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8日讯】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 近30年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以日本和“四小龙”(南朝鲜、新加坡、香港、台湾)为标志的亚太地区的崛起。他们从落后的亚洲脱颖而出,在历史的瞬间消除或大大缩小了和发达的西方之间的差距,使世界经济的重心向东方移动。这一能量的爆发,引起了经济上的“大陆漂移”效果,使美洲的西海岸和东亚大为接近,形成了一条把美国和日本、“四小龙”以及亚太地区一些国家串联起来的、迅速转动的链条。
草庵：这与美国的跳板作用有相当大的关系。日本和“四小龙”起飞所借助的经济机制、管理和技术的原型多半都来自美国。链条上各个环节(国家或地区)吸收和转化的不同成效, 可以通过美国市场得到反映 和体现,而经济上的损益又会反馈回到相应的环节。谁吸收能量多,转化效率高,它就发展得快。
伍凡： 对亚太地区的起飞,有三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美国的跳板作用:除了地理位置的自然因素外,美国至少起了三个不可缺少的作用,即最大的开放市场,先进技术的源泉，,以及提高竞争能力的课堂和战场。二是比美国后进的国家(包括日本)和地区的发展战略,以及是否善于借助这一跳板。三是美国本身发展的潜力。
草庵：首先是美国有最大的统一市场，美国庞大的市场,是决心起飞的国家赚取外汇资金的主要来源。几年前,美国商人曾设想，中国10亿人每人买一件美国商品将提供多大的市场。但是,和这一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相比,美国市场要大得多。以商品零售额相比，美国三个中小城市,旧金山,圣何塞(San Jose),帕洛阿托(Palo Alto),相互距离不超过一小时汽车路程,总人口144万,其中帕洛阿托市只有5.6万人。它们1984年的零售额共104.7亿美元,相当于1983 年北京、上海、天津、广州人口达2000万的四大城市的零售额总和103.7亿美元。洛杉矶一个市的零售额达185亿美元，,超过中国零售额最高的十大城市的总和168亿美元。从这里也可看出，促进中国的起飞,将为亚太地区今后的繁荣,提供多大的市场。
伍凡：美国市场最开放。按进口制成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在1962、1970和1980年美国分别为1.2，2.6，4.9;日本则为 2.3，2.3，2.6。同期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占制成品进口的百分比，美国为12.3，14.7，26.7；西欧为4.2，4.8，9.6;；日本 为5.9，11.4，25.1。日本在这方面增长较快，是由于要降低劳动成本,扩大国外制造，进口制成品中有相当部分用于再出口。
草庵：美国市场的统一和发达程度体现在,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能比较合理地流动，流向可以得到更加有效利用的地方。雄厚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提供了实现这种流动的可能。没有这样一个市场,日本和“四小龙”都难以起飞。没有别的地方,每年能吸收外国成千亿美元的商品，从纺织品到钢铁,从汽车到电子产品。美国每年进口的汽车多达500万至600万辆,中国到1990年,年需量还超不过90 万辆。美国市场对日本经济起飞所起的跳板作用是明明白白的。
伍凡：再有就是美国的世界市场导向作用。日本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连升二级，从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跃为仅次于美国的发达国家,使人眼花缭乱。通产省颇具权威的产业政策和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日本经济蒙上了一层政府控制和计划经济的色调。但是日本的成功发展战略的精髓却离不开“市场”。着眼于国内市场的效率,着眼于国际市场的占有额,着眼于利用世界市场的“八面风来为民族经济的航船加速。在经济机制上，日本战后迅速地消化了美国制定的市场竞争体制，企业垄断集中的程度比重视反垄断的美国还要低，并且继续下降。最大的100家制造业公司，在行业销售额中的比重,美国为41％(1972年),日本为25.7％。日本指导性经济计划的基本原则是,调节国内市场竞争,既防止垄断,又防止竞争过度。并且为了有利于世界市场的竞争，允许企业间的某种联合,而美国到80年代才开始放宽不利于世界市场竞争的反垄断束缚。在国内市场中,日本从开头起就是按国际市场竞争价格来促进对资源的最有效利用的。
草庵：日本 政府对市场的直接经济干预程度也是较低的,经费也少。通产省的经费只占政府预算的1.6％(1982年,约8.6亿美元), 1982年美国商务部的经费是18亿美元。政府对研究和发展的补贴(不包括用于军事防务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美国为32％,日本为28％。虽然日本和英、法政府都重视发展计算机行业,但英、法着重于用财政补贴培育出重点企业,而日本却促使重点产业中的各公司面向国内外竞争,从中筛选出优胜者。
