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0日訊】據新聞報導，“中共上海市第九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出習近平為市委書記，韓正、殷一璀（女）為市委副書記，沈德詠、吳志明、王仲偉、沈紅光、杜家毫、楊曉渡、江勤宏、楊雄、丁薛祥、徐麟當選為市委常委。”
這個消息多少讓關注中共政治生態的觀察家有些意外，原先種種大洗牌的傳聞沒有發生。大部分常委都是陳良宇時代的老班底，韓正繼續獲選為副書記，吳志明、沈紅光等標籤色彩濃厚的舊人都在新名單中。有些學者認為，這種結果說明中共高層權力分配依然錯綜複雜，胡溫沒有能力獨立主導地方政治力量佈局。如果承認這種說法，再考慮最近發生的北京和廣東的人事變動（基本沒變）的事實，那麼可以推出一個結論：胡溫無法主導中國最重要的地方政治佈局。胡溫沒有能力或者權力來主導，那麼意味著胡溫提前進入政治跛腳鴨狀態，17大政治場景充滿不確定，也充滿想像的空間。
當然，也有媒體把把這種結果從另外角度予以“合理化”，認為這是中共中央顯示穩住大局的強烈意圖。尤其在中共面臨多重社會挑戰的關鍵時刻，中共不願意在地方政治佈局上冒險。
不過這種說法有些一廂情願，首先在高層多種勢力角逐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只是政治競爭短暫平衡時刻的一個前臺名器，機會主義和變臉大概是這個名器的基本特典，中共中央不可能推出並落實持續的有遠見的政治規劃。2006年以來大規模卻沒有規律的的人事變動可資借鑒。這些人事變動，往往是忽然發佈的中央任命，以政治空降的方式去搶奪地盤，去職的和就職的都有明顯的派系標籤，顯示高層權力爭鬥之激烈，也顯示勝者急於落子佈局的焦急心態——他們已經顧不得吃相是否難看。
如果承認這種判斷，那麼照道理，通過地方黨代會選舉方式，繼續貫徹這種意圖，控制地方關鍵政治職位，是很自然的選擇。並且也是一種比較得體的方式，因為這更加符合黨內政治合法性。但是現在看來，雙方或多方卻在最關鍵的地方政治佈局前達成“基本不變”的共識，或許顯示政治鬥爭進入新一輪僵局。
在中共官場中，權力鬥爭自然是一個重要視角，但是地方主義的發展同樣可以是一個有價值的視角。我曾經試圖勾勒地方主義發展的制度性誘因，地方主義的表現形態和博弈能力（請參見拙文：中共地方Vs中共中央）。這個地方主義，有些中國特色，我稱之為黨地方。
上海新的領導層構成似乎是黨地方的生動注解。
從新聞報導裏的簡介來看，上海市委13名常委中的絕大部分，籍貫都屬於浙江，江蘇，上海等本地地域範圍，其政治發跡過程，以及獲得任命前的最高職位，都跟上海有強烈的關係，可以說，除了習近平以外，其他都是清一色的上海幫。而習近平本人，從政治生涯上看，也是個完全的地方派。
這些領導層黨地方的屬性大體決定了他們的行為模式跟地方主義的重疊性，在他們的政治生涯中，地方利益是他們最大的目標函數，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誓言只是廉價的政治口紅。這是後極權時代的必然。
明智的中共高層如果能認清這種地方主義發展的趨勢，那麼應該承認這種地方主義的發展本身在政治上可以是中性的，是可以和高層各派政治勢力相容的。高層政治鬥爭不一定非要擴散到每一個地方。也許正因為如此，地方一把手位置搶奪戰可以非常激烈，因為這些位置意味著當然的中央委員或者政治局委員，在這裏，地方政治實際上中央政治。但是地方常委爭奪站中，實際上是地方政治，是地方主義的政治整合，中央高層已經沒有必要把手伸的那麼長了。這樣地方領導層成員沒有出現大洗牌，也是可以理解的結果。
不過，中共黨地方的政治權力作為一種事實雖然有一定存在空間，但始終無法突破一些致命的困境。
首先它沒有必要的合法性支撐—黨內選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對抗中共中央的一紙調令，是沒有人能說清楚的。今天剛當選的書記，明天“另有任用”的可能性是永遠存在的。
其次，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向下“交叉感染”的風險一直存在。中央隨時可以找地方的麻煩，地方卻不敢找中央的麻煩。
選擇性反腐敗也是懸掛在黨地方的一柄達摩克利斯劍，地方要員必須購買額外的政治保險，才能安心睡覺，因此黨地方會主動尋求和黨中央靠近，從而喪失黨地方的自主性，地方權力軌跡變得遊移不定。
我相信，所有的這些描述都能從上海市委常委未來幾年的政治生涯中找到對應的故事，在這個意義上，上海新領導層雖然已經“選出”，但是遠沒有塵埃落定。那些可憐的政治從業者要想安穩的睡個好覺，必須期待黨地方困境的突破。
克服黨地方的困境說起來其實也很簡單，就是把“黨”字去掉，把地方還給地方。試想，如果是上海幾千萬選民選出來的新一代領導班子，誰敢與之爭鋒？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