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0日訊】【編者注】今年是反右運動五十週年，紀念反右運動五十週年研討會於6月6日和7日在美國新澤西的普林斯頓大學舉行，主題為「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何清漣女士以「右派與當今中國知識界的比較」做了專題演講。以下是錄音整理何清漣的演講大意。
一、50年代，90年代知識群體政治地位的不同
50年代的知識份子，與今日知識群體在中國政治格局中，與中共政權的關係完全不一樣。那時候，政治上，知識份子地位低於工農，毛及中共規定知識份子要接受工農教育。在任何打擊知識份子的運動中，工人、農民都作為政權的同盟者參與批鬥。可以說，中共政權對知識群體是利用、改造，其統治基礎是工農兩大群體。鄧小平改革後一句『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就讓知識群體感激涕零，「一片科學的春天」，覺得終於被當政者承認是自己人了。
而90年代以來，中共政權的統治基礎已發生變化。憲法中規定的作為國家主人的工人與作為同盟軍的農民已完全邊緣化，政治上完全失去了改革以前的任何優勢，哪怕是名義上的優勢；經濟上除了壟斷型國有大企業的職工外，大多數已淪為社會底層。而知識群體由於中國當局採取籠絡政策，群體中的上層，往往能夠通過人大、政協以及其它管道，在政治圓桌旁獲得一席之位，依然以統治精英的一部份自居。
我在2000年3月曾在湖南長沙的《書屋》發表過一篇文章－－《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其中就談到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的結盟問題。但在這三種精英之中，政治精英居於強勢，經濟精英次之，知識精英則更居於依附性。
這篇文章登出後，我人還在瑞典訪問，中宣部工作組已被派駐《書屋》雜誌社，他們問「這篇文章寫作背景是甚麼？是誰指使寫的？」我回國後，市委宣傳部打電話來詢問，我回答「是根據我自己的觀察，沒人指使我寫，如果這些數據有誤，你們可以批評指正。」之後，我的個人處境就變得惡化了。
二、經濟地位的不同
改革以前的知識群體，從經濟上來說，是計劃經濟體制下財政供養，雖然高於工人群體，大約是1.5：1，總體差別不大；而自90年代以來，知識群體的收入大大提高，除了政府財政供養部份之外，各知識群體都有第二收入，尤其是高等院校知識群體，搭高等教育市場產業化之便車，已成為中國的高收入群體。如果再將住房與各種福利折算成貨幣，差別就是數倍於工人群體，與被現代化列車甩下的農民群體相比，差別自然更大。由於這兩者不同，決定了第三點：
三、政治態度完全不同：
1.除了少數知識份子之外，絕大多數都與當局保持良好關係，不再承擔社會批判的責任。這方面最突出的是經濟學家。他們中的多數「左邊拿政府給的錢，右手拿企業家給的錢」，這些學者也創造出不少道理，如「腐敗是中國最好的」、「編出一個新中國」等，為不誠信的行為開道。
2.對敢於講話的知識人，則是迅速被邊緣化，或被打壓，如當今的郭飛熊。除了少數邊緣知識人之外，大多數知識人都漠視工農群體的生存狀態。（上至經濟學家論證下崗工人應該為國家分憂，下至趙本山表演下崗工人的「幸福」生活，在「我不下崗誰下崗」，但他真的不知道下崗工人的絕境。）
與當年的右派們不同。當年的右派們除了極少數人有過西方教育背景之外，大多數人並不知道多少西方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的存在。而如今中國的知識群體很多是對西方社會有相當瞭解的人。他們對當局的曲阿依附，與其說是認識上的問題，還不如說是利益需要。
四、知識群體在現代社會究竟應該充當甚麼角色？
無論是中國古代社會還是西方現代社會，對知識人的社會角色都有太多的理想描繪。中國古代關於東西方社會的看法，可以用法國社會學家阿蘭．德隆《知識份子的鴉片》為例，都對知識份子的社會批判作用及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有相當理想的期許。
但現實卻並非如此，尤其是考察極權國家與知識份子的關係，會讓人產生許多困惑。本國知識份子的侏儒化既可以理解為知識群體本身的問題，但還有三個現象不得不注意：
遠的，以法國社會的良心羅曼．羅蘭為例，他曾受斯大林之邀去前蘇聯，見證了前蘇聯的鐵幕，不自由、政治迫害、物資貧乏等，但他回來後，選擇了沉默。五十年後他的日記發表，當時正是前蘇聯知識份子冒著生命危險傳遞真相的時候，也為日後對羅曼．羅蘭的評價留下陰影。
近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國際社會研究中國的學者。這些學者們的問題太多了，我這些年與他們爭得不少。《遠東經濟評論》上一篇文章：《中國研究學者都被中國當局收買了嗎？》該文指出，應該說他們是在自由的環境，可為了能在中國拿到科研數據或基金等，這些知識份子是按照中共要求，為外國塑造了與真實中國不同的，營造了一個虛假的繁榮的中國。
哈佛大學一教授疑問，為甚麼留學歸國的知識份子在公開場合毫無例外的講美國民主多麼不好？美國四大網絡巨頭放棄原則與中國政府做生意，幫助營造金盾工程；新聞集團的老闆默多克向中國政府叩頭，香港傳媒與臺灣傳媒被中國政府馴化。
這些事實，說明極權政體具有一種讓人下跪的專制威懾力。
我個人認為，在教育日漸普及、社會結構日漸現代化的西方社會，知識群體早已遠離19世紀與20世紀上半葉的社會良心角色，因為各階層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管道與利益維護方式，已經不需要自己在本階層之外找利益代言人了。（德國教授瓦相納的話）
在中國情況不同。工人、農民無論是組織能力，還是對自身權利的社會認知能力，都難以脫離樸素狀態。所以中國的知識份子的墮落，對中華民族來說，還真是一件嚴重的事情。◇(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