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8日訊】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 近30年世界經濟發展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以日本和「四小龍」(南朝鮮、新加坡、香港、台灣)為標誌的亞太地區的崛起。他們從落後的亞洲脫穎而出,在歷史的瞬間消除或大大縮小了和發達的西方之間的差距,使世界經濟的重心向東方移動。這一能量的爆發,引起了經濟上的「大陸漂移」效果,使美洲的西海岸和東亞大為接近,形成了一條把美國和日本、「四小龍」以及亞太地區一些國家串聯起來的、迅速轉動的鏈條。
草庵：這與美國的跳板作用有相當大的關係。日本和「四小龍」起飛所藉助的經濟機制、管理和技術的原型多半都來自美國。鏈條上各個環節(國家或地區)吸收和轉化的不同成效, 可以通過美國市場得到反映 和體現,而經濟上的損益又會反饋回到相應的環節。誰吸收能量多,轉化效率高,它就發展得快。
伍凡： 對亞太地區的起飛,有三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美國的跳板作用:除了地理位置的自然因素外,美國至少起了三個不可缺少的作用,即最大的開放市場,先進技術的源泉，,以及提高競爭能力的課堂和戰場。二是比美國後進的國家(包括日本)和地區的發展戰略,以及是否善於藉助這一跳板。三是美國本身發展的潛力。
草庵：首先是美國有最大的統一市場，美國龐大的市場,是決心起飛的國家賺取外匯資金的主要來源。幾年前,美國商人曾設想，中國10億人每人買一件美國商品將提供多大的市場。但是,和這一最大 的發展中國家相比,美國市場要大得多。以商品零售額相比，美國三個中小城市,舊金山,聖何塞(San Jose),帕洛阿托(Palo Alto),相互距離不超過一小時汽車路程,總人口144萬,其中帕洛阿托市只有5.6萬人。它們1984年的零售額共104.7億美元,相當於1983 年北京、上海、天津、廣州人口達2000萬的四大城市的零售額總和103.7億美元。洛杉磯一個市的零售額達185億美元，,超過中國零售額最高的十大城市的總和168億美元。從這裡也可看出，促進中國的起飛,將為亞太地區今後的繁榮,提供多大的市場。
伍凡：美國市場最開放。按進口製成品占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在1962、1970和1980年美國分別為1.2，2.6，4.9;日本則為 2.3，2.3，2.6。同期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的製成品占製成品進口的百分比，美國為12.3，14.7，26.7；西歐為4.2，4.8，9.6;；日本 為5.9，11.4，25.1。日本在這方面增長較快，是由於要降低勞動成本,擴大國外製造，進口製成品中有相當部份用於再出口。
草庵：美國市場的統一和發達程度體現在,資源在全國範圍內能比較合理地流動，流向可以得到更加有效利用的地方。雄厚的基礎設施和服務網絡提供了實現這種流動的可能。沒有這樣一個市場,日本和「四小龍」都難以起飛。沒有別的地方,每年能吸收外國成千億美元的商品，從紡織品到鋼鐵,從汽車到電子產品。美國每年進口的汽車多達500萬至600萬輛,中國到1990年,年需量還超不過90 萬輛。美國市場對日本經濟起飛所起的跳板作用是明明白白的。
