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6日訊】2006年中國文壇的一件大事就是長篇小說《 如焉 @sars.come 》（以下簡稱《如焉》）的公開出版。著名作家、《往事並不如煙》的作者章詒和對這本書的評價極高。章詒和說：「兩晉無文，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當代亦無文，惟胡發雲《如焉 @sars.come 》而已。」其後不久，中國新聞出版署負責人在一次內部會議上宣佈8本書禁止發行，《如焉》名列榜上。
《如焉》的作者胡發雲，今年58歲，現居武漢.《如焉》一書完成於 2003年。2004年，這部小說的電子文本貼上了一家網站。其後不久，這個網站被下令關閉，但這部小說和其他一些好作品仍然在網上繼續流傳。2006年初，《江南》雜誌全文刊登了這部小說，引起熱烈反響。同年10月，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
小說《如焉》寫的是在SARS 爆發前後在華中某城市發生的故事，主人公茹嫣是位寡居多年的中年女性，她在同事兼好友江曉力的介紹下與本市的副市長相識並戀愛。同時，茹嫣又在網絡上認識了以達摩為代表的幾個知識份子。SARS 的爆發引發了原本隱藏的多種矛盾。在這一突發事件中，不同的人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小說深入細緻地刻畫出當代中國的社會生活，尤其是揭示出知識份子的複雜心態和整個社會的一般的精神面貌。
許多人都自嘲，說自己是毛子，說周邊都是毛子
小說《如焉》寫到了「六四」，揭示出「六四」後犬儒主義在中國的氾濫成災，特別是知識份子的犬儒化。
小說中的人物毛子就是知識份子犬儒化的一個典型。毛子屬於紅衛兵一代，1966年文革爆發時在上高中，一度積極參加文化革命，當過造反派，後來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和同學一道下放農村當農民。在走出了初期的狂熱與迷信之後，毛子和他的同學們開始了對現實的懷疑與思考，他們形成了一個小圈子，努力搜尋各種書－－包括那些在當時被禁止和不公開發行的書，首先是從馬克思早期著作中找到了批判現實的思想武器（他們給自己這個小團體取了個代號「青年馬克思」），逐漸萌生了自由民主的理念。隨後，他們先後上調回城，當上了收入低微的藍領工人。四人幫垮台，鄧小平復出，恢復高考，「青馬」的好幾位成員都考上了大學，毛子更是以高中學歷直接考取研究生，畢業後進入社會科學院。在80年代，毛子寫了不少鼓吹思想解放的文章。八九民運爆發，毛子非常活躍，還去了兩趟北京，發聲明，作講演，風雲一時.六四屠殺把毛子嚇壞了，幾乎精神崩潰，再不敢表達他的自由化思想。其後不久，新來的院領導要毛子替他寫一篇支持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文章，毛子意識到這是一個巧妙的討好上司以及在政治上表態轉向的大好機會，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接下來，毛子入了黨，當上了研究所的頭頭，兼職大學教授，政治上表現日趨保守，還不時地寫一些阿諛當局的文字，物質待遇則步步升高。如今的毛子，「功名利祿，香車華屋，嬌妻虎子，」一應俱全，志得意滿，風度翩翩，連身體都變得「高大壯實起來，不論是西服便服，穿在身上都是一副偉岸挺拔的樣子」了。
毛子的轉變無疑是很有代表性的。作者胡發雲後來接受採訪時就講到：「毛子這個人物出來以後，許多人都自嘲，說自己是毛子，說周邊都是毛子」。小說告訴我們，當今中國知識份子的犬儒化主要是「六四」屠殺所造成的恐懼效應。正像小說中人物達摩所說：「恐懼常常比滅殺更有力量。滅殺祇能消滅異端的肉體.恐懼可以改換他的靈魂，讓一個最不羈的反叛者，成為馴良的奴隸，並以此作為其他同類的標本。尤其可怕的是，恐懼是長在自己內心的，別人無法幫你將它割除。」