伍凡：日本的产业政策从来就不是为了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而是为了根本改善日本产业在世界市场,主要是美国和西欧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日本在战后恢复期结束的 50年代中期，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1/10。工业规模不比中国强。但是在那时,日本就已形成了从世界经济总体出发的发展战略认识到日本经济的振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收支的进展”。要实现使一亿日本人在生活水平上赶上美国和西欧的目标必须奠定雄厚的基础，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且这些产业要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在产品的质量和成本上消除差距，彻底改变日本货是中看不中用的坏名声。美欧等高收入市场需求多的产业是使日本这样一个大国得以发达的基础。这一战略把具有足够份量的产业推向世界,首先是美国市场。日本利用美国为跳板，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其效果是出色的。 1970年和1960年相比，日本在世界总产量中的比例大增，摩托车辆从2％上升到17％,钢从6％上升到16％。并且,日本也发展为高收入市场，目前每年可内销300万辆汽车。
草庵：南朝鲜的例子说明,导致日本起飞的某些因素,别的国家也同样可以利用。1960年南朝鲜的人均国民收入不到美国的1/20,出口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 并且多为初级产品。但是在60年代初南朝鲜把产业政策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后，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后一时期(1962至1976年)和前一时期 (1953至1962年)按年均增长率相比:人均国民总产值从1.7％上升到7.2％，制造业的增值从11.1％上升到18.4％，投资从1.6％上升到 18.1％，出口从15.6％上升到29.1％，进口从3.2％上升到17.3％。由于显着提高了自己的竞争能力,南朝鲜在能源危机冲击下，比石油资源丰富的墨西哥还发展得快。虽然两国都借了大量外债，但到了1983年，南朝鲜 经常账户赤字减少了2/3,1986年贸易已转为盈余。
伍凡： 南朝鲜的进展明显反映在美国市场：1982年和美国双边贸易额已达120 亿美元，近年已超过法国而在美国贸易伙伴中占到第6位。对北美出口占的比例从1980年的28.3％猛升到1986年的40％。人均国内总产值和美国相比,从1960年的8.2％，1970年的11.8％,猛升到1980年的23.7％。
草庵：可见，着眼于世界经济导向,不仅能增加出口，而且能提高国民经济效率，缩小发展差距。菲律宾和墨西哥则相反,它们虽和美国关系密切,源远流长，在50年代中期分别和南朝鲜、日本的发展水平相近;；那时墨西哥人均国内总产值对美国的比例,还略高于日本。但是1/4世纪后,却相差悬殊。这里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是菲律宾和墨西哥都长期停留在进口替代和依赖外国公司出口的阶段,。二是虽然两国在60和70年代经济也高速增长，但重量不重质，有时政治因素代替了经济效益。相比之下,台湾的出口加工区起步早,成效大,但是台湾深知，那只是一个“起动器”,其作用时间、范围都有限;只有把国内产业推进世界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 才能起飞。
伍凡：美国还有一个升级的跳板的作用。日本从引进技术、自主开发产品、进入美欧市场起步,跳过了进口替代或依靠外商出口的阶梯。日本在1949到1962年吸收的外资中2/3是贷款，只有5.7％是有控制权的直接投资。松下和索尼公司在美国创牌子的费用,高达几十亿美元。但是换来的是发展差距迅速缩小和国际收支的良性循环。日本的人均收入和美国相比，1955年为11％；1970年为40％；1980年为 77％。日本的国际收支1965年从逆差转为顺差。南朝鲜的汽车1986年进入美国市场，销售了15万辆。这一成功部分是由于抓住了日本小型车因美国限额而留下的空白。 可见,美国这一跳板的弹性，可能借助的程度和方面,都是变化的。从目前的势头看,美国仍是世界经济和新产业革命的“带头羊”,而日本,“四小龙”,或许还有几个国家,则逐一跟得很紧,看准机会,就竭尽全力去抓住。这逼使美国以至日本避开短处,开拓新的领域,发扬新的长处,形成后浪推前浪的形势,使这串链条转动得更快。
草庵：升级的跳板之后还有一个跳板的升级。亚太地区的起飞同样促进了美国的繁荣。价廉物美的商品,提高了美国的生活水平;扩大的市场增加了美国的收入和就业；加剧的竞争促进了美国企业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的转化。值得回味的是,70年代，当经济学家专注于“滞胀”时，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却在腾飞。那时美国增加了近2000万个新职位。80年代中，当美国人，还有中国人在大谈硅谷的衰落时，日本人却在全力以赴地学硅谷的全部“真经”。
伍凡：同样,尽管美国的经济优势在衰落,它的市场却更显光彩。仅美国的公司就 吸收了 38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其中1800亿是直接投资。美国市场一年进口3500亿美元的外国商品。日本在美国生产的汽车1982年几乎是零，1986 年猛增到56万辆。并且成本质量都达到日本国内的水平。在全球，除去美国，没有任何其他市场能为外国投资提供这样的成长规模和效率。美国的市场规模、市场效率、稳定度仍将是最有竞争力的。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吸收和融合不同文化的能力成为亚洲、拉美、西欧和大洋洲经济和产业活动的聚合点，通向世界市场的跳板。“必须先在美国取得成功,才能在世界取得成功”,仍是在美国的外国企业界人士的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
