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盧雪松：中國公祭活動透析

【大紀元6月5日訊】(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5月29日-31日，山東省臨沂市舉辦了「諸葛亮誕辰1826年」祭祀大型紀念活動。一個多月前，湖北襄樊市舉行了「紀念諸葛亮出山1800年」大型慶典。關於對女媧、黃帝等古人的祭祀活動也在不同的地方多次上演，甚至很多貧困地區動輒斥巨資舉辦大型活動。公祭的形式基本都是設一大型祭壇，擺上五穀三牲，然後鳴炮鳴金，擊鼓奏樂，朗讀祭文，焚香敬香，擺獻花籃，鞠躬禮拜。如何看待公祭活動這一熱潮，大紀元特此採訪了中國作家、前吉林省藝術學院戲劇系教師盧雪松女士。

似是而非的公祭

記者：你對這些公祭活動怎麼看呢？

盧雪松：你所談到的各種公祭確實是這幾年來大陸很熱鬧的一種文化活動。關於這一尋根溯祖的熱潮，我曾聽說甚至對於女媧的誕生地、神農的家鄉、諸葛亮的隱地，都因為歷史記載得不明確，以至讓數家地方政府爭得不可開交。不過，從表現上看，這些公祭行為大多搞得似是而非，雖稱為祭祀，其實並無祭禮可言。

記者：你說「似是而非」，可以具體說明一下嗎？

盧雪松：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的曲阜祭孔。台灣知名學者龔鵬程教授參加完整個祭禮後，竟評價是其「平生所見最爛的一次祭孔典禮」。龔先生在其博客中對此次祭禮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評，比如「祭場未淨場，祭禮不正供，司儀穿太監服，樂生著清代官服，禮生著戲裝。」完全是不倫不類的亂搭配；而祭孔開始後，各種仿古歌舞你方唱罷我登場，但卻都稀奇古怪，沒有來處。至於當晚的文藝演出和焰火表演，則完全與祭孔無關，流行歌曲、「主旋律」歌曲，將祭孔活動的鬧劇性推向了高潮。由此，龔先生感歎，「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真是切中要害之語。其實我們身在這邊的人比龔教授更容易深入體會這種荒唐鬧劇背後的原因。

記者：你認為這種「似是而非」是普遍現象嗎？

盧雪松：這一兩年，各種公祭活動在電視上邊都有實況轉播。但是，連祭孔這樣意義重大的祭禮都尚且如此，其它的公祭，其不守禮制、隨心所慾、硬傷疊出的情況更加嚴重，也是沒什麼奇怪的了。

「大而空」的虛假之風

記者：中共當局好像很重視這些公祭活動，為什麼又搞得這麼不成樣子呢？

盧雪松：這個結論看似矛盾，其實有其內在邏輯。在大陸，這是思想及意識形態方面長期推行高度控制的必然結果。當所謂主流意識形態以「真理的代言人」的形象出現，它就一定會拉攏來民眾，鞏固其統治性的地位，為掩飾其爭名奪利、專制暴戾的內容，它能做的就必然是靠一次次的運動來打擊不同聲音者，打擊找尋真相者，在公眾面前樹立其「偉光正」的幻象。它越怕被人們看透，做文章就要做得越大，這是它虛弱的一個表現。

記者：類似公祭活動，在受到您所說的「意識形態高度控制」的影響之後，在形式上會有何變異呢？

盧雪松：很多被其操控的活動，包括所謂公祭，由於受到毒化，在形式上就已形成了「大而空」的特定模式。大，為的是做聲勢；空，才是其本質上的樣態。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嚴峻恐怖的政治思想教育運動之後的中國人，早已馴服地接納了這種「大而空」的、實際就是虛假虛偽的生活。虛假之風已經瀰漫在空氣之中，在其中過久了的人，嗅不到這種空氣甚至會感到不自在。

記者：大陸的中國人對你所說的這種「虛假」體會深嗎？

盧雪松：無論虛假多麼勢力強大，真理卻是客觀存在著的。正因為真理的自在，才能映照出虛假來。但氾濫了的虛假之風卻使得這個社會滑離了真理的軌道，這是讓人痛惜的。皇帝明明沒穿衣服，皇帝自己、大臣、子民卻都因不敢戳破虛偽而自欺同時欺人。得意的只是那兩個騙子，他們利用人性的弱點欺騙了所有人。可悲的是，今天中國大陸的人們，比安徒生的童話故事走得還要遠。上欺下，下騙上，到處都在做表面文章，廉恥無存，混亂一片，庸俗不堪。

功利主義的工具

記者：有評論人士認為，在表面文章的下面，似乎直接的經濟利益才是公祭主辦者的目的所在，你怎麼看呢？

盧雪松：這話說得不錯。公祭活動熱度不減，其背後直接聯繫到地方產業、旅遊業的經濟利益。公祭某某先祖或某某人，這已經是一種品牌設計，實際是政府招商引資、開展經貿洽談的手段而已。當他們大言不慚地說什麼「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我感到本該被尊重被善待的傳統文化已完全淪為某些人逐利的工具。

真砸爛假復古

記者：中共本來是在砸爛了的傳統文化的廢墟上站住腳的，現在又高調復古，你認為這是一種矛盾嗎？

盧雪松：這種砸爛，當然是真砸爛，否則今日大陸精神文化不會這樣貧瘠；而復古呢，我認為是假復古。因為文化是不能做表面文章的。在經歷了人為的文明斷層之後，在滌淨那種黨化的鬥爭思維方式之前，我們已不敢妄言什麼是真正的傳統文化；也就是說，沒有全民族的對黨化教育的深刻反省，何談真正意義的復古？