人們普遍注意到，90年代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大部分轉向保守，放棄了對自由民主的爭取，放棄了對專制強權的批判。通常這被解釋為知識份子被共產黨收買，成了既得利益者。不少知識份子自己也很樂意承認他們被收買－－被收買那就表明自己有身價嘛，所以聽上去不那麼丟臉，或許還有幾分光彩。其實，共產黨總是使用胡蘿蔔加大棒這兩手。對大多數知識份子而言，也總是要在大棒奏效之後，胡蘿蔔那一手才能奏效。要說中共的改革給知識份子帶來了實惠，所以知識份子願意擁護中共，那麼盡人皆知的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命運改善的大轉折是發生在上個世紀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發生在八九民運之前。那為什麼還會爆發八九民運呢？為什麼知識份子還會在八九民運中扮演領導角色呢？知識份子的政治轉向分明是發生在「六四」之後，因此首先是、主要是恐懼的產物。「六四」屠殺給國人造成了強烈的恐懼，出於恐懼，多數人不得不遠離政治；而一旦遠離政治，他們就不再感到壓迫的存在，因此也就不再有明顯的恐懼感，於是他們就自以為生活得自在而瀟灑。這是，統治者再給出物質的誘餌，很多人就甚至感到很滿意了。
達摩無疑是作者最鍾愛的人物。達摩也是當年「青年馬克思」小組的一個成員，是這個小組中公認的最有思想的。從農村調回城市後，達摩先是在一家國營工廠當工人。達摩沒有報考大學，因為他相信由於自己多年的刻苦自學和獨立思考，已經沒有必要再去上那個大學了。後來他所在的工廠垮掉了，達摩就干起了家用電器修理的個體戶，一直生活在社會下層。按學歷，按身份，達摩都算不上知識份子，但唯有達摩才始終保持了知識份子的理想主義和批判精神。達摩是知名的網絡大俠，他常常在互聯網上發表文章，主要是思想文化政論時評，也有散文隨筆，思想犀利深刻，文筆樸素優雅，在民間思想界頗有影響。
有一次，達摩偶然地在書店裡發現了一本毛子寫的迎合當局的新著，剛讀了幾頁就感到很噁心，忍不住去質問毛子。於是，在兩位老朋友之間爆發了一場短兵相接、推心置腹的激烈爭辯.一開始，毛子說得很乾脆，寫這本書是「騙錢混生活」的，反倒譏諷達摩太正經太矯情。繼而毛子又辯解道，我們都是小人物，年輕時的理想主義不過是不知天高地厚；既然世間之事有它的命數，不是我們所能把握能改變的，那些個空洞的價值理想還有何用？何不把眼前這些事情都看淡一點，放下來，讓這段混沌難堪的日子熬過去？至於未來麼，就交給後人吧，任它是好是歹。在達摩的尖銳追問下，最後毛子竟口不擇言，蠻不講理地說：不管怎樣，我的日子比從前過得好了。
毛子的自辯無異於一篇犬儒主義的宣言。然而有趣的是，犬儒常常不肯承認自己是犬儒。他們每每要編造出各種似是而非的理論或說詞，把犬儒心態予以掩飾，予以合理化。這就使得治療犬儒病變得很複雜，但也因此而成為可能。正因為大多數犬儒都不能心安理得地當犬儒，所以，指出他們害了犬儒病就可能會激勵起他們去克服它。達摩直率而深刻的批評，對毛子有如醍醐灌頂，當頭棒喝。最後，毛子決心告別犬儒主義，重新拾回一度失落的理想主義.毛子當然知道他這樣做會給自己帶來什麼樣的麻煩乃至風險，但那又有什麼了不起呢？毛子說得好：「我自己就是光著身子混上來的，有什麼捨不得丟棄？」更何況現在的壓迫再厲害，總比毛時代輕多了吧。
兩條都是不歸路
《如焉》中另一位重要人物是衛老師，衛老師是個老革命，也是當年共產黨隊伍中為數不多的一個知識份子、一個文化人，1949年後出任黨的高級文化官員，然而卻在1955年的一次政治運動中被定為反革命集團的一個成員，從此被定為「階級敵人」，跌入社會底層，妻子為了子女的前途被迫離婚，又在文革期間自殺身亡。衛老師本人則在此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尤其是在文化革命中受盡磨難，九死一生。
然而，正像衛老師40幾年後回首往事時講述的那樣，「一直到我後來被抓進去，我依然真誠地相信這個政權，真誠地相信他們的理論，真誠地相信我自己是有罪的。儘管我委屈，我惶惑，我痛不欲生，但是我還沒有往最深處懷疑過什麼，更沒有懷疑過我自己做過的那些自認為是革命的事是否有需要審視的地方。」隨著苦難的持續和思考的深入，衛老師終於省悟到問題出在他自己參加的那場革命上，出在他自己參與建立的那個制度上。
衛老師慨嘆地說：「我寫過領袖的頌詩，我參加過新中國最早的大批判，我編寫過第一批新語文教材。可以說，10多年後，那些押著我遊街的學生，那些打罵我的孩子，就是我自己教育出來的……直到這種革命革到了自己頭上，幾乎永遠不可翻身的時候，才想起它的一些問題，但此時革命洪流已經不可阻擋，讓千千萬萬謳歌過它，獻身於它的知識份子甚至革命前輩都在那一片汪洋大海中陷於滅頂之災。」
這些思考無疑是極其痛苦的，因為它是對自己的否定。如衛老師所說：「它幾乎又要將我自己再次否定一次。如果55年，66年，是別人從一個方向對我的否定，那麼今天，則是我自己從另一個方向對自己的否定」。衛老師是老革命，早先被打成反革命，在壓力下他認罪了，承認自己犯了反革命的錯誤.這是第一次否定。後來他恢復了自信，重新肯定自己是革命者，相信自己並沒有犯過反革命的錯誤；但是再深入反思下去他不能不意識到，自己還是錯了，自己雖然沒有犯過反革命的錯誤，但是自己卻犯過革命的錯誤，自己參加的那場革命本身是錯的。這是第二次否定。第二次否定要比第一次否定更艱難更痛苦，也更偉大更深刻。