伍凡：再有就是美國的世界市場導向作用。日本在一代人的時間內,連升二級，從一個「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躍為僅次於美國的發達國家,使人眼花繚亂。通產省頗具權威的產業政策和大企業的終身僱傭制給日本經濟蒙上了一層政府控制和計劃經濟的色調。但是日本的成功發展戰略的精髓卻離不開「市場」。著眼於國內市場的效率,著眼於國際市場的佔有額,著眼於利用世界市場的「八面風來為民族經濟的航船加速。在經濟機制上，日本戰後迅速地消化了美國制定的市場競爭體制，企業壟斷集中的程度比重視反壟斷的美國還要低，並且繼續下降。最大的100家製造業公司，在行業銷售額中的比重,美國為41％(1972年),日本為25.7％。日本指導性經濟計劃的基本原則是,調節國內市場競爭,既防止壟斷,又防止競爭過度。並且為了有利於世界市場的競爭，允許企業間的某種聯合,而美國到80年代才開始放寬不利於世界市場競爭的反壟斷束縛。在國內市場中,日本從開頭起就是按國際市場競爭價格來促進對資源的最有效利用的。
草庵：日本 政府對市場的直接經濟干預程度也是較低的,經費也少。通產省的經費只佔政府預算的1.6％(1982年,約8.6億美元), 1982年美國商務部的經費是18億美元。政府對研究和發展的補貼(不包括用於軍事防務的部份)所佔的比例,美國為32％,日本為28％。雖然日本和英、法政府都重視發展計算機行業,但英、法著重於用財政補貼培育出重點企業,而日本卻促使重點產業中的各公司面向國內外競爭,從中篩選出優勝者。
伍凡：日本的產業政策從來就不是為了加強政府對經濟的控制,而是為了根本改善日本產業在世界市場,主要是美國和西歐市場上的競爭能力。日本在戰後恢復期結束的 50年代中期，人均收入僅為美國的1/10。工業規模不比中國強。但是在那時,日本就已形成了從世界經濟總體出發的發展戰略認識到日本經濟的振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際收支的進展」。要實現使一億日本人在生活水平上趕上美國和西歐的目標必須奠定雄厚的基礎，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並且這些產業要具有國際競爭優勢在產品的質量和成本上消除差距，徹底改變日本貨是中看不中用的壞名聲。美歐等高收入市場需求多的產業是使日本這樣一個大國得以發達的基礎。這一戰略把具有足夠份量的產業推向世界,首先是美國市場。日本利用美國為跳板，實現了經濟的起飛。其效果是出色的。 1970年和1960年相比，日本在世界總產量中的比例大增，摩托車輛從2％上升到17％,鋼從6％上升到16％。並且,日本也發展為高收入市場，目前每年可內銷300萬輛汽車。
草庵：南朝鮮的例子說明,導致日本起飛的某些因素,別的國家也同樣可以利用。1960年南朝鮮的人均國民收入不到美國的1/20,出口僅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 並且多為初級產品。但是在60年代初南朝鮮把產業政策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後，發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後一時期(1962至1976年)和前一時期 (1953至1962年)按年均增長率相比:人均國民總產值從1.7％上升到7.2％，製造業的增值從11.1％上升到18.4％，投資從1.6％上升到 18.1％，出口從15.6％上升到29.1％，進口從3.2％上升到17.3％。由於顯著提高了自己的競爭能力,南朝鮮在能源危機衝擊下，比石油資源豐富的墨西哥還發展得快。雖然兩國都借了大量外債，但到了1983年，南朝鮮 經常帳戶赤字減少了2/3,1986年貿易已轉為盈餘。
伍凡： 南朝鮮的進展明顯反映在美國市場：1982年和美國雙邊貿易額已達120 億美元，近年已超過法國而在美國貿易夥伴中佔到第6位。對北美出口占的比例從1980年的28.3％猛升到1986年的40％。人均國內總產值和美國相比,從1960年的8.2％，1970年的11.8％,猛升到1980年的23.7％。
草庵：可見，著眼於世界經濟導向,不僅能增加出口，而且能提高國民經濟效率，縮小發展差距。菲律賓和墨西哥則相反,它們雖和美國關係密切,源遠流長，在50年代中期分別和南朝鮮、日本的發展水平相近;；那時墨西哥人均國內總產值對美國的比例,還略高於日本。但是1/4世紀後,卻相差懸殊。這裡至少有兩個原因：
