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6日訊】所謂政治電影，是指表現真實政治事件、政治運動和政治思潮，或反映當代某一重大社會政治問題的影片，是萬紫千紅的電影園林中盛開的一朵奇葩。如反映光州起義的韓國電影《華麗的假期》，表現人權鬥爭的美國電影《馬爾科姆‧X》、再現水門事件的《水門事件》，以及數量眾多的反思戰爭的電影，都可歸類於政治電影。
《竊聽風暴》橫掃2006年德國電影獎，一舉囊括最佳影片、導演、製作、男主角、男配角、劇本、攝影七項大獎，並獲得第79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好評如潮。我能理解國人為何對其情有獨衷，但我一點也不喜歡這個電影，儘管其局部亮點頗為可觀。
《竊聽風暴》顛覆了一個最基本的常識：好的制度讓壞人無法為惡，壞的制度令好人變成禽獸。
從藝術品質上來說，特工良心發現的過程過於簡略，欠缺說服力。評《色‧戒》，龍應台不知所云地濫情；評《竊聽風暴》，她列舉的事實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個電影：前東德總共僱用了九萬名正式秘密警察和十七萬五千名秘密線民去管控一千七百萬人民。《竊聽風暴》用了很多前東德的機關大樓實地拍攝，但是監獄博物館的館長卻拒絕了導演拍攝的請求。館長說，因為《竊聽風暴》不符合史實：整個東德歷史，像魏斯樂那樣「良心發現」的秘密警察，對不起，一個都沒有。
一個都沒有。良心發現、雪中送炭只是傳說，在嚴酷的環境中，善良的人也會變得麻木，成為暴力機器的一個齒輪，釋放獸性以獲得某種安全感：只要正常運轉，齒輪是不會被淘汰的。
《竊聽風暴》虛假的溫情讓我感到噁心，這種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刻意將複雜的人性簡單化和美化的態度，對觀眾真切地認識那段可怕的歷史會產生誤導。在自由創作的環境中，《竊聽風暴》顯然太過矯情和幼稚。
倒不是說非要把前東德特工都描繪成魔鬼才更符合歷史的真實，但任何人的任何重大轉變，必定有著重大的原因，不是一首詩歌或幾場他人的談話就能搞定的。藝術家必須提供足夠的線索，讓人物觀念的變化形成內在的合理的邏輯，這是尊重觀眾的起碼的創作態度。比較而言，《辛德勒的名單》對納粹的處理就較為令人信服。
同樣是表現色誘敵人，如果出自《本能》導演之手的《黑皮書》能打70分，《色‧戒》最多也就是50分。前者紮紮實實地愛上了德國鬼子，不惜同生共死。有個經典鏡頭：坐在自行車後座上的女主人公，在經過德軍巡邏隊時把裙子撩了起來。曾經，布拉格街頭的年輕人也以親吻、短裙折磨過蘇聯軍人的情慾。
好萊塢的政治發燒友李察‧基爾1997年主演的美國電影《紅色角落》，被認為是一部反共電影。片子拍得很爛，導演力圖表現大陸的司法黑暗，但對中共如何處置外籍犯罪嫌疑人顯然太過陌生，令人發笑的常識錯誤和誤讀比比皆是，可以當做一部滑稽電影來看。
以20世紀20年代英國與愛爾蘭之間的衝突為背景的英國電影《風吹稻浪》，摘得第59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影片開場即是英軍打死一個17歲的愛爾蘭少年，僅僅因為他不願用英語通報姓名。為了維持在愛爾蘭的統治，英軍肯定還犯下了更令人髮指的罪行。但整個片子對英軍為何如此殘暴缺乏必要的交代，感覺像是大陸的樣板戲，令人失望。
美國表現二戰的電影多如牛毛，《拯救大兵瑞恩》只是開頭激烈的戰爭場面令人刮目相看，並不是吹得那麼好。反映 1944年美軍與日軍在太平洋島嶼殊死搏鬥的美國電影《紅色海岸》，是一部偉大的影片：在殘酷的戰爭中，穿插敵我雙方美妙的和平歲月的回憶，讓人痛切地感到日本軍國主義給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1978年出品的日本電影《人證》，風靡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電影主題曲《草帽歌》更是膾炙人口，百聽不厭。《人證》對戰爭給日本人民帶來的苦難表現得非常充分，但對戰爭的策源地日本卻沒有任何批判，有失「厚道」，令人遺憾。
