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9日訊】隨著中共「17大」召開在即，重新認識「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這個涉及未來中國變革的核心問題，已成為當今理論界，乃至公民參政、議政的中心議話題。老牌右派人士儲安平先生，曾在50年代就揚起了撻伐「黨天下」的長鞭。但半個世紀以來，自我神化為「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淩駕於社會一切權力之上的同時，從未承認過中國推行的是「一黨天下」政治制度，而以所謂「多黨合作，共同監督」來加以掩飾。由此也就製造出一種世所垢病的「中國特色」政治悖論──「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制度。
中共早期創建人之一李大釗指出：近二三年來，人民厭棄政黨已達極點，但是我們雖然厭棄政黨，究竟也要另有團體以為代替，否則不能實行改革事業。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另一位創始人陳獨秀更是一針見血地說：只有以共產黨代替政黨，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由此「以共產黨代替所有政黨」的意圖，就此借助於暴力，揭開了中共暴力革命完成後的「一黨天下」政治面目。中共的這「以共產黨代替所有政黨」的政治面目，令人不禁想起近年來史學界一直爭論《米高揚秘密揚報告》有關斯大林與毛澤東涉及中共政黨制度的對話。米高揚不僅是前蘇聯資深布爾什維克，且是跨越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兩個時代的蘇共政治局委員，曾經專門負責過對華事務。中共建制前，斯大林曾親自委派米高揚於1949年1月秘密訪問中共領袖所在地——西柏坡。所謂《米高揚秘密報告》，是指米高揚在1960年向蘇共中央主席團提交的一份報告。該報告匯報了他在49年秘密訪問中國與中共領袖會談的相關情況。
這份報告是1995年俄羅斯遠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列多夫斯基在《遠東問題》雜誌上發表《米高揚赴華秘密使命》一文披露的。這篇文章提到米高揚報告中關於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的一段話：「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之後，要像蘇聯、南斯拉夫那樣，除中共以外，所有政黨都離開政治舞台，這樣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而斯大林卻在1948年4月20日回電時對此加以反對。斯大林說：「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認為，中國各在野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他們反對國民黨集團，它們還將在很長時期內存在。中共應該與他們合作，但必須保持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讓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應宣佈為聯合政府。」
斯大林對毛的指令，絕不含有實行多黨制的意思。因為在斯大林的骨子裡認為：毛式革命不過是農民革命；中共不過是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民黨。毛當時迫於斯大林的權威，只好接受。米高揚對此評論說：「由於這個建議，中共改變了對資產階級政黨的政策」。於是，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已經明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與政治協商制度。這便是斯大林死後，毛曾多次批評他對中國革命「出過錯誤的主意」的原因之一。
米高揚披露毛澤東這封致斯大林的電報表明，中共所追求的政治目標就是「一黨坐天下」。此據李銳曾透露，他在延安曾親耳聆聽過毛澤東說，革命成功後，民主黨派就要成為革命對象，其理由就是蘇聯、南斯拉夫革命成功後，都實行的是一黨制。於是，文革時期這些所謂的民主黨派，無一例外地都靠邊站了，其領導人也大多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
鄧小平主政後，比毛虛偽得多，他說：「我們國家也是多黨，但是，中國的其它黨，是承認共產黨領導這個前提下面，服務於社會主義事業的。」（《鄧選》231頁））由此可見，服從於「中共一黨領導」，是中國大陸八大「民主黨派」的最基本政治使命。１９８９年初，鄧小平親自批示，成立專門小組，擬定確定方案。同年１２月，正式頒布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標誌著「中國特色」的政治悖論──「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制度的最終完成。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的所謂八大「民主黨派」，不過是中共裝點「一黨天下」門面的八個政治花瓶；是襯托中共一花獨豔的八片綠葉。因而人們不難看到，每當共產黨作決定、下指示時，各「民主黨派」便眾口一辭，同表忠心，上演一台台「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現實喜劇。無論中共跨過鴨綠江、抗美援越、支援波爾布特，還是「陽謀」反右、10年文革和「6．4」血案，乃至鎮壓法輪功等，八大「民主黨派」從未敢說一個「不」字，反而不遺餘力地始終維護著共產黨「一貫是正確」、「一貫代表人民」的政治神話。
