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7日訊】在德國羅滕堡（Rottenburg）火車站附近的一個二層樓上高牆出版社的辦公室裏，出版社老闆兼作家韋爾弗里德‧克利澤（Wilfried Kriese）指著靠牆擺著的四個木質書架說：「這些書我都讀過，我讀了幾千本書。」對於一個出版商來說，這沒有什麼不同尋常，但對於一個語言書寫障礙的人來說，卻是一個奇蹟。九年正常學制教育和三年職業培訓，克利澤都是在特殊學校度過。
幼時受打擊 語法拼寫成災難
克利澤的語言和讀寫障礙並不是天生的。兩歲時，父親的去世不僅使他的母親成為有四個孩子的單身母親，而且給他帶來巨大打擊，一直和正常兒童沒有區別的他從此失語，等他重新說話時，人們發現他發音不清，並且有讀寫障礙，「直到七年級時，我才能較順利的閱讀。」他回憶道。
上學時，克利澤的夢想是當動物飼養員，因為他對動物有著特殊的喜愛，但最終他還是上了三年的木匠職業培訓，至於當作家和出版商是當時的他想都不敢想的。「我那時的語法只能用災難來形容，拼寫也是。」他形容二十年前的自己。
二十歲時，為了能夠正確填寫木工的單據，他參加了跨出校門之後的第一個業餘高校德語班。為了不讓同事發現他的拼寫問題，工作時，克利澤一直在兜裏揣著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諸如抽屜之類的詞，填寫單據時，他就悄悄拿出紙條，看一眼這些詞怎麼寫。
面對社會排斥 尋求溝通對話
「在特殊學校裏，我們感覺很舒服，因為我們都是有著不同程度語言讀寫問題的孩子。但出了校門就不一樣了。」克利澤在自傳中寫道。他的很多同學在校外經常對別的孩子使用暴力，因為他們幾乎被所有的社交圈子排斥，加上一些孩子本身就是來自經常使用暴力的家庭，於是這種被社會遺棄的感覺變成了對社會的仇恨，一些孩子就通過使用暴力來發泄。
生性溫和的克利澤來自一個雖然不富有，但沒有暴力的家庭，母親為他能夠學習付出巨大的努力，用本來就不多的收入，支付克利澤的補習費。克利澤面對社會的排斥，選擇了另外一條路：擺脫仇恨，尋求溝通和對話。
著書二十餘 關心邊緣人團體
廿五歲時，克利澤突然有了想把他身為社會邊緣人的生活寫下來的願望。他沒有敢告訴任何人他的打算，因為他知道，沒有任何人會認為他能成功，會支援他。兩年後，他的自傳，也是他的第一本書終於出版了，當然有人幫他修改了語法和拼寫。當時還沒有他能買得起的電腦，也沒有現在人們普遍使用的德文正確書寫軟體。一個一直因為讀寫障礙而不得不上特殊學校的人出了本書，這讓克利澤高興得甚至晚上抱著他的第一本書上床入睡。
從二十歲開始，克利澤不斷的參加不同的德語班、函授寫作班、新聞寫作班，和語法班。與此同時，他也陸續寫了廿五本書，主要涉及社會和邊緣人團體問題，還有一些人物傳記、專訪。媒體也逐漸注意到這個作者特殊的人生經歷，當地的報紙、電視臺都來報導他，甚至幾家全國性的媒體也採訪了他。他以前上的特殊學校請他回去講演。他的風格被媒體稱為很自然，怎麼說的、想的，就怎麼寫。
摧毀一堵牆 人生中充滿驚奇
對克利澤來說，人生中充滿了驚奇，「喏，您看，一年前，當我剛把出版社從我家搬到這個辦公室來的時候，我怎麼能想到今天我和一位中國女士，還有一位印度女士坐在一間屋子裏呢？」他的助手科奈爾回過頭微笑著看了我們一眼。祖籍印度的科奈爾今年廿四歲，有著印度人的深色皮膚，她從小被一德國人家收養。五年前，她開始利用課餘時間，在高牆出版社打工。
當然最大的驚奇就是克利澤的高牆出版社。出版社的座右銘是：「每個人在一生中都想摧毀一堵牆。」在克利澤自己的人生中，從記事起，就是在面對和破除一堵又一堵的牆，不解、孤獨、憤怒、仇恨、失望，覺得被遺棄……四十二年走過來，現在的他在牆外見到了另一番風景，不只是他自己的廿五本書，還有一百多個作者委託高牆出版社出的書。
他邀請作者參與出書的過程，讓作者親眼看到如何從一個電腦文件做出一本書，分享個中喜悅。而他，一個專家認為不能正常學習的孩子，成長為一個不僅能自己養活自己的人，而且還激勵了很多像他這樣的邊緣人，鼓起勇氣面對真實的自己和社會。
享受寫作樂趣 獲獎不是目的
在外人看來，這一切風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零零三年加拿大溫莎大學授予當時四十歲的克利澤的榮譽博士頭銜，對於一個有這樣的人生經歷的人來說，這樣的榮譽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然而，克利澤對得獎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說：「我寫作不是為了得獎，不是為了謀生，而是因為我從中得到了樂趣。我不喜歡工作這個詞，出版社是我生活的一部份。如果為了競選一個獎項而寫，那麼就得寫得符合一定的條件，寫作就不再是我想要的寫作了。如果寫完了別人給我一個獎，我當然很高興，但得獎不是目的，而是寫作帶來的結果。」 ──轉自《新紀元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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