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之後：右派當年如何「反黨」

【大紀元7月21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李肅2007年7月20日華盛頓報導)對於1957年開始的那場“反右運動”，中國官方的解釋說：“在整風運動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大民主』，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為了堅持黨對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鞏固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黨領導群眾進行了反右派鬥爭。”“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

*不是反擊是伏擊*

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反右的基本調子就是在5月15號定下來的。”

“所謂反擊是他編造出來的。這個時候還沒有人打他嘛。這個時候並沒有鳴放言論啊。全國第一張大字報可能是5月17號北京航空學院學生貼出來的。5月19號北大第一張大字報。章伯均啊、羅隆基啊、龍雲啊，他們的鳴放言論都是在五月二十幾號以後的事情。”

中共所謂的“反擊”也許無法自圓其說。不過，即使在中共官方定義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所謂“猖狂進攻”充其量就是“鼓吹”了一些中共不喜歡的東西，畢竟只是“君子動口不動手”。不過，儘管當時的中國憲法規定中國公民有“言論自由”，但是這些右派還是“因言獲罪”。

那麼，右派們到底說了甚麼，讓毛澤東覺得有文章可做呢？

*誘騙出來的“反動理論”*

所謂的“三大右派反動理論”可能是右派最大的辮子了，即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和儲安平的“黨天下”。

章伯鈞，在德國留學時與朱德住在一個宿舍。1923年，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三年，經朱德介紹參加過中國共產黨。後來由於理念不和，自動脫黨。在反右運動之前，他是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交通部長和《光明日報》社長。

章伯鈞一直自命為民主黨派中的“左派”，因此在開始“鳴放”時基本沒有發表自己的觀點。例如，在中共統戰部5月8號的座談會上，章伯鈞只是介紹了民盟內部一些人的意見。但是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特別在政協多開了幾次“鳴放”座談會，一定要讓章伯鈞發言。

據章伯均的女兒章詒和回憶說，章伯均當時“再三推脫，聲明自己的觀點意見平時都講過了。”但是李維漢堅持說：“平時講的不算數，一定要在會上講。”結果，章伯鈞“千呼萬喚始出來”，終於在5月21日的座談會上談了“個人的意見”，掉進中共設下的陷阱。

*政治設計院*

章伯均發言時說：“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現在大學裡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

“如果在工作進行之初，就多聽聽人大常委會、政協、民主黨派的意見，就可以少走彎路。……如果黨內一決定，就那麼幹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的。”

*“平反委員會”*

羅隆基，留英博士，中國民盟中央副主席、森林工業部部長、全國政協常委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5月10日，羅隆基在中共統戰部組織的座談會上發言說：

“共產黨在工農群眾中發展，而民主黨派就不能在工農群眾中發展，主要在舊知識份子中發展，……這個矛盾應該儘快解決，否則就很難共存下去。”

“現在，黨決定的很多事情，都不通過行政而從黨的系統向下佈置，只能使擔任行政工作的民主黨派成員感到有職無權。”

不過，中共大肆批判的並不是羅隆基的上述觀點，而是他在5月22日座談會上的發言。羅隆基在那次發言時表示，為了鼓勵鳴放，人大和政協可以成立一個有共產黨、民主黨派和其他人士參加的委員會，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工作中的偏差，並鼓勵受委屈的人士申訴。他說：

“在鳴放中，就沒有顧慮的人？誰也不敢保證，對放與鳴絕對不會有人打擊報復。有了這個委員會，受到打擊報復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員會控訴。這樣，有報復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報復的人也有路可走。”

羅隆基建議在全國有系統地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這種委員會，“一定能夠保證鳴放得好”。羅隆基實際上就是說，既然中共讓人們“鳴放”提意見，就應該建立制度，保證不“秋後算帳”。他的這種意見後來被歸納為“提議設立『平反委員會』”。

*黨天下*

儲安平，曾經留學英國。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在“鳴放”開始以後一直沒有發表意見。即使以“左派”自稱的章伯鈞在5月22號“鳴放”之後，儲安平仍然沒有說話。

