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4日訊】在記述沉重的受難史的時候，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第三部《勞動消滅營》的「引言」：「只有跟我們同吃過一碗飯的人才能理解我們。」（摘自一個古楚爾族前女犯的信），總是千百次地在我眼前跳躍……
王晟明，紅河中學教師，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1971 年5 月，68 歲高齡的母親，在臥病五年後，病情突然加重，生命垂危。由於家境貧寒，住不起醫院，一直在家吃中藥治療。病情已發展到心衰、腎衰、呼吸衰等多器官衰竭的地步。請名醫到家會診，結論是，生還無望，準備後事。此時父親給他拍了第一份電報：母病危、速歸。他拿著電報向連隊領導請假探母，結果是「不准假」三個字。他深知父親的為人，不到萬不得已，老人家是不會輕意給他拍電報的。他心急如焚，徹夜難眠。他痛悔當初為什麼只聽黨的話，提那幾條意見呢?現在連盡人子之責的權利都被剝奪了，真是罪該萬死啊!隔了三天，父親望兒未歸，又來第二封電報，連隊不得不批轉營部，營部批示是，春耕在即，不准假。他急得捶胸頓足，用頭撞牆：「難道我是奴隸已經賣身了嗎?我的領導不是人生父母養，他們怎會如此鐵石心腸?!……」電報第三封、第四封……不斷拍來，照例是不准假三個字。直等「母親望子不歸，已於2 日病故，速來奔喪」的電報展現在他們眼前，才准他三天假，他不禁悲淚盈眶，嚎啕大哭。
周傳勤，河口縣人民法院職工，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60 多歲的父親思子心切，先從石屏坐車，又從新哨步行問路十多里到達住地等待。下午，周傳勤拉完煤回來得以相見。父親雙手從懷中拿出直徑不到10 公分，薄薄的兩個米糠粑粑給他說：「這是你母親叫我帶來給你的唯一的東西。」說著眼淚大滴的滾落下來。那時他已無淚可流，只是呆呆地看著父親，真不知道父親來看自己的路費從何籌措而來呢?過去每月寄30 元給他們維持生活，被劃為「右派」後斷了供給，還不知如何生存呢!看著父親消瘦疲憊的身體，他什麼話已沒能說出。收工回來就是吃飯，可他哪來飯給父親吃呢?還是父親拿出半斤糧票九角錢在食堂買了一份包谷飯，父子倆共同吃了一餐飯。折騰一天的父親實在太累，廠方不聞不問，更不會安排住處，兒子的住處根本不能再擠住一人，正在為難之時，還是老鄉指點讓父親在一個堆稻草的矮樓上睡一夜。第二天早晨，去堆草地方送父親走路回家，看到父親滿是皺紋的臉上不少紅點並不斷用手抓腳和身上，捲起父親褲管一看，父親腳上滿是紅疙瘩塊。父親告訴他晚上被蚊子叮咬，天黑又不知何處可去，只好坐著讓蚊子咬了一夜。父親來看他一面，付出的是「血」的代價。
郭建藩，元陽縣貿易公司職工，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1975 年1 月13 日請假回昆明探望父母，假期將滿，正考慮返回農場；不料年老體衰的父親突發重病，當即送入醫院。弟妹均有工作，母親年逾古稀，還照料孫輩，到醫院護理父親的任務便落到他的肩上。當時由父親所在單位昆明市第八中學出具證明給他，他把證明寄回農場請求續假，農場並未回信不准。到3 月下旬，父親的病已經好轉，但還不能下床行動；隊部來信催回去，只好忍痛告別父母。回隊後，以超假為由揪去鬥爭，痛加毆打，幸未用器械，免於重傷。
李兆祺，蒙自專區文工團編導，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1972 年，原為城鎮戶口的父母妻兒被趕下鄉，家中嚴重缺乏勞動力，生活在飽一頓饑一頓的艱難歲月裡。摘帽子安插工作的一線希望此時也破滅了，繼續呆在農場非死不可；倒不如歸去，為父母盡一點孝，對妻兒盡一點丈夫和父親的責任。在此之前農場曾讓一些家居農村的老右回去，李兆祺一個報告緊接著一個報告向場部申請回鄉，一直到1973 年底，場部批准他戴著帽子回鄉交群眾監督生產。最後發了他一個月的「工資」十八元五角做路費，扛著一卷破行李，像個失魂落魄的叫花子回到他的故鄉。文人舊習不改，調侃一首：「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不改鬢毛衰，父母妻兒來接我，火車站上哭一堆。」
