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3日訊】聞一多，湖北浠水人，一八九九年生於一個富有的家庭，十五歲考取清華學校（時清華尚為留美預備學校）。一九二三年從父母之命回鄉下與高素貞結婚，同年赴美留學，入芝加哥藝術學院攻讀美術。一九二五年回國後，在教壇一帆風順，在詩壇名聞遐邇。曾歷任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武漢大學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青島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教授等。抗戰開始，隨清華南遷至昆明，擔任西南聯大教授。
抗戰後期他一改自己向來反共的立場，秘密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與中共過從甚密。抗戰結束後，參加和組織中共在國統區發起的「反內戰民主運動」，言行激烈，並在中共於「蔣管區」昆明發起的第二波「民主運動」中，被兩位國軍青年軍官槍殺。時為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他的死，為中共「反內戰、要民主」的輿論攻勢，牽制在內戰戰場上的敵人，直至打贏那一場內戰，起到了難以估量的政治作用。
聞一多先生生長於上一個世紀之交，長成於一個風雲際會的歷史變革時代。一方面，他少年的情志，在變革期時代精神的激盪之下，正渴求著生命的解放；一方面又為著因襲的傳統精神，而使他不得不屈服於舊思想和舊道德的重壓。然而，他非但是一個詩才橫溢的才子，又出生在一個恪守禮法的世家，因此，詩人的狂放性格，必使他渴求自由的心，較其他同時代的年輕人為猶烈。反之，因襲的思想和道德重壓，對他而言，又一定較之普通家庭出生者更為沉重。
這，不但為他勃發詩歌創作的才情，帶來了「反蕩的效應」；亦使他狂放的性格，遭遇了不得不收斂沉墜的厄運。一九二二年，也就是他即將赴美留學的那一年，一紙家書，帶著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寄到了北京。這對他不啻是晴天霹靂──要他與一個從不相識的鄉下女孩結為夫婦！他自然是一萬個不願意，一萬萬個不想順從。但是，這是父母之命，帶來的更是千年孝悌傳統的重壓，就不說父母的養育之恩了。雖然他實在不能甘心從命。
婚後，一回到清華，他就迫不及待地寫信給他的弟弟家駟，來「歌唱」自己的不幸了。然而，詩人的怨憤發洩完了，叛逆的情緒宣洩夠了，他還是尊重禮法，服膺傳統，僅以「必須改造他那鄉間的新婚妻子」，作為他不得不維繫這樁非甘心情願婚姻的條件。
婚後返回清華不久，聞一多就赴美國留學去了。彼時，於家國之外，再來回首自己的新婚蜜月，回想浠水鄉間那個在蜜月中被他冷落的年輕妻子，回想自己因不願、不滿和委屈，才逼迫父母同意她學文化、求知識的心態，說他是最後的反抗也行，已經成為詩人的他，便將去國懷鄉之情，摻雜其中，將為他所能理解的夫妻「應有情份」，和他還不識的愛情，混為一爐，然後便唱起他的「愛情之歌」來了。
一九二四年九月，他從芝加哥轉學到了紐約，因對戲劇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也因為親自參加了中國留學生的戲劇活動，他從來猶如「死水」一樣的感情，便在熊佛西、謝冰心、顧毓秀這些「才華正茂、風流儒雅」的一群中，起了「微瀾」。
兩年後，他剛剛回到國內，先在國立藝專、國立政治大學、第四中山大學、武漢大學任教，後又應邀赴青島大學任中文系主任和文學院長。彼時，中文系裡那位名媛淑女方令儒，竟又成了他「滿懷死水中的又一道微瀾」，這道微瀾又掀起了一道橫波，因衝擊了他無愛的心房，於是，「出世驚奇」般的愛情詩《奇蹟》問世了。只是這愛情的微瀾，僅作為他詩歌創作的源泉，又只能稍縱即逝。然而，它記下了詩人聞一多又一度感情的掙扎與人性的拚搏。他輸於愛，卻勝於詩。對人性的天平來說，他狂悖的性格，又藉著詩情，奔騰激盪了一次。
他終於將妻子接到了身邊，嚴防住了自己的心。然而，他真的能夠防範得住自己的「性情」嗎？
聞一多與他那個時代許多優秀的青年知識份子一樣，因運交民國，而相當幸運。因為，中國數千年尊重知識與士人的傳統，辛亥前後新時代對於富懷東西兩學之青年知識份子的厚愛，初創的民國對於一批有真才實學青年的迫切需要，以及後來中學與西學的衝突、結合和發展，又更是需要一批有志氣、有才華的青年學者來「集大成」。蓋因民元之後，中國知識界不論是在國事安寧、還是在國事混亂之時，都能夠享受到寶貴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這就不僅為他們個人成材成器創造了時代條件，亦更為中國新文學、新文化與新藝術的發展，開創了此後不可再遇的優越歷史條件。所以，翻開民國創建之後中國的學術文化歷史，其燦若星辰的大家和渾然厚重的成就，便實在使我們這些運交「共和國」的後幾代學人，深感汗顏和痛苦。
不消說，聞一多便是其中有成就的一位。他不僅在新詩界掙得了「現代詩聖」的桂冠，與現代詩仙徐志摩共享過美好的「人間四月天」，而且在教壇上成為一位著名的執鞭之人，從而「桃李成蹊」。一九二五年，聞一多一回國，便被聘為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教務長，可謂少年得意。歲余之後，他又受聘於上海、南京、青島各地擔任教授、中文系主任和文學院長，已經馳名教壇。一九三二年他回到清華執教，直至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在這十年間，頭幾年雖然軍閥未靖，然而，軍閥們也沒有難為過他們這樣的青年才子。彼時，中國再亂，也不致亂了他們的書房和書案。其後十年，雖於外患內憂頻仍，卻仍然被後世史家們稱為「十年黃金時代」，所以，聞一多們也就在地道的「人間四月天」裡，享受到了他們這批知識份子所能夠享有的很大自由。