因此中共覺得這條蛇還需要加大力度來“引”一下。5月30日上午，中共統戰部給儲安平打電話，請他參加“鳴放”座談會。儲安平答應參加，但是說明他不會發言。下午，統戰部一位姓彭的處長再次給儲安平打電話，希望他在6月1日的座談會上發言。儲安平終於被中共這種“三顧茅廬”的精神所感動，開口講話了。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講座教授吳國光博士說：“5月底，中央統戰部的官員三番五次動員儲安平發表鳴放意見。至於儲安平的鳴放意見，6月1號才講的。5月15號毛已經準備打他們了，但是儲安平還沒有講話，你想打他打不著啊。所以就一定要讓他講。”

6月1日，在毛澤東正式決定“反擊”右派的半個月之後，儲安平在中共統戰部組織的座談會上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言。他說：

“解放以後，知識份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

“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黨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份了一點？”

“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願願跟黨走，但跟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介紹說：“由於毛澤東曾經說過，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沒有人對老和尚提意見，羅隆基聽到了毛澤東的這個話以後，就把這個話告訴了儲安平。所以儲安平就在6月1號的統戰部座談會上模仿毛澤東的口氣說，現在大家對小和尚都提了不少意見，對老和尚還沒有提意見。今天我就要對老和尚提點意見。”

儲安平說：“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提倡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

“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個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陷人以罪 翻雲覆雨*

儘管毛澤東在5月15號就寫下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但是這份文件直到6月12日才下發黨內。因為毛認為右派言論還沒有達到頂點，要進一步“引蛇出洞”。丁抒說：

“毛澤東說的對，這個時候確實沒有達到頂點，因為幾乎沒有甚麼鳴放言論。大量的是5月20號以後。『到了20日，有些人的反動面目還沒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夠，各省市黨委必須在適當時間發表一批論文和社論予以反駁和批判。』據當時的副總理薄一波回憶說，從5月中旬到6月初，中央接連發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多次開會，制定反擊右派鬥爭的策略。”

中共中央當時強調，要讓右派進一步暴露，越囂張越好。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也督促下邊抓緊時間蒐集右派反黨的證據。

丁抒：“鄧小平在書記處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指示各省委市委書記說，現在時間比金子還寶貴，你們要趕快回去收集右派的言論，否則，時間晚了，就收集不到了。”

從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統戰部一共組織了13次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與此同時，統戰部和國務院一共組織了25次工商界座談會。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面對中國共產黨的“誠意”，紛紛開口“鳴放”。結果，他們的言論馬上成為中共大加討伐的藉口。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同時，中國《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甚麼？》的社論，指責“少數的右派份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台』。”

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由毛澤東起草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毛澤東在社論中直接指責民盟和農工民主黨“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都是自外於人民，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

*慾加之罪*

毛澤東為了讓人們感到右派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竟然把思想觀點常常針鋒相對的章伯均和羅隆基硬拉在一起，說他們是“章羅同盟”。他說，右派的猖狂進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弄得章伯均和羅隆基兩個人感到莫名其妙。

毛澤東“引蛇出洞”以後，得意洋洋地說：“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祇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章伯均看到毛澤東的這篇社論以後馬上大呼：“我這次講話是上了大當。”

的確，如果沒有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應該不會有那麼多人起來“鳴放”。不過，既然毛澤東早就設計好了這個“陽謀”，即使右派沒有“鳴放”，也只是“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早晚是在劫難逃的。

在這一點上，右派羅隆基比“左派”章伯鈞要清醒。他後來曾經對章伯鈞說：“這個反右，毛澤東搞的是誘之言，陷之罪哇。”“我的主要講話，大部屬於人大、政協、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按說是應該受法律保護的。結果，都成了共產黨劃我做右派的罪狀。”

