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9日訊】「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這是1957年5月22日晚，林昭在北大「民主論壇」公開坦露的心聲。
事緣5月19日校內出現了第一批大字報，由此引發了「五。一九」民主運動。其中所提出的「取消黨委負責制」`「確保言論`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等自由」，等等，都包含了對中共極權制度的質疑與挑戰。由於在林昭心目中，「真理是高於一切的；而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因而對一切真理的探索者都應該給予『同志的愛』。這是她的基本立場和原則，也就是她在這一時期反覆說到的『良心』所在。」（錢理群《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308頁）
「但作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的林昭，當然知道，黨團的組織性要求每一個成員將黨當作真理一樣無條件地維護，任何對黨的懷疑都是有罪的，更無庸說公開的批判。於是，就產生了『組織性和良心』的矛盾。」（同上，308-309頁）
正如錢理群所說：「這其實是我們那個時代每一個要求進步的青年，都曾面臨的矛盾。」如屬黨員，那就是「黨性」與「良心」的矛盾。
在這點上，《別了，毛澤東》（邵燕祥著，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裡謝文秀的遭遇引人深思。
邵燕祥，1933年生，50年代任職於中央人民廣播電台，1951年出版第一本詩集《歌唱北京城》，以政治抒情詩知名。1953年加入中共。但1957年被劃為右派，送農村「勞動鍛鍊」。其妻謝文秀亦於1958年初自中央台下放河北農村。未幾，進行「整風補課」，謝差點也掉進羅網。
據謝回憶：當時「讓每個人寫大字報交心。我竟張貼大字報說想不通邵是右派，還引經據典：蘇聯的杜金采夫雖然寫了《不單是靠面包》受到批判，但並未因此成為敵人云雲，還說，如果邵是右派，那麼，我更是右派。」（同上，481頁）
在此之前，她曾在一次團支部會上轉述其房東大娘的話。那是一戶下中農，戶主擔任生產隊長，一家六口日子過得很艱難，「瘦得皮包骨的大娘」（隊長之母）眼看三個孫兒`孫女挨餓，「忍不住數落了高級社的種種弊病，說還不如初級社。」她「自以為是反映了貧下中農的呼聲。」結果被指為「否定合作化」。那屬於右派言論。
眼看著兩筆賬一起算，她以為這趟在劫難逃了。不料竟然倖免於難，事後得知，是下放幹部工作團領導核心中，「有三個老同志，力保」她過了關。「理由是：已經有一個右派了，別讓一家子都是右派。」
這三人以後多次見謝，從不提這事。而謝夫婦「從側面瞭解到當年的實情，也沒當面感謝過他們。」（同上）
關於後面這一點，邵解釋道：「這幾位老同志，在對我們特別是挽救文秀的問題上，出於人之常情，出於人性和良知，有所堅持，有所抵制，但在此時此地，這不僅冒著被指右傾思想和溫情主義的風險，弄不好還會被對立意見持有者置於死地，落一個喪失黨性`喪失立場的罪名。我如果明言感謝他們對文秀的照顧，不是等於感謝他們黨性不強`立場錯誤嘛，這將使忠忱的老黨員情何以堪？」（同上，473頁）由此可見，中共黨員的黨性，跟「人之常情」，跟「人性和良知」，是水火不容的。堅持黨性，就要不講人情，滅絕人性，泯滅良知！
邵燕祥還寫道：「在當時下放幹部領導核心中曾主張劃文秀為右派，但處於少數的兩位，後來沒有堅持己見，窮追猛打，並與主張寬待文秀的同志和平共處，在那個鬥人鬥紅了眼的左傾年代，也算很不容易了。」（同上）