聞一多歸國的時代，由於中國教授的薪資幾乎與當時美國教授的薪資一樣多，所以，聞一多們的生活是優越的和豐足的。聞一多這個詩人兼教授的小家庭，也就顯得格外的溫馨和瀟灑。聞一多歸國的時代，在中國的名牌大學裡，教授們住的小洋房，幾乎可以和美國的教授們相比美。所以，聞一多的家才會住得寬敞、明後、優雅，因而，名人們才能常常在他那裏聚會。
青島大學的海邊風光，中央大學的首都氣派，直到清華大學的「王府故園」，這一切不僅使聞一多感受到了「象牙之塔」的優越，而且也使他明白了萬事皆難如意的祖國，正在艱難中顛躓前行……彼時的聞一多，作為一位從西方歸來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在對民主與自由的感受上，亦曾「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因而他對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其領袖們亦有著種種的不滿。
但是，在事涉國是大局時，他非但不似他的同窗羅隆基之流，只為一己的「罵而優則仕」而橫衝直撞，一副非我其誰的作派，而且目睹不斷地有人製造中國分裂，他便鼓吹國家主義；特別是對於那些有背景、有黑手的所謂學運，更能夠堅持直率的反對立場：「九一八」之後，時在青島大學任教的聞一多，非但始終站在校方一邊，反對學生罷課，指斥所謂的學運積極份子，甚至要求學校開除他們的學籍。如是，他才會成為「進步學生」攻擊的對象，直至謾罵他是「准法西斯主義者」。
西安事變爆發時，清華大學的教授一致反對，聞一多的態度猶為鮮明。為此，他與朱自清、馮友蘭、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聲明」。平日在課堂上從不講多餘之言的聞一多，此時也拋開講義，怒氣沖沖地說道：「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
聞以多是愛他的民國的，是擁護當時的國民政府及其領袖蔣介石的。所以他大義凜然。
直至四十年代初，聞一多仍對「天天罵民國、天天要民主、更要官做」的羅隆基之流正言厲色地指責說：「歷來干祿之階，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譁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他對自己這位同窗可謂一言而入骨。
中華民國命途多舛。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 不僅使我們的民族遭遇了又一次巨大的歷史劫難，更使得已經遭遇過如許風霜雨劍的少年民國，又要遭受一次可怕的血的洗禮：剛剛獲得了初步和平與統一的國家，再一次陷入了山河破碎的局面；剛剛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獲得了艱難進步的社會，又立即面臨著令人痛心的破壞與倒退；剛剛從反叛和平叛的槍聲中喘息稍定的苦難人民，頃刻之間又要被推進一場更大的戰亂和混亂之中……
雖然中國國民革命軍已經與他們的人民團結一致、奮起抗戰，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精神與決心，殺敵報國，然而，國家社會所面臨的毀壞，卻是難以形容和難以估量的：無數的工廠和田野，農舍和民居，被焚燬在戰火之中；多少的無辜民眾和他們的親人子弟，被殺害和殺傷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中國之大，真的已經放不下一張安寧的書桌了。若不是國民政府以最大的力量和最快的速度，將千千萬萬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轉移到了大後方，則坍塌的又豈止是聞一多們的象牙之塔？即使是像聞先生這樣，代表著民族文化和國家水平的專家學者，也必然會遭遇令人難以想像的命運。而二次大戰中許多參戰國家──不論是打人的，還是被人打的，所已經披露出來的知識份子的慘痛命運，早已對此作出了明證。
然而，身在山外，則「橫看成嶺側成峰」；身在山內，則「遠近高低各不同」。許許多多因政府不懈的努力，才安然抵達大後方的知識份子，彼時彼刻，又常常會因為一己的優患，而忘記了普通民眾、特別是淪陷區人民的更大苦況，更忘記了幾百萬國民革命軍人時刻都在流淌著的鮮血。
當日寇的槍炮聲已經震碎了清華園教室的門窗時，聞一多和清華的師生們一起，也不得不跋涉南遷了。而當扼中原之咽喉的大武漢，就要瀰漫起大會戰的硝煙時，聞一多又隨著人流走過了湘、黔、滇三省，來到了昆明，成了大後方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的教授。其間，三千里艱難跋涉，固然使他遭遇了平生所從未遭遇過的磨難；與妻子家人天各一方的無限擔憂與無盡期待，更使他飽嚐了國破家愁的痛苦；而突然要擔負起支持全國抗戰重任的西南邊陲三省，就更是將一種今非昔比的貧困生活，攤開在這些過購笏「人間四月天」的專家和教授面前。
