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3日訊】去年年底（２００７、１２、２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任不到一個月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廣東省委十屆二次全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在近兩個小時激情洋溢的講話中，至少有22次講到「解放思想」。由此，發出了「以新一輪思想大解放推動新一輪大發展」的動員令，掀起了引人注目的「新一輪解放思想」大討論。
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民主是個好東西》作者俞可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認為，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改革，特別是制度的改革，通過一些制度改革去具體實施，否則，解放思想只是一句空話。所以我特別強調這一點，解放思想必須去做，必須體現在制度改革上，能夠增加我們人民群眾的實際利益，解決我們面臨的實際問題。我留意到，高尚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在廣東解放思想學習論壇上提到解放思想關鍵在於制度創新，其中政府創新是重中之重，我很贊同他的觀點。」（《思想解放不能空談，關鍵在於制度創新》2008年2月27日《錢江晚報》）
「解放思想關鍵在於制度創新」的論斷，是頗有見地的，但在這裡，不管是汪洋，還是俞可平，還是高尚全，我們都沒能從他們口中得知「解放思想」究竟需要哪些「制度創新」。即怎樣的「制度創新」，才算真正的「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有沒有評判的標準呢？
答案顯然是肯定的：「解放思想」，應該有評判的標準。
那麼，「解放思想」的標準是什麼呢？
１讓每一個國人自由地說自己想說的話
言論無罪，言論自由。這，本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常識，然而，這樣的生活常識，在我們國人的生活中，卻成了一種奢望。每一個國人自由地說自己想說的話，這，本是一個人活著的最基本人權。可就是這樣的最基本人權，在我國卻成了一種高不可攀的奢侈享受。
孟子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位卑而言高，罪也。」孔子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們中華民族這兩大「聖人」的言論，幾乎都指向一個方向：在什麼位置，說什麼話；言論，應該是被一部份高高在上者壟斷的，普通百姓是不應該對國家大事說三道四的。由於這樣的對待民眾言論的思想佔據了我國歷史的大部份時間，致使言論控制成為歷代的一個常態。
言論跟思想直接聯繫在一起，所有的思想都體現在各種各樣的言論當中。可以這樣說，離開了言論，也就離開了思想。歷史，是非常苛刻的，留存在頭腦中的思想，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只有將頭腦中的思想外化為言論，才能被歷史記住，才能被廣泛傳播。因此，沒有言論的自由，就說不上思想的解放。給思想框上一個框，給思想劃定一個範圍，這只能是思想禁錮，而絕不能說是「解放思想」。
所以，這應該是沒有任何疑義的：「解放思想」，首要的一條評判標準是，看我們國人的言論自由還是不自由。只要言論自由的春風還沒有真正刮起來，沒有刮遍祖國的每一寸土地，那麼，我們的思想還沒有真得解放，還處於禁錮狀態。
２在制度設計上，讓國人擁有對官員的取捨決定權
我國的制度設計，歷來的一個最大弊端就是：「官權」過大，「民權」過小，甚至於無。自從清末康有為等提倡維新，進行君主立憲的嚐試，其目的就是希望實現對 「官權」的抑制和對「民權」的伸張。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官權」過大、「民權」過小的狀況，還有待於我們國人繼續努力爭取「民權」的伸張。
「民權」的伸張，就是對人權的保障。「官權」過大、「民權」的實質就是侵犯人權，就是對人權的漠視。而要保障人權，要伸張「民權」，最好的做法是：在制度設計上，讓國人擁有對官員的取捨決定權。
國人擁有對官員的取捨決定權，即讓每一個國人都能對官員的取捨升降說得上話，用得上勁，其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國人用手中的票來說話，用選票來決定官員的取捨升降。古今中外的無數事實已經雄辯地說明這樣一個顛簸不破的真理：用選票來決定官員的取捨升降的制度設計，是當今世界上最可靠的官員制度。離開了這，還沒有另一種對官員權力能夠起到真正約束、監督、限製作用的制度。
「解放思想」，無疑是要在制度設計上，讓國人擁有對官員的取捨決定權——讓國人手中的選票真正運作起來。
３…… ……
「解放思想」的評判標準，肯定還有很多，但我想，上述兩條是「解放思想」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連這兩條都做不到，那麼，何來的「解放思想」？
畫地為牢，還是「解放思想」？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誰真正「解放思想」，誰在禁錮思想，人們將拭目以待。
２００８、３
於速朽齋
──轉自力瑾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