政黨伴隨著近代民主政治實踐，作為封建君主制的對立物而產生。他是社會政治結構分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標誌。政黨由具有相近觀點的個體組織起來，反映其所代表的階層或集團利益。政黨有著自己的政治目的，並通過選舉應議會席位或控制政府，行使行政權利，其確立和發展已成為現代國家發展的條件。政黨制度的內容包括政黨在政治生活中所處的法律地位，政黨同國家政權的關係，政黨自身的運轉方式，以及執政後行使政權的方式、方法、規則和程序。政黨是現代社會進行政治競爭、從事社會活動的利益集團；是社會不同信仰、不同政見與利益的人相互集結的一種組織形式。現實社會不存在沒有利益的競爭，政黨競爭也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而不同利益則通過政黨聚合競爭。競爭關係到政黨能否執政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政治過程，關係到政黨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關係到政黨本身的存亡。
在正常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執政黨的資格與能力就在於具有維持政治體制存在並使之正常運轉。現實政治中，由於不同政黨反映社會不同層面的利益博弈，總是試圖從利己主義的角度改變政府政策與方向。所謂「全民黨」與「代表全體人民」「公天下」等等說辭，向來都是偽命題。任何人都有權組黨、參黨。任何政黨都是一部份人的組織。人與人是平等的，因而也就決定了政黨與政黨間的關係也是平等的。任何政黨都沒有特權，都不應被神化。又由於人與人的認識、利益與願望總是不斷變化的和千差萬別的，因而任何政黨都不可能一貫代表全體民意。所謂人民「一貫擁護」或「一致擁護」，是當代中國最典型的政治造假。今日中國最大的政治迷信，就是「黨迷信」，即黨可以一貫代表人民，「偉大、光榮、正確」，享有不容質疑的絕對領導權。
由於政黨只是一部份人基於自己的政治見解和利益的組織，因此不同的政黨，就有不同的政見和利益；而不同的政見或利益之間是不存在領導與被領導、決定與被決定關係的。如果一種信仰、一種政治主張、一種利益，能領導另一種信仰、主張或利益，那麼世界上就不存在多種信仰、利益與政見的自由。既然政黨間是合作的平等關係，就不會同是領導與被領導的從屬關係。而一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豈不是在畫一個「圓形方塊」。從形式邏輯推論，如果圓真則方假；如果方真則圓假。兩者不能同真。由此可知，所謂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不過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政治悖論。而那些一黨領導下唯命是從的所謂「民主黨派」，不過是黨的屬部而已。
現實中國大陸是一個中共「黨天下」的黨意志社會。所謂黨意志社會，就是以黨的意志強制只服從自然律和自由本性的自然人，服從主義設定的目的性與政治制度。在這樣一種制度中，黨意志無所不在地幹預、侵擾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侵蝕著自然人的生存天性。
《聯合早報》曾有人發表文章指出，現在實行的明明是一黨專政的制度，但硬說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共產黨既得了一黨專政之實，又得了多黨制之名，手段不可謂不高。但是，文章說，不管手段有多高，正如共產黨常說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實真相瞞不過國民，也瞞不過其他國家的人民。
國家政黨受到國際經濟、政治、文化和外交等環境的影響，甚至根據國際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化，一國政黨制度也必將發生相應的變化或者轉化。知識經濟推動政治世界化和文化全球融合的進一步加速，使人的共同價值觀和文化追求越來越成熟。國家、階級、階層的興趣衝動和利益追求衝擊著以往的理性尺度，社會主義脫離實際的政治理想同人類共同理性越來越不能兼容，需要全新的文明理念為指導建立全新的社會政治管理組織模式。後極權時代的中國，伴隨著世界民主化潮流的頻頻撞擊，其受命於斯大林，且無法自圓其說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尤其顯得不合時宜。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