自小安享富有，青年出國留洋，歸國便做教授，已經習慣於洋房暖身、銀圓暖手的聞一多們，如今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貧困和艱難，自然會有別一番感慨、愁苦和挫折感覺。生養了八個兒女的聞先生，縱使能夠在別人家破人亡和妻離子散的歲月，獨能一家團圓在昆明湖畔，其心中卻仍然有一個「愁字了得」。
聞一多在西南聯大的生活是十分貧苦的。夫婦二人，子女四雙，一家十口，靠他那一點戰時的薪資，又如何能夠維持？他自己刻圖章以換取零錢來補貼家用，妻子則常常外出挖野菜來減少伙食的開支。那個時候，既然連清華校長梅貽琦的夫人在內的教授夫人們，都用自己原來只會翻騰在麻將桌上的纖纖玉手，合制糕點，去拿到商店寄售，那麼，在聞一多先生的貧苦生活裡面，不也有著另一份為國家為抗戰而甘守貧困的尊嚴嗎？
何況，這是在戰爭歲月，是在前方的將士和人民正在用自己的鮮血與生命保護著後方的「戰爭狀態」之下。須知道，在那個時候，連本土都並沒有參戰的美國人民，自然也包括他們的知識份子們，一天也只能喝到一杯咖啡啊！
羅隆基來了，這位多年的朋友，這個曾經罵國民黨、罵國民政府、罵蔣介石罵得令他深惡痛絕的同窗，於此時此刻，終於用他那如簧之舌，搖撼了他不平的心境。吳□來了，這個才華橫溢的學生，這個竟然不知道妻子袁震是中共地下黨員的癡人，這個同樣不知道妻子要他來「看望」自己老師，竟然也是受了中共委託的書獃子，居然就用他的忠厚和老實，用「紅色的桃花源記」打動了他的老師；
他終於在與羅隆基、吳唅和華崗的「談笑風生」之間，參加了地下組織「西南文化研究會」，隨後又秘密地參加了羅隆基們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他似乎單憑著他那戰時的一身貧窮，就與專門要為窮哥們打天下的共產黨拉起手來了。他自然也因為對戰爭後期政府和執政黨的不滿，而突然迸發了年輕時「反抗的詩性和人性」。那一腔總是在燃燒、又總是無處燃燒的大火，似乎已經找到了它做一回活火山的時刻。此刻的聞一多，只因為已經走過了如許的人生歲月，便連他年輕時代要反叛時的戰戰兢兢也不復再現，竟要為著那個不僅為了「民主和自由」、而且更要為了那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主義，來奉獻他這位卓犖不群者的才華和生命了。
一九四六年初，由中共首先在昆明發動的「一、二一」反內戰和要民主的學生運動；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因戰況對中共不利，而由中共發動的「要民主、要和平」的「民主運動」；一九四七年五月，因內戰膠著，又由中共在「敵人的心臟南京」首先發動的「反飢餓、反內戰」的「紅五月」學生運動等等，無不為「狠反內戰」，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周恩來曾為此說道：「使一切群眾鬥爭都為著開闢蔣管區的第二戰場，把人民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大大地推向前進」。毛澤東為此則更說道：「中國境內已經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份。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促進了人民運動的高漲。」
而聞一多們，於當時，既與策劃者們一起策劃，又與發動者們一起發動，而倚仗著自己學者教授的身份，「衝殺」在中共於「蔣管區」發動「反內戰、要民主」的第一線。其時已經身為民盟中央執委並執掌雲南支部要職的他，更以所謂「義無反顧」的膽略，走出書齋，走向社會，高舉著「反內戰要民主」的旗幟，其所造成的社會影響，實為一個普通知識份子和學生民眾所望塵莫及。
中共首先於昆明發動「蔣管區」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本已有他的功勞在內。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中共因在內戰中吃緊，而再度發動蔣管區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時，聞一多又曾受命為之嘶叫吶喊。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李公僕在昆明的不明不白之死，非但使他義憤填膺，而且使他抓到了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好時機。七月十五日在李公僕的追悼會上，他誓言「跨出了門，就不再跨回來」的豪言壯語，乃表現了他「願意以死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決心。他內心裏面的那一座活火山，終於就要衝著「國民黨反動派」驚天動地地爆發開來了。然而，命運，卻使他於當晚就喪身在兩位國軍青年軍官的槍口之下。
更何況他的死，既為多難的中華民國帶來了「崩解」般的震撼，更為中共利用其死打造「國民黨黑暗統治」的輿論，從而為中共打贏這一場內戰，起到了早已為中共所估計得到的巨大政治作用。其時，利用聞先生之死，中共在全中國所製作的對國民黨的輿論大戰，實在較之他們那個正在席捲萬里中原的「革命大軍」毫不遜色。
那兩位槍殺了聞先生的青年軍官，遭到了公審，並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執行了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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