一是菲律賓和墨西哥都長期停留在進口替代和依賴外國公司出口的階段,。二是雖然兩國在60和70年代經濟也高速增長，但重量不重質，有時政治因素代替了經濟效益。相比之下,台灣的出口加工區起步早,成效大,但是台灣深知，那只是一個「起動器」,其作用時間、範圍都有限;只有把國內產業推進世界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 才能起飛。
伍凡：美國還有一個升級的跳板的作用。日本從引進技術、自主開發產品、進入美歐市場起步,跳過了進口替代或依靠外商出口的階梯。日本在1949到1962年吸收的外資中2/3是貸款，只有5.7％是有控制權的直接投資。松下和索尼公司在美國創牌子的費用,高達幾十億美元。但是換來的是發展差距迅速縮小和國際收支的良性循環。日本的人均收入和美國相比，1955年為11％；1970年為40％；1980年為 77％。日本的國際收支1965年從逆差轉為順差。南朝鮮的汽車1986年進入美國市場，銷售了15萬輛。這一成功部份是由於抓住了日本小型車因美國限額而留下的空白。 可見,美國這一跳板的彈性，可能藉助的程度和方面,都是變化的。從目前的勢頭看,美國仍是世界經濟和新產業革命的「帶頭羊」,而日本,「四小龍」,或許還有幾個國家,則逐一跟得很緊,看準機會,就竭盡全力去抓住。這逼使美國以至日本避開短處,開拓新的領域,發揚新的長處,形成後浪推前浪的形勢,使這串鏈條轉動得更快。
草庵：升級的跳板之後還有一個跳板的升級。亞太地區的起飛同樣促進了美國的繁榮。價廉物美的商品,提高了美國的生活水平;擴大的市場增加了美國的收入和就業；加劇的競爭促進了美國企業效率的提高和產業的轉化。值得回味的是,70年代，當經濟學家專注於「滯脹」時，美國的高技術產業卻在騰飛。那時美國增加了近2000萬個新職位。80年代中，當美國人，還有中國人在大談硅谷的衰落時，日本人卻在全力以赴地學硅谷的全部「真經」。
伍凡：同樣,儘管美國的經濟優勢在衰落,它的市場卻更顯光彩。僅美國的公司就 吸收了 3800億美元的外國投資，其中1800億是直接投資。美國市場一年進口3500億美元的外國商品。日本在美國生產的汽車1982年幾乎是零，1986 年猛增到56萬輛。並且成本質量都達到日本國內的水平。在全球，除去美國，沒有任何其他市場能為外國投資提供這樣的成長規模和效率。美國的市場規模、市場效率、穩定度仍將是最有競爭力的。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吸收和融合不同文化的能力成為亞洲、拉美、西歐和大洋洲經濟和產業活動的聚合點，通向世界市場的跳板。「必須先在美國取得成功,才能在世界取得成功」,仍是在美國的外國企業界人士的一種有代表性的看法。
草庵：儘管很多人不看好未來的美國，但美國的潛力還是有的，至少以下三個因素會起作用。一、多元化體制使得美國新陳代謝快，兼有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雙重特性。為繼續進化提供了動力和餘地。開闢「新大陸」的傳統依然存在,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的機動性大。社會、企業、城市的變化靈活較少受到固有的地域、行業、模式、等級和權威的束縛。從這一角度衡量,美國不同於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大英帝國, 甚至比目前經濟發展成熟的日本,都更像「發展中」國家。
伍凡：其二、美國在吸引、利用人才,發揮智力資源的效益上，大概在世界首屈一指,競爭力最強。而智力正代替推動了早先工業革命的蒸汽和電力成為新產業革命的「能源」。產業的高增值、高增長、高效益,日益取決於創新的水平,企業家精神，職工的主動性,以及使人員素質、組織管理隨新技術同步「脫胎換骨」的進化能力。企業家精神是美國創新的一大特徵,不僅盛行於工商界, 也流行在科技、文體、娛樂、影視等界和較園中。