章伯鈞、羅隆基和儲安平這類的舊知識份子在國民黨統治時代就不時地抨擊政府，希望藉助共產黨來實現他們的民主理想。例如，1948年10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年之前，當時的民盟中央委員羅隆基給中共寫了一份建議書，建議新的國家實行議會制度，外交上對美蘇同樣友好，允許民盟有權變成合法的在野黨等等。

*還報於民主黨派？虛晃一槍*

再舉一例。1957年4月1日，就在反右運動兩個月之前，中共假做姿態，撤銷了《光明日報》的黨組，將報紙重新交給民主黨派來辦。章伯鈞就任社長；儲安平就任總編輯。他在報社裡說：“報紙與黨和政府存在著根本矛盾，那就是報紙要登，黨和政府不許登。”

他說：“我們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決問題是共產黨的事。”“只要是事實，甚麼新聞都可以登。”儲安平多次針對中共所說的“民主黨派獨立自主地去辦《光明日報》”這句話說：“我倒要看看怎樣讓我獨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擔擔風險，用我的肩膀扛扛斤兩，看到甚麼時候會受到阻力！”

結果他們發現，共產黨不僅不是他們的同路人，而且因為他們的理念與共產黨不同而迫害他們。反右運動中，這三個人都受到無數次批判，被撤銷主要職務，降級降薪。至於中共“讓出”的《光明日報》，就在中共“讓出”《光明日報》的當年，“鳴放”一結束，中共又收回去了。

*儲安平悲慘命運*

這三個大右派中，儲安平的命運最為離奇。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甚麼？》之後，儲安平當天下午就辭去《光明日報》總編輯職務。有人問儲安平“打算如何就『黨天下』問題寫檢討”？儲安平不服氣地說：“可以寫，檢討自己對『知無不言』是有界限的這一點認識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說了。”

不過，在連番批鬥之後，儲安平終於招架不住，在7月份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以《向人民投降》為題作了一次4000字的檢討發言。1958年1月，儲安平被正式定性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右派份子”。

以後，他曾經被下放到農場勞動，妻離子散。1966年文革開始以後，他受到殘酷迫害，曾經自殺未遂。在1966年秋季的一天，不堪折磨的儲安平悄然失蹤了，至今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大講言者無罪 大治言論之罪*

中共中央在1957年5月4日下發的由毛澤東起草的《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說，“黨外人士參加我黨整風座談會和整風小組，是請他們向我們提意見，作批評”。“請他們暢所慾言地對工作上的缺點錯誤提出意見”。

中共中央在向黨內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中言之鑿鑿地說，“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但是實際上，中共在黨內外都沒有實行這個原則。在反右運動中，毛澤東不僅用“陽謀”欺騙了民主黨派和黨外知識份子，也清洗了黨內的知識份子。

*黨內也清洗 君主忌民主*

這裡僅舉中共黨內一例。李慎之是早年投入中共的大學生，1948年加入中共。反右運動時，他擔任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負責編輯專供中共高層的《參考資料》(俗稱“大參考”)。

1956年，毛澤東派自己的秘書林克向新華社國際部主任王飛和副主任李慎之徵求有關蘇共20大和波匈事件的意見。李慎之認為蘇聯、東歐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沒有建立民主制度。李慎之認為應該還政於民，開放新聞自由，實行“大民主”。他說，現在“小民主”太多，“大民主”太少。

結果毛澤東聽說以後很生氣，說“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對敵人的，我們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毛指責李慎之說：“他們主張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實際上與上大街沒有甚麼不同。”

1956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有幾位司局一級的知識份子幹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的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這裡所謂的“司局一級的知識份子幹部”，指的就是李慎之和王飛。

當時的新華社社長吳冷西曾經對李慎之說：“主席說這兩個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評他們。”然而，到了第二年的反右運動，李慎之還是成了毛澤東欽定的“極右”的右派。

毛澤東在5月15日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中說：“這一次批評運動和整風運動是共產黨發動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與麟鳳龜龍並長，這是我們所料到的，也是我們所希望的。”

半個多世紀以後的今天，人們對“香花毒草”的分辨能力是否強了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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