大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1987年拍攝的《全金屬外殼》，表面上在反思越戰，實質上卻是對戰爭、軍隊這些人類社會的怪胎的詛咒。除了《現代啟示錄》，我不記得還看過比《全金屬外殼》更優秀的戰爭影片。
《V字仇殺隊》和《第一滴血》同樣都是反映以暴抗暴，就藝術品質而言，後者顯然更為出色。當年，中共為了表現資本主義的陰暗面，引進了《第一滴血》，在大陸掀起了一場經久不衰的藍博熱潮。
藍博給人們的啟示是：當法律不能代表正義和公道，人民有權自衛和反抗。
日落金沙，寶馬銀槍，快意恩仇：美國西部片做為一種類型，深得世界各國觀眾的喜愛。說到西部片，不能不提及一個偉大的導演：約翰‧福特。他有一個難以企及的紀錄：四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有意思的是，奧斯卡沒有一次是為他被載入電影史冊的西部片而獎勵他。
1939年，45歲的約翰‧福特拍攝出即便在今天看來技術上也不過時的《關山飛渡》（取材於莫泊桑的名著《羊脂球》），烈馬奔騰和激烈的槍戰場面，與人物性格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令約翰‧福特毫無愧色地榮登世界電影大師的殿堂。
1956 年，約翰‧福特的《搜索者》達到了一個更高的水準，被譽為最好的西部片，在新一代好萊塢電影人心目中具有無可取代的影響力，包括喬治‧盧卡斯的《星際大戰》、史蒂芬‧斯皮爾伯格《第三類接觸》、馬丁‧斯科塞斯《出租車司機》等片中都直接提及或引用了《搜索者》的內容。（參見《美國西部片的拓荒者》）
《搜索者》片長119分鐘，沒有一寸膠片、一句對白覺得多餘，無不是為人物性格和故事情節發展服務。影片的構圖和光線的運用都趨於完美，成為教科書似的電影經典。約翰‧韋恩令人信服地塑造出一個言語尖刻、強悍無比的西部英雄伊森。長達數年、千辛萬苦地搜尋侄女黛比，最終看到的卻是一個已經被異族同化的少女，伊森內心的苦痛難以言表，竟欲拔槍射殺！愛，是拯救，有時卻也意味著毀滅。曾經人見人愛、聰明活潑的黛比，最終還是被伊森抱在懷裡：「黛比，我們回家吧。」
環境再嚴酷、險惡，也無法阻止人類愛、犧牲和奉獻精神的生長。《搜索者》對印第安人略有「歧視」，但它的偉大之處在於，沒有迴避美軍濫殺印第安婦孺的醜惡。
對西部大開發的深刻反思，在第63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改編、最佳攝影、最佳剪輯、最佳音響和最佳音樂等七項大獎的《與狼共舞》裡，達到了高潮。西部片中的印第安人往往是負面形象，在《與狼共舞》裡卻淳樸、善良、英勇善戰，是對以往西部片的一個顛覆。
美國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運用電影在內的一切手段，不迴避、不隱瞞自己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錯誤和罪惡。
忘記，意味著背叛。只有真實地再現人們在爭取自由的過程中發生的痛苦和災難，才有可能避免重演不幸的歷史。
自從1969年揭露政治黑暗的電影經典《Z》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政治電影就成為人們喜思樂見的反思歷史的類型電影。2006年，表現麥卡錫時代美國的自由面臨巨大威脅的《晚安，好運》大獲好評。影片深入淺出地揭示了一個真理：無論以什麼名義，都不能傷害新聞自由；新聞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礎和保障。
中國大陸拍了無數為政治服務的電影，唯一稱得上優秀的政治電影是1980年出品的《楓》。以藝術質量而言，《楓》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但貴在真誠。影片真切地再現了文革時期，被徹底洗腦、愚弄的青年一代文攻武衛、自相殘殺的悲劇，令人沉思、哀痛。
相信總有一天，大陸藝術家能擁有自由的創作環境，拍出無愧於心、無愧於時代的政治電影。
──轉自《自由聖火》(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