草庵：第三、美國經濟發展戰略的主旨正在形成,就是「把增強競爭能力列為國內最優先課題」,因為能否實現「國家目標，保持世界領導權,提高生活水平和保障安全，取決於美國產業的國際競爭能力」。這是1986年8月美國政府成立的「提高競爭能力工作小組」提出的指導方針。里根總統於1987年2月提出了《1987年貿易、就業和生產率法案》,其宗旨就是「保證美國一直到21世紀都具有競爭優勢」。法案的核心是對人力和知識資本的投資，促進科技的發展並迅速向商品轉化。目前的布什政府也是大力的推動這一政策。
伍凡：一個國家的起飛要有技巧，起飛的動力學很重要。在亞太地區30年來的盛衰變化中看，發展中國家如按照慣性前進,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會擴大;要實現起飛,必須獲得加速度。為此,一是要提煉和濃縮內部貧乏而分散的能量；二是把能量集中到有利的方向，並不失時機地促使產業升級；三是要藉助跳板，增加助推力。
草庵：新加坡建立了發展中國家少有的廉潔而有效的政府。部長僅因按公司內部優惠價格購物,即被撤職。因此,政府方針得以有效執行,政府的服務成本低,質量高。二是吸引外資的行銷(marketing)戰略,即從世界經濟發展和市場行情出發,建立適宜的經營環境,吸引外國投資者。雖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新加坡提供的優惠不多，並且稅率較高，國內市場又小，僅250萬人口,但吸收的外資卻不少。近年日本在亞洲的直接投資下降,但投入新加坡的卻上升。
伍凡：南朝鮮和台灣開始改革的時候，雖然政治不民主，但是經濟決策有獨立性。它們所實行的面向世界市場、與國際經濟相結合的戰略,提高了國內經濟的效率。隨著經濟開放的深入，這兩個國家和地區都進行了廣泛的全面的政治改革，結果實經濟起飛的成果得以延續和發展。
草庵：香港的轉化應變能力也很強,是這串鏈條上最開放、最市場化的一環。它沒有日本那樣的總體和長期發展戰略,而是背靠中國大陸，在世界市場中飄浮，苦樂均在其中。不過,這是香港小而輕,並且不是民族國家所致。像南朝鮮那樣的中等國家,僅憑開放大概「飄浮」不起來,更不用說日本那樣的大國了。南朝鮮的研究發展經費已超過國民收入的1％,居「四小龍」之冠,表明較大的國家要具有更強的推力,才能在世界經濟的浪濤中前進。新加坡雖小,但發展民族經濟觀念強烈,升級戰略明確。
伍凡：亞太地區的起飛,顯示 出「美國加速器效應」:通過美國交流的頻率越高，加速越快。日本和美國在人才、技術、產品和企業活動上交流最快；人才對流和能量 交換快；技術形成商品返銷快;企業經營交織層次多。
草庵：對潛力巨大的中國來說,這一起飛的實踐可提供的借鑒,是不言而喻的。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似應著重掃除資源流動的障礙和促進資源利用的效益,逐步建立全國統一市場, 形成有效競爭的機制。但從過去幾十年中國的經濟開放經驗上看，中國的經濟改革並不成功。遠沒有達到韓國，日本，台灣，新加坡的改革成果，特別是百姓的真正收入遠未改善，甚至十惡化了。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政府在改革中不但把原來就不是很統一的市場給破壞了，形成了地方經濟割據的局面。沒有形成真正的公平競爭機制。而且社會中的司法機制和政治機制更為腐敗。
伍凡：在利用美國經濟加速器問題上沒有真正的從分利用，只想在經濟上佔便宜，但根本就沒有絲毫學習美國先進司法制度和民主制度想法和決心，結果是經濟上沒有戰略，政治上對抗。最終是賺到的錢不是百姓和國民分享，而是少數利益集團私下瓜分。甚至海內外政商勾結欺壓百姓。
中國百姓的生活水平與國際社會相差越來越遠。
草庵：這就是政府決策的問題了。一黨專政就很容易如此。不過，今天的時間到了，我們就先談到這。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