人民公社年年徵購「餘糧」，派購活豬活雞，弄得大家一年僅有半年糧。農民們各自披星戴月地在大山上大干自開地，一家一、二畝，人多的人家幹上三、四畝，種上些包谷紅薯，即使土地貧瘠，總能吃粗吃飽。他家初來乍到缺乏勞力，他學著當地農民在山坡上開地，由兩分到三分，由三分到五分，種上一些包谷和瓜瓜豆豆，以緩解日後之所需。 縣鄉領導都知道農民大干自開地的事情，怎麼辦呢?鄉上便組成工作隊到各大隊抓「階級鬥爭。」當然拿農民去斗說不下去，他又沒偷沒搶，相反地處於被動；那只有從「分子」的頭上拿來開刀，殺雞給猴看，既省事又不費力，他敢放個屁嗎!?如此一來這個大隊首先就把李兆祺五花大綁地拉到各村去游鬥，罪名是：右派分子帶頭大干自開地。好在農民心頭有桿秤，有的補衣裳，有的吸煙筒，有的在聊天，只有工作隊那幾個幹部和大隊生產隊的幹部咬牙切齒地批判一通，然後在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聲中結束會議。然而他那六十八歲的老父親從來沒見過這種陣仗，一見兒子被五花大綁地押去批鬥，本來血壓就有些偏高，一嚇一急血壓驟然升高，遂即形成腦血管意外腦溢血，半身癱瘓不會說話，大小便不能自理。除了繁重的勞動和糧食緊缺，他每天還得服侍父親，累得腰都伸不直，臉上、腦門上長出了無數的「蝴蝶印」洗也洗不掉，用刀刮都刮不掉，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父親整整癱瘓了三年半， 1976 年盛夏的一個清晨，用那只會動的左手為李兆祺擦去腮邊淚水與世長辭。
楊自立，保山小學教師，打成右派後送農場監督勞動。反右結束時，領導說：「你們雖然犯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但黨還是寬大為懷，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只要改造好仍可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隊伍。」聽了這話真是從內心感激黨的寬大，下決心一定要好好改造，爭取早日回到人民隊伍，誰願意戴著花崗石腦袋去見上帝呢?楊自立家居農村，年青力壯，勞動中又賣力，在大紅山開荒時他經常名列前茅，超過老工人，他自認為憑他的努力勞動一定會在短時間內取消處分。然而，他錯了，馬拉松賽跑用百米賽的速度是達不到終點的。到1959年飯吃不飽，勞動量大，長期營養不良，到1960年年他開始浮腫，浮腫時營養不良，就逐漸消瘦，他初來時強壯的身體己變得骨瘦如柴，連走路都艱難了，只好躺在床上休息。有一天晚上，全隊到場部看電影，1958年看電影大家是趁機睡覺，1959、1960年看電影大家趁機找吃的。有些人不看電影就跑到小壩子的甘蔗地裡去偷甘蔗吃，多數都被抓到了，交由隊上處理。放完電影後，回到水庫隊已十點鐘，隊上召開批判大會，先後點名站出來十人，隊長張啟良問：「還有沒有？叫出來一起鬥！」隊長問聲剛落，身不滿五尺的外號小炮彈的婆娘李自芳發言了：「還有楊自立，偷了我的一把小調羹。」話音一落，一些人馬上喊：「楊自立，站出來！」但沒有人站出來。楊自立真那麼膽大，叫了還不站出來?不是他膽大，他已臥床不起了。班長從床上把他拖起來，到了會場上叫他交待為什麼偷人家的小調羹，楊自立回答；「小調羹吃不得，我不要，要是能吃的我會要的。」這話激怒了那些積極分子，說他不老實，罰他跪在地上。批鬥會繼續進行，過了一會，他想抽煙，就拿出紙來卷羊角煙，正捲著時，狠心的小炮彈一巴掌打過去把煙打在地上，還推幾下，他就倒在地上了。批鬥會繼續批判其他的人，也不管楊自立，是醫生花竹金見他近半小時不爬起，走過去用手掌在他的鼻子前一試，呼吸已停止，他才大聲的叫「隊長、隊長，楊自立沒有氣了。」隊長聽到後，宣佈散會，明天再開，散會後一看，他已死了。隊長指派羅占雲等幾個工人用草蓆捲著楊自立的屍體，抬到附近像埋死狗一樣挖個坑埋了，也不通知其家屬，半年後，
他父親總收不到兒子的信，就來找他，到了隊上才知道兒子早己死去，但父親提出要去看一看兒子的墳，當事者領他到埋人的地方一看，什麼也沒有了，因埋得太淺早已被狼或狗扒吃掉了，其父只好含淚而歸。
共產暴政數十年來對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破壞和對文化人性的摧殘，使中華民族幾代人道德淪喪到了不知羞恥的地步。曾經擔任立陶宛第一任總統的維陶塔斯‧蘭茨貝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一年前在觀看真善忍國際美展之後說：「共產制度實質上是反人類的意識形態，是毀滅人性和破壞人類生存基礎的邪惡。這種制度帶來的是暴政並導致數以百萬計無辜的人們被屠殺。人應該向善，而共產主義決不是善良的土壤。」 立陶宛議會反對黨領袖安德留斯‧庫比柳斯表示，立陶宛人親身經歷了共產主義暴政。在獨立後，立陶宛開始新的生活，並成為和平社會和歐盟的一員。他說：「歐委會譴責共產極權的決議已經把共產制度的罪行與法西斯罪行等同。我們認為國際社會應當像當年紐倫堡法庭一樣對共產制度進行審判」。因此，在還沒有開始新的生活的中國，在還沒有成為和平社會一員的中國，記述沉重的受難史的每一個中國人，他們就是站立在法庭作證。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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