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2日訊】《河南商報》2006年 9月 30日 一側報道稱：鄭州市政府副秘書長、鄭州市法制局長王慶棠9 月29日 與網民在線交流時聲稱：「市長年收入屬個人私隱，無需向社會公開」。由此「市長收入屬私隱」的說法，成為當今中國握有公權力的大部分官員抵制社會監督的遁詞。此據今年《南方都市報》 3月 25日 報道：3月 24日 ，深圳人代會上，40名市民代表應邀旁聽。其中一位市民現場向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華楠提問：「能不能現場跟我們曬一下工資？」李華楠回應稱，自己在家不掌「內政」，所以知道不是很具體，大概是幾千元，一萬元不到。他說公務員工資都是貨幣化，沒有其他補貼。但是事實會是這樣嗎？
由於中國政府長期以來推行維護官僚特權的公務支出和工資分配製度，公務員的收入分為表面收入和實際收入兩部分。工資單上的各種收入屬於表面收入，除此之外，以出差補助、住房補貼、單位福利、工作特權等方式獲得的實際收入，則遠遠高於表面收入。此據有關調研機構在全國11 個省、直轄市對約2.6萬名公務員進行的薪酬福利調查發現有如下問題：其一是福利項目氾濫。僅以其中的福利性補貼類項目為例，多數政府機關至少設有七、八項福利性補貼，而一些單位的福利性補貼甚至會多達十幾、二十幾項。以中央國家機關某單位為例，僅通訊費一類補貼，該單位就設置了「住宅公務電話包干費」、「無線通訊工具補貼」、「通訊補貼」、「特殊通訊費」四個補貼項目。除國家規定的福利項目外，很多機關單位還巧立名目安排大量補貼項目。其二是福利補貼範圍隨意擴大。不少福利項目名實不符。例如，河南某部門，在當地並非一年四季都是雨季情況下，卻常年按月發放「雨具費」，調查資料顯示，北京市某區鎮機關的處級公務員每月車補高達 1300— 1500元，幾乎佔其月基本工資的 70％，補貼顯然已超出其真實需要。三是福利項目設置類別錯位，有的名為工資性收入，實為福利項目；有的名為福利，實為工資性收入。
此外這項調研還發現，一些基層政府機關至今仍然保留了「副食補貼」等上世紀90 年代以前的福利項目，這與1993年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時關於「在調資的同時，明確要求對相關補貼進行沖銷」相違背。諸如「菜籃子補貼」等一系列在公務員制度逐步建立過程中陸續出現的福利項目，相當部分也並未隨著公務員幾次調資而被調整並取消。更有甚者，一些半公開、不公開的福利項目氾濫成災。例如，東部某省廳新年發放過節物品的清單中的實物福利，其貨幣價值折算後要超出該廳公務員平均工資 1— 2倍，但這些支出大多不在其本單位福利支出中體現，而多在其下屬單位的行政經費或其它預算外收入中列支，因而具有更大的隱蔽性。公務員收入的這種不受監督的「隱性黑箱」情況，在中共政府機關普遍存在。
還有，與執行公務相關的職務消費性福利的設置更具隱性化。政府機關所掌握的權力為職務消費性福利的轉化和轉嫁提供了如魚得水的條件，各種各樣的變通辦法都可以使職務消費性福利項目的設置繼續得到隱性保留。由此導致了中共政府機關「泛福利」和「濫福利」成災。公務員的這些收入，還不包括他們利用公務接待費轉化為己有的部分。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每年公務接待費用僅公款吃喝一項就達 2000多億元，導致各級政府行政費用連年攀升，財政不堪重負，相當於吃掉一個三峽工程。這是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黨政機關公務接待費開支中，包括進豪華酒店，喝高檔酒水，吃天價宴席，到豪華娛樂場所進行奢華消費的現象已經見怪不怪，這也就是在社會上廣為流傳的民謠「吃喝嫖賭全報銷」現象。如今私客公待、公款私送等等，更是極為普遍，這些都可以轉化為個人收入。毋庸諱言，有職有權的官員還有誰也說不清的腐敗收入。更為嚴重的是，大量部門領導幹部持有下屬企業股份。「官員持股」就是一種膽大妄為的隱形腐敗，比起額外工資收入，更是非法所得，「官員持股」如今已成了官場潛規則。曾轟動一時的浙江女富豪吳英非法吸儲案的債權人名單中，很多債權人都是官員，部分官員涉案的金額在千萬元以上。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說過：「你不能憑部分的富裕和繁華來判斷社會的快樂程度，你必須瞭解草根階層的生活。 」與上述事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今日中國的工人、農民工的工資卻低得可憐。僅以全國經濟發展前位，工資待遇最高的南方沿海省份為例，廣東規定的平均最低工資標準僅為 700多元，而福建省卻為 600元，其它省市就更低了。