最近見到余秋雨的一段話，他說：「英國哲學家羅素原先是傾向社會主義的，蘇聯十月革命後就突破西方的偏見前去訪問，很多布爾甚維克的官員、知識份子、文化人陪著他坐船在伏爾加河上航行考察。他實在太討厭那些人了，那麼多天的航程，表現出他們能夠評判大千世界的一切事物，既評判人類的所有歷史過程，又評判各種政治制度的成敗得失，他們似乎已經不必探索未知了，歷史規模和人類方向全已經胸有成竹。其實據羅素觀察，他們的日子過得不好，他們在鑽營中打發日子，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精神信仰，因此，是站在氣泡上的高瞻遠矚、俯視萬物。我們的年輕人在評判自己所不熟悉的宗教世界時，請想想羅素的目光。」我想他的意思是，對今日的中國，羅素的目光一定會是充滿厭惡的。「布爾甚維克的官員、知識份子、文化人」在這裡到處都是，「他們能夠評判大千世界的一切事物」，當然包括傳統。「站在氣泡上」的獨斷既可笑又可怕。

現在雖然公祭活動大行其道，其實卻恰恰暗和了那種黨化的「指鹿為馬」的專制思維。

國學的根本是天道觀

記者：那這種黨化思維與當今大陸的國學熱又是什麼關係呢？

盧雪松：我覺得，當下中國大陸的所謂國學熱，由於經歷了長期的思維毒化，對於傳統思想文化的本質，在認知上有著嚴重的扭曲。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國學就等於「大一統」專制帝國的思想學說，國學就等於君王獨享生殺大權，百姓生死由命，『君讓臣死便不得不死』的犬儒哲學。這恰恰是人為的文明斷層的體現。其實國學的根本是天道觀，及人對天道的敬畏，對自我生命本性的體認與反省。

我本來是在價值取向上更貼近西方文明的，那種陽光、那種真誠、那種英雄氣質、紳士風流，及對人性的尊重，都曾讓我感覺與自己的個性相投；但近些年來，隨著對經典的閱讀、經歷的豐富和思考的深入，我逐漸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道觀，其守靜、內斂的精神氣質，循道而行的正義精神，以及在此基礎上生發出的大智大勇的人格力量，其魅力是無窮的。可是官員們所熱衷的國學，其用意並不在此。

當局倡導國學的意圖

記者：那麼你認為當局倡導國學，用意何在呢？

盧雪松：從這一點上來說，官員們似乎想把這個東西作為能夠使得社會穩定的手段。官方試圖營造一個所謂和諧社會，儘可能希望種種弊端能夠通過民間的一種無原則的無限容忍、退讓、甚至是犬儒的形式來緩解，使得這個社會儘可能的不至於出現非常激烈的衝突。基於這種考慮，傳統文化才被繼續曲解，作為可以利用的工具。但一種主張，如果在實質上已割斷了傳統的血脈、如果只是試圖繼續堅持一種橫移而來的、失敗的體制，甚至試圖只是以自我的慾念來建構社會，那麼即便它有時還可能是打著某種傳統文化的旗號，但結果都不會很妙。

記者：回到公祭的問題上，官員們的公祭在訴求上有沒有選擇性？

盧雪松：譬如，孟夫子雖也受到公祭，但待遇不高，祭孟所強調的是仍是千篇一律的中華崛起世界和平，而有意迴避了他的思想的精髓。因為他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所以一定是不招統治者的喜愛。明太祖朱元璋還一度把他趕出文廟呢。台灣的龔鵬程教授在其《鵬程隨筆寂寞孔孟》中是這麼寫的：「我跑去鄒城，看了孟廟孟府。門庭寥落，車馬稀疏，與孔府孔廟沒法比。鄒城博物館亦未開，嶧山鐵山崗山諸石刻俱不得見，憾甚！人皆知曲阜，而不知鄒城，可悲。」這種功利主義的公祭確實可悲。

弘揚國學 學在民間

記者：關於對中華民族先祖的祭祀活動，您作何理解，有何建議？

盧雪松：現在的中國，在整個社會文化層面，傳統幾乎已經消弭殆盡，在我們沒有把握傳統文化真正的內涵時，那種折衷、平庸、犬儒的官方版本的國學，那種在當政者嚴厲限定的範圍之內的國學，對主流意識形態來說根本不能構成一種張力。而且弄不好還會嚴重毒化下一代對於國學和傳統的認知。所謂公祭背後隱藏的就是這個問題。

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內涵，我以為，在天人合一的宏大的哲學背景下，有一個道的存在。對於道的理解，我們往往容易簡單的將其理解為一種玄妙的想像，但往往容易忽略，天道是真實的，不是想像出來的，而且是需要下貫到行為層面的，它的道德內涵是以道抗勢，這種道不被世間權力所制約。

就以公祭為例，《祭義》上面講，「君子之祭也，躬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官員們有「中心之誠」嗎？能稱為「君子之祭」嗎？《祭義》還說：「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無神世界中的官員們相信「神」的存在嗎？《祭義》所說的「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要溝通看不見的世界，對於那些信仰唯物主義的官員們來說就更無從談起了。

要真正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需要真正下一番功夫，深入的去鑽研。在目前的中國，這方面還是比較欠缺的，尤其是普及的工作。如若真的是要慎終追遠，弘揚國學，那就應該牢記學在民間。傳統文化的真血脈在民間並未完全斷絕，但嚴重邊緣化。只有高壓和控制緩解乃至消解，國學在民間復興才有可能。對每一個人而言，如何以一個反省的立場剔除自我長期在毒化的文明空氣中吸納進的毒素，如何勇敢地回歸真實、自由、獨立判斷的自我，如何在一個新的高度上貼近東西方古代文明的真諦，這才是當務之急的事情。(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