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3日訊】（我是從中國首次申奧開始就反對中國主辦奧運。01年中國申奧成功時我寫下這篇文章，當時我並未預見到北京奧運的舉辦會使無數北京市民因奧運工程被迫遷而喪失家園。）
十三日下午我在辦公室校對《道縣大屠殺》的下半部稿子，心情很沉重。這部份是那場文革慘絕人寰大流血的個案報導，殺人者的野蠻愚昧令人心寒，對同胞的兇殘完全超出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界限。我好幾次擱下筆來不忍讀下去。九點鐘回家，在搖晃的車廂中，我心情仍無法平靜，想到了很多事：想到成千上萬受侮辱與受殺戮的死難者，我們的健忘民族，還有天安門城樓上高懸的毛澤東的那副「尊容」……
回家扭開電視，正在播放北京申奧成功的新聞，北京城正在沸騰，歡呼，高叫，手舞足蹈，旗幟飛揚……和我剛才腦際中一幕幕血腥的畫面是何等尖銳的不協調！我一時疑惑，到底哪一面才是真的中國？狂歡的北京，還是血腥的道縣？
申奧成功之前北京當局已下令報刊傳媒不准批評文革、大躍進，不准揭這些歷史的瘡疤。湖南的朋友告訴我，上面指示，境外人來調查道縣事件一律驅逐出境，境內的一經發現立即逮捕。如果當局要把歷史真相封存起來，虛華的盛會正好是粉飾醜惡現實的絕妙包裝。
電視的畫面轉到天安門城樓上，今天的中國領導人正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姿勢君臨天下，我拿起遙控器關掉了電視。
只要天安門城樓上仍掛著讓千萬人頭落地的屠夫的畫像，我絕不會支持在他俯視下舉行的任何運動會。如果希特勒的畫像掛上了柏林的布蘭登堡門，有良心的人還會去柏林參加體育盛會嗎？
對共產體育的專制工具屬性，我大概屬於比較早就看清楚的人。我是四川人，家在成都體育場門外，對面是四川省體育委員會，隔鄰就住了位省體委的田徑教練，姓曹，我們叫他曹老師。在六、七十年代物質極度貧乏，一切憑票證供應的時候，曹老師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甚至大年除夕都從不在家吃飯，因為運動員是國家特供，餐餐大魚大肉。曹老師人很好，還常常把省體委分配的街上買不到的食品，如水果等成箱買了回來原價分讓給左鄰右舍。
七十年代我在一家中學教書，有次帶學生到漁場勞動。漁場餵養的肥大的鯉魚、草魚從來未上巿賣過。漁場領導人告訴我，主要供養省巿領導人，空軍和運動員，運動員吃了可以「為國爭光」。
那個時候運動員完全是特權階層，他們因為具有運動天份，從小被國家挑選出來全力培養，中學生畢業後要上山下鄉當農民，同年齡的運動員卻留在城裏衣食無憂，成都人說他們「吃國家，穿國家，背上揹個紅疤疤。」（紅疤疤是指運動衣上的紅色號碼）。
今天的中國與毛澤東時代已有很大不同，但就像傳媒至今仍是中共官方的喉舌一樣，體育至今仍是國家行為，是國家控制的事業，國家意志的體現。中國金牌是消耗民脂民膏而取得的，但中國金牌的多寡與中國民間體育活動的普及並不成正比。隨便任何人到中國走一走，就知道中國城鄉體育設施如何的嚴重不足，與中國在國際體壇上的體育大國的光榮是如何的不相稱。
一直自覺是平民一員的我，懂事後從來沒有為中國任何一個獎牌獎盃激動過，因為我知道那不關我的事！一個人應該為自己的國家驕傲，如果你在這個國家能感受做人的尊嚴。如果這個國家剝奪你的權利，不把你當人，那國家榮也好辱也好，與我何干？
北京申奧成功後，見到一個廣東來的朋友眉飛色舞談奧運，問我為甚麼不支持，我反問他：你作為一個中國人，如果中國這個制度不改變，二○○八年你能去北京看奧運嗎？這位朋友沉默了一下，然後說，你問得對。
一九九○年北京舉行亞運會，當局禁止一切外地人進京，要進京的必須有省級部門開的證明。亞運會開幕的那天，我從武漢乘火車去北京，整列火車滿佈乘警和便衣，氣氛很緊張，車到石家莊，乘警把所有未持當局進京證明的人全部趕下車，只對我這個非國民例外，和顏悅色地對我說，「國務院有指示，我們要優待港澳同胞」。
鄰座有個留學西德的湖北青年，回國探親後要趕到北京乘搭第二天的國際航班飛回德國。他家在湖北鄉下，不知道有甚麼國務院的規定。乘警趕他下車，言詞很粗暴。留學生拿出護照和機票作證也不行，後來乘客們也幫著說情，乘警才勉為其難地允許他先到北京站再說。乘警走後，留學生憤憤地說，在中國的土地上寧願做外國人。
北京每逢國慶舉行盛會就往外趕外地民工，好像他們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九九年中共五十年大慶，北京當局抓了外地民工押到火車站要他們自己買票離京，沒錢就抓去挖泥沙，賺夠車錢再趕他們走。這些在北京餐風露宿打工賺家養家的「勞動人民」，一位北京朋友形容當局趕走他們「就像趕狗一樣」。
北京是中國的首都，中國的土地，中國國民人人有權踏足此地，為甚麼外地民工反倒沒有權利在自己的國都生活？在自己國都慶祝自己國家的生日？
這樣簡單的憲法常識，竟從沒有人懷疑過，是不知道，還是不敢？直到最近才有人在網上發發牢騷，問「難道北京只是北京人的首都？」
奧運申辦成功後，大陸傳媒大字標題宣告「我們贏了！」誰是我們？當然一定是天安門城樓上得意洋洋的江澤民，一定是可以承包工程借此中飽私囊的大小官吏們（據悉九○年亞運會及九三年北京第一次申奧貪污嚴重，許多經費最後不知去向），也可能是將因改善巿容而得益的北京人，但肯定絕不是那些將被趕出北京的外地人，不是千千萬萬面臨生存困境的失業工人，不是那些上不了學的農家孩子，不是那些急切等待國家投資輸血改變一窮二白面貌的西部貧困地區的人民，不是那些受到高壓的民運人士和法輪功信徒，也不是那些國家犯罪（道縣屠殺）的倖存者和他們的家人。
「我們」就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一樣，是一個被盜用了的集體名詞。
（原刊載於2001年8月號開放雜誌）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