25年後，衛老師捲入的那件反革命集團案獲得平反，大難不死的衛老師重新出山，帶著他長期苦難中的沉重思考，發表了不少文章，在海內外都有影響，到了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衛老師再一次成為異端。此時的衛老師，心境十分坦然。他不止一次地表示他感謝1955年，使自己付出幾十年的代價而大徹大悟，走上了一條正確的不歸路。另外一些老革命則是用幾十年的時間走上了另外一條不歸路，現在他們之中的很多人大概都清楚地知道他們過去做的都錯了，但是他們不能改弦易轍，從現在開始，他們就日夜擔心別人會鞭屍。
《如焉》裡借一位老革命的女兒江曉力之口，講出了那些老革命的心裡話。江曉力深知共產黨犯下過許多嚴重的錯誤，也深知當今政府官員的腐敗及其招致的廣泛民憤。她知道「以前那一套，老百姓不信了，我們自己也不信了，但是，這一切祇能由我們自己來改，改得鼻青臉腫，改得頭破血流，都行。最重要的一條，不能掘我們祖墳，不能斷我們後路。誰想這麼做，你有一萬條理由，也不能答應的。」共產黨要改革，但是祇能由共產黨自己來改，不能讓別人來改。「這裡面沒有是非，祇有勝負。」這就是今日的共產黨統治集團：他們什麼「主義」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的權力，並決心用一切手段維護其權力。
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兩種犬儒主義：統治者的犬儒主義和被統治者的犬儒主義.統治者早就不相信他們口頭上標榜的那套理論和原則，他們祇是把那些理論和原則當作維護權力的手段和鎮壓反抗的藉口。在被統治者方面，當他們意識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幟下實際上處於被愚弄被壓迫的境地，尤其是在試圖反抗又遭到嚴重的挫折之後，他們就很容易對一切美好的價值失去信心，放棄理想，放棄抗爭，甚至反過來嘲笑理想，嘲笑抗爭。
中國作家是否失去了表達苦難和憂傷的能力？
小說的主人公茹嫣，原本與世無爭，不喜歡拋頭露面，對政治更是毫無興趣，祇是為了和遠在法國留學的兒子保持聯繫才學會了上網，由此進入了奇妙的網絡世界。通過互聯網，茹嫣讀到了很多傳統媒體上讀不到的訊息和文章，結識了一批象達摩這樣的她過去沒有機會結識的人物。從描寫母子親情開始，茹嫣在網絡上發表了很多文章，逐漸涉入到一些重大的公共事件。茹嫣的網絡言論是如此地觸及到專制政治的痛處，以至於被她原來的朋友江曉力提高到「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和「賣國」的地步，那位陷入情網，已經向她求過婚的副市長到頭來也出於自己仕途的考慮而和她分手。
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過去茹嫣不關心政治，實際上是不關心共產黨的那套政治，因為一黨專制下的政治並不是真正的政治。互聯網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公共交往空間，從而使得人們自主地參與公共事務也就是參與真正的政治成為可能。亞里士多德把人定義為政治動物是很有道理的。茹嫣不關心的是假政治，一旦真政治出現，她很自然地就被吸引過去了。
二、茹嫣雖然沒有讀過什麼有關人權與自由的書，但是她一旦參與公共生活，憑著她的正義感和同情心，立即就對這些人權與自由等思想產生了強烈的共鳴.這正好證明了人權與自由等理念的普適性，就像中國老話說的「事同此理，人同此心」。這兩點都和網絡有關.小說極其生動細緻地描寫了網絡對中國社會社會的重大而深刻的影響。早就有人講過，互聯網是上帝送給中國人的最好禮物。在今日中國，網上的虛擬世界遠比網下的真實世界更真實。
衛老師感慨說：其他國家，包括那些最貧窮最落後的國家，包括前蘇聯這樣的極權國家，即便在最黑暗的時代，它們都有作家藝術家留下了自己的聲音。而中國卻缺少這樣的聲音。「數十年來，我們失去了表達苦難和憂傷的能力，失去了表達愛的能力」。在毛澤東去世後，中國也曾產生過所謂傷痕文學，解釋和記錄了毛時代的罪惡與苦難，但多半是自我設限，淺嘗輒止。90年代以來，中國的文學界呈現一派繁榮景象，但其中有份量的、真正觸及沉重現實的佳作卻更見稀缺。因此，不少評論家說，《如焉》這本書洗刷了當代中國文學的恥辱。平心而論，《如焉》還並沒有達到我的最高期待。但是它無疑稱得上是當代中國文學的一個里程碑。
－－原載：《北京之春》，2008年2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