草庵：尽管很多人不看好未来的美国，但美国的潜力还是有的，至少以下三个因素会起作用。一、多元化体制使得美国新陈代谢快，兼有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特性。为继续进化提供了动力和余地。开辟“新大陆”的传统依然存在,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的机动性大。社会、企业、城市的变化灵活较少受到固有的地域、行业、模式、等级和权威的束缚。从这一角度衡量,美国不同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大英帝国, 甚至比目前经济发展成熟的日本,都更像“发展中”国家。
伍凡：其二、美国在吸引、利用人才,发挥智力资源的效益上，大概在世界首屈一指,竞争力最强。而智力正代替推动了早先工业革命的蒸汽和电力成为新产业革命的“能源”。产业的高增值、高增长、高效益,日益取决于创新的水平,企业家精神，职工的主动性,以及使人员素质、组织管理随新技术同步“脱胎换骨”的进化能力。企业家精神是美国创新的一大特征,不仅盛行于工商界, 也流行在科技、文体、娱乐、影视等界和较园中。
草庵：第三、美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旨正在形成,就是“把增强竞争能力列为国内最优先课题”,因为能否实现“国家目标，保持世界领导权,提高生活水平和保障安全，取决于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这是1986年8月美国政府成立的“提高竞争能力工作小组”提出的指导方针。里根总统于1987年2月提出了《1987年贸易、就业和生产率法案》,其宗旨就是“保证美国一直到21世纪都具有竞争优势”。法案的核心是对人力和知识资本的投资，促进科技的发展并迅速向商品转化。目前的布什政府也是大力的推动这一政策。
伍凡：一个国家的起飞要有技巧，起飞的动力学很重要。在亚太地区30年来的盛衰变化中看，发展中国家如按照惯性前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扩大;要实现起飞,必须获得加速度。为此,一是要提炼和浓缩内部贫乏而分散的能量；二是把能量集中到有利的方向，并不失时机地促使产业升级；三是要借助跳板，增加助推力。
草庵：新加坡建立了发展中国家少有的廉洁而有效的政府。部长仅因按公司内部优惠价格购物,即被撤职。因此,政府方针得以有效执行,政府的服务成本低,质量高。二是吸引外资的行销(marketing)战略,即从世界经济发展和市场行情出发,建立适宜的经营环境,吸引外国投资者。虽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新加坡提供的优惠不多，并且税率较高，国内市场又小，仅250万人口,但吸收的外资却不少。近年日本在亚洲的直接投资下降,但投入新加坡的却上升。
伍凡：南朝鲜和台湾开始改革的时候，虽然政治不民主，但是经济决策有独立性。它们所实行的面向世界市场、与国际经济相结合的战略,提高了国内经济的效率。随着经济开放的深入，这两个国家和地区都进行了广泛的全面的政治改革，结果实经济起飞的成果得以延续和发展。
草庵：香港的转化应变能力也很强,是这串链条上最开放、最市场化的一环。它没有日本那样的总体和长期发展战略,而是背靠中国大陆，在世界市场中飘浮，苦乐均在其中。不过,这是香港小而轻,并且不是民族国家所致。像南朝鲜那样的中等国家,仅凭开放大概“飘浮”不起来,更不用说日本那样的大国了。南朝鲜的研究发展经费已超过国民收入的1％,居“四小龙”之冠,表明较大的国家要具有更强的推力,才能在世界经济的浪涛中前进。新加坡虽小,但发展民族经济观念强烈,升级战略明确。
伍凡：亚太地区的起飞,显示 出“美国加速器效应”:通过美国交流的频率越高，加速越快。日本和美国在人才、技术、产品和企业活动上交流最快；人才对流和能量 交换快；技术形成商品返销快;企业经营交织层次多。
草庵：对潜力巨大的中国来说,这一起飞的实践可提供的借鉴,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似应着重扫除资源流动的障碍和促进资源利用的效益,逐步建立全国统一市场, 形成有效竞争的机制。但从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开放经验上看，中国的经济改革并不成功。远没有达到韩国，日本，台湾，新加坡的改革成果，特别是百姓的真正收入远未改善，甚至十恶化了。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政府在改革中不但把原来就不是很统一的市场给破坏了，形成了地方经济割据的局面。没有形成真正的公平竞争机制。而且社会中的司法机制和政治机制更为腐败。
伍凡：在利用美国经济加速器问题上没有真正的从分利用，只想在经济上占便宜，但根本就没有丝毫学习美国先进司法制度和民主制度想法和决心，结果是经济上没有战略，政治上对抗。最终是赚到的钱不是百姓和国民分享，而是少数利益集团私下瓜分。甚至海内外政商勾结欺压百姓。
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与国际社会相差越来越远。
草庵：这就是政府决策的问题了。一党专政就很容易如此。不过，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谈到这。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