旋」。為此,我不能理解那麼多民辦刊物為什麼一定要與黨報相同,說什麼”堅持馬列”;也不理解大家的爭論,為何一定要導致分裂。世間的事,就是那麼奇怪,萌動的激情,不成熟的我,竟義無反顧的做出了一生都引以為自豪的選擇。

現在,常有人問我:有這樣一種說法,魏京生不那樣激進,民主牆可能維持更長一段時間。你對此如何看?

我的回答:不同的時代背景,正確與錯誤可以互換。在當時,普遍性的不滿已經存在,但那時的不滿針對的是”執行者”而不是體制,幾十年的宣傳教育已固定了人們的思維,人們可以思考的空間很小,只敢涉及現象不敢思考或質疑現象背後的東西。當然,也有人看到:社會不滿是現象,現象背後一定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這個 “更深層次的原因”一定與制度有關。這些人的確在進行超出常人的思考,但將這種思考公之於眾卻需要勇氣。只關注現象的不滿不過是”牢騷”,牢騷不昇華沒有任何意義,我們是與民眾一同發牢騷,還是指出現象背後的原因所在?

魏京生選擇了後者,他認為,覺醒的人有義務告訴人們真相,告訴人們共產黨的真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至於”民主牆”命運長短的問題,我一直以為:取決於統治者是否認為”階級敵人”已經充分的暴露了出來。毛澤東這樣,劉少奇這樣,鄧小平也這樣,小小區別是:鄧小平狡猾地利用”階級敵人”擊潰了自己的對手。當鄧小平認為”階級敵人”沒有利用價值後,”階級敵人”就必須消亡。魏京生進去了,任畹町,劉青,徐文利都不能倖免,我們的意志不能主宰統治者的決策,要魏京生揹負罪責是無稽之談。民主牆的命運不是激進造成的,而是鄧小平對自身權力的恐懼造成的。

我一直在西單牆尋找,尋找我滿意的知己,一段時間內,我幾乎有些失望。一張小字報的出現,令我周身熱血沸騰。這張小字報的標題是:《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它》。時至今日,我依然認為,在當時,「四個現代化」是國人的夢,華國鋒誓言旦旦要領導人民實現這個夢;而魏京生的吶喊是及時的提醒,提醒夢中的人們:沒有民主的所謂現代化不過是畫餅充飢!太妙了,僅此一句,就準確地詮釋了共黨幾十年的”功績”。

這張小字報引來激烈爭論,在公開場合贊同的佔多數,但夜深人靜時,這張小字報被搞得面目皆非,罵的有(留下罵的字句),扔贓物的有,更有甚者將其撕去,可固執的作者又重新張貼。在這張小字報出現前,也曾出現過敏感文章,但是作者不敢留下真實姓名與聯繫方式,而在這張小字報的最後留下了作者的名字:金生,還附有電話號碼。電話是真實的,可以打通,但是顯然不是他家的,記憶中好像是他的親戚或朋友。我打過去,最初接電話的人讓我稍等片刻,才與作者說了幾句。我說我叫”京生”.他哈哈一笑,答道:”真巧,我也是京生”.我問:”文章上的名字是真的?”,他道:”音相似,字不同,是北京的京。”我們相約了見面的時間與地點,便匆匆掛斷電話,原因是:我在別的單位打電話,心裏有些膽怯。

見面的時間在通話後第二天的晚上,地點是在動物園二十七路總站的西牆。記憶中,除我與魏京生外還有一人,幾十年過去忘記是誰。我向魏京生提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如何看待暴力”?魏京生的回答是:”毫無疑問,暴力是最快,最徹底的解決方式,但是,從現實角度考慮沒有實現的可能,為此,不在我們考慮的範圍之內。”許多年以後,我一直記住了他的這句話,原因在於:他的回答很巧妙,如果他斷然否定暴力的合理性,我們可能沒有第二次見面的機會。我當時是個”暴力主義”者,而且很固執,我可以容許策略上的不選擇暴力,絕對不容許否定暴力。好一個魏京生:”不考慮暴力”卻要肯定暴力的”快捷”與”徹底”,也正是他的這個”徹底”使我堅定了去追隨他的決心。

以後的一切就順理成章,他談到了他辦雜誌的想法及理由:迷茫中的民眾需要清醒,當務之急就是佔領輿論陣地,多少年來百姓沒有說話的地方,我們就是要做百姓的”代言人”(正確的解讀不是我們說的話代表百姓,而是給百姓提供一個說話的平台,即,該雜誌是百姓的代言。)辦雜誌的人不需要太多,多了會沉迷於爭論而耽誤了辦事。我對他的這些想法表示贊同,同時也表示:我的初中文憑水分很大,受系統教育的程度不過五年,如果我參與編輯部的工作,只可能幹些粗活,賣賣力氣,發發傳單。魏京生笑了笑對我講:文革都沒有上學,誰有多大能力?能力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信念與膽量,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在鋪路,見不到民主的那一天。我已與其他幾個人達成共識,如果你不反對,我們找個時間商量商量,共同促成此事。我爽快的答應了。沒有聊多久,在約定下次見面的時間地點後各自離去。

回家的路上,我思緒萬千:我第一次做出了自由的選擇,選擇了不熟悉的人,選擇了不熟悉的事,是對?是錯?這個選擇是自由的,自由的選擇帶給我激動與興奮,可我也隱隱的感到,在激動與興奮中夾雜某種猶豫與膽卻,對,是我自己的認可,別人是否認可?即便別人也認可,也不過是精神層面上的,而中國人大多生活在物質層面,從物質角度看,我的”對”如何解釋?危險是存在的,沒有誰會那麼天真,看不到這一點,而這種危險最可能摧毀的就是人的物質生存環境與物質生存空間。與老魏見面時的我,正處在理想亢奮的狀態下,沒有恐懼。可當我一個人最終決定做事時,恐懼出現了,身上冒出陣陣冷汗。雖然,這種孤獨中的恐懼,沒有改變我的決定,但它卻似乎暗示我:這是你致命的弱點,有這種弱點的人,不適合捲入專制體制下的反對政治漩渦中來。@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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