如此低廉的勞動力價格，怎能養家餬口呢？現在公務員的明碼工資是普通工人的 4.5倍，而且退休工資少說都在 3000多；而一個退休工人，一輩子在工廠裡辛勤勞動，一個月的退休工資還不到 800元。如今各級官員不僅有隱形收入和權力尋租收入，而且工資一調再調，實行陽光計劃後，他們又補貼了 1萬元多，而產業工人工資 5年才漲了百來元。如今物價漲了再漲，尤其是教育、住房和醫療費用都在翻倍，幾倍甚至幾十上百倍於家庭收入，這對於普通家庭，特別是弱勢群體而言，更是無力承擔，由此便造成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社會成員一方，經濟發展的成果只是為少數社會群體的少數人所享用。在這種形勢下，弱勢群體由於缺乏資金、權力、能力和關係等資源優勢，僅僅依靠自身的努力難以擺脫不平等競爭的劣勢地位，占中國總人口 80%的農民、城鎮退休人員、城鎮失業人員及其親屬缺乏最低生活保障來源，使整個社會貧富差距迅速拉大。這是何等的社會不公啊！
如今官員穿名牌、戴名表，吃喝玩樂、公費療養，公費旅遊，出國觀光、各地考察，即使調息、養病都由國家統包，大把、大把花錢，卻從不受納稅人的制約，這都是由國家制度派生的。凡是那些說當今中國是「太平盛世」者，大都屬於此類。
在社會保障「少數人通吃」法則成為制度本質的現實中，官僚階層憑助公共權力擠佔下層民眾的權益，公正分配與調節社會資源的機制失衡，形成強烈的官民對立、貧富對立格局，導致大量貧困人口處於生存難境。公眾感覺和國家宣傳的截然背離，反襯了官方「太平盛世說」的虛假。當一個大學生四年學費等於一個農民35 年的純收入時；當房價與家庭年收入的比例達到了近20 倍時；當65％的中國老百姓沒有任何醫療保障時；這種「太平盛世說」豈不成了天下的笑柄？此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調查報告》數據稱：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 80%是為了 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 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 40萬名幹部長期佔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療養院，每年開支約為 500億元。這筆擠佔百姓醫療資源，每年供「紅色貴族」們養生、享受消耗掉的巨額資金，足可挽救那些因無錢就醫而死去的無數貧困者的生命。
以上實事凸顯出一個話題，那些聲稱「執政為民」的管理者們，正在以「改革」的名義讓被管理者單方面履行義務，付出代價，自己卻首先發家致富，擴充收入的「隱性黑箱」。如此「執政為民」，哪裡還有道義合法性和道德資格可言？事實充分證明，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以犧牲工農大眾利益為代價的，而政府公務員則是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從工資收入到諸種福利，從教改、醫改到房改，公務員次次改革有油水，佔盡便宜。這是由於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各級官員既掌握著資源的分配權，又享有優先選擇權的優勢，由此決定了他們在制定和執行「改革」政策時，優先維護自身利益，成為當今中國「改革」的最大既得利益階層。眼下，正是因為官員的權力未受到有效的制度約束，他們才會損公肥私，腐敗叢生。由此以來也就必然導致社會普遍存在一種「仇官意識」，人們很容易把不滿情緒發洩到官員身上，導致「無直接利益衝突事件」遍及中國。正如亞當 .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論》中指出的那樣： 「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並且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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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3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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