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3日訊】最近，鄧小平女兒鄧林在香港表示，六四動用軍隊不應該由某一個領導人具體負責。經常對六四事件和鄧小平在六四中的作用發表高見的冼岩先生，對鄧林的講話，又發表了高見。他認為，六四流血的主要責任在鄧小平，但鄧的錯誤源於他的“政改情結”。
冼岩說，鄧小平在89學運前期，期望借學生運動，推動政治改革，因而表現出觀望與遲疑；後來發現妥協難以實現，而處理時機已被耽誤，才轉而以鐵腕壓制，最終導致悲劇發生，而鄧也最終放下了政治改革情結。冼岩從中引出這樣的悖論：六四源於鄧小平的政改情結，六四又終結了鄧的政改情結。
冼岩悖論很難令人信服。他並沒有證據，證明鄧小平在89運動之初沒有立即鎮壓的主要原因是想要借機改革。在冼岩回應鄧林的文章中，他只是從陳子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推論無法解釋鄧小平的觀望與遲疑，反推出鄧的“政改情結”。而實際上，鄧小平沒有立刻動殺機，有許多原因，比如，消滅黨內不同意見需要時間，計算動武的成本與效益需要時間，調動軍隊也需要時間。還有，鄧一定考慮到，在胡耀邦追悼會以前動手會是最愚蠢的選擇。可是冼岩卻說，鄧小平想要借機推動政改，“使中國擺脫原來的運行軌跡，直接與西方的快車道對接”。這話聽來不僅牽強，而且南轅北轍！
有大量的相反證據證明，89運動初期，鄧小平並沒有心思推動政改。這可以從當時擔任中央秘書的吳稼祥披露的六四內幕、人民日報副總編陸超祺的《六四內部日記》、及趙紫陽的訪談錄，得到證實。4月22日胡耀邦葬禮剛剛結束，4月23日趙紫陽剛剛離京赴朝，4月24日鄧便指示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4月25日鄧將學生運動定調為“動亂”，4月26日使學生們欲退不能的社論出臺。5月8日鄧接見軍隊首腦，5月15日鄧通知40多位黨政軍老人，要實施軍管，等等。這些事實說明，鄧一直在忙著對付學潮，他怎麼會有心思推動政治改革？！鄧不僅沒有心思也沒有意願搞政治改革。無可否認，鄧小平在改革初期的確表現了相當程度的“政改情結”。從1980起，他就開始大談特談政治改革，包括處理好黨政關係，黨政分開，實行黨內民主，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處理好法制和人治的關係，實行民主選舉、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等等。一直到1989年，鄧小平在不同場合，總共有76次談到政治改革。不過，趙紫陽看的很清楚，“鄧小平講了那麼多次政改，實際不想真的搞政改”。
鄧之所以不想真搞政改，根本原因還是他那個刻在骨子裏、融化在血液中的一黨專制情結。只要他的政改情結與專制情結相衝突，他就毫不猶豫讓位於他的專制情結。從拆毀西單民主牆，判決民主志士，到清理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從堅持四項原則，拒絕黨派競爭，到否認三權分立；從迫使胡耀邦下臺，到罷輟趙紫陽。鄧小平的每一個動作，都離政治改革更遠一點，離一黨專制更近一點。到了六四，鄧小平專制情結的積累，終於總爆發了。他本來還有的一點政改情結，在學生們對政治改革的訴求中，在趙紫陽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聲中，在坦克進京的隆隆聲中，在達姆子彈的呼嘯聲中，徹底讓位於他的根深蒂固的專制情結。
鄧小平沒有心思、也沒有意願搞政治改革，冼岩卻說他的六四錯誤源於他的政改情結，這不是很滑稽嗎？難道用這種無中生有的辦法，就能為鄧小平減輕六四罪責？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