的確，這兩位多少還殘留了一點人性。正如邵在前面指出的那樣，他們若不罷手，是可以向上告狀，使那三位「真是菩薩心腸」（謝文秀語）的老黨員一嘗苦果的。那樣的話，他們「被指右傾思想和溫情主義」算輕的，重則其中一`兩人可能給加上「包庇右派」的罪名，連同謝文秀一起掉進萬丈深淵。事實上，中共資深黨員或領導幹部中，57年因所謂「包庇右派」而入另冊者大有人在，那往往是對立的一方洩私憤之所為。
就謝文秀而言，她後來便遭到頂頭上司類似性質的對待。好在「吉人天相」，該員未能得逞。
那是十年後的1968年秋，文革前已回到中央台工作的邵早被揪出遣送農場勞動。當時謝所在部門要派一人到郊區勞動半個月，支部書記鄒某通知她去。她清楚：這是有意出難題。因為「部門十幾個人，年輕的單身漢就四五個，有孩子的也都不是單親家庭，只有我一人帶兩個孩子」。
鄒某何故為難她呢？原來這位農民出身的支書對自己沒當上官有怨氣。按理說謝工作多年連個組長也不是，並無礙於鄒某。謝分析「也許因為我是所謂業務骨幹，客觀上得罪了他。」這是一。二是由於鄒在文革之初整過一位女黨員，那是個少年參軍後調幹上大學的編輯，主持《閱讀與欣賞》節目十分盡責，落下了散佈封資修大毒草的罪名挨批。謝為其打抱不平，從而又「得罪」了鄒。於是這回便要吞下苦果。
她大兒子不到八歲，小女兒五歲。後者全托倒可以在週末不接，請幼兒園一位老伯老兩口再辛苦一兩次代管。她向鄒某說：「我可以去，但是孩子只能住到崇文門內奶奶家。」這樣，孩子每天乘公共汽車上學，還得過兩條馬路。謝心想，「他要是還有一點同情心，會猶豫的。他不也有兒女嗎，他難道就捨得自己的孩子冒這樣的風險。哪知，他還是執意叫我去。」（同上，495頁）
所幸工宣隊的一位范師傅獲悉此事，這位剛來幾天的老工人對謝說了一句：「讓這麼小的孩子乘車來回過馬路，太不安全，你別去了。」那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之際，范一錘定音，謝渡過難關。
當時進駐中央台的工人師傅，應為黨員無疑。范之此舉，顯然是「出於人之常情，出於人性和良知」，跟謝58年整風補課時那幾位恩人一樣。不過，由於身份地位不同，范大概沒有感覺「黨性」與「良心」的矛盾。因為即使鄒某對此不滿而上告，范也不會有多大風險。工人不劃右派，可以免於恐懼。這是和知識分子完全不同的。
反過來說，林昭57年所說的「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就包含了「對權力的恐懼」在內。
對此，錢理群這樣寫道：「林昭這句話，一夜之間就傳遍全校。立刻有人反駁：」青年團的組織性就是良心『，有人支持：「你吐露了真心的懷疑』，並引發了更深刻的反省：」同志啊，我知道你那欲言又不敢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樣，有著這種複雜的心情。捫心自問，在過去，我們曾多少次說出了違心的話，做了它（組織）馴服的奴隸。多少次壓抑了自己，傷害了別人。如今事過境遷已悔之莫及；有的事使我們如此羞慚`痛苦，有的事將使我們遺恨終身『。——可以說，林昭的直言，喚起了北大學子對自身奴隸狀態，內在的奴性，以及在這背後的』對權力的恐懼『和』自私自利『之心的反省。這是一個從內心深處，擺脫精神奴役的枷鎖，追求思想的獨立與自由，恢復人的』良心『與本性的開始。「（錢理群《拒絕遺忘》，309-310頁）
錢理群的上述分析，顯然也適用於北大學子以外的毛時代的廣大知識分子。但像鄒某那樣的農民出身的中共基層幹部，一般不存在「對權力的恐懼」，只有「自私自利之心」。他對謝的嫉恨及報復，與其「黨性」毫無關係。他的「同情心」`「良心」，早被「自私自利之心」擠出胸腔，俗語叫做「良心被狗吃了」。
由此想到邵燕祥書中提到的那個德國童話《冷酷的心》。像鄒某這種人跟其中的彼得差不多，那顆原來有血有肉的心已被惡毒的女巫取走，換上了一顆石頭做的心，變成「心如鐵石」了。而在毛時代，其洗腦功夫比女巫還要厲害得多。非但昂藏七尺的壯漢可能受其驅使，成為殘忍無比的打人凶手；連本來「文質彬彬」的十來歲的少女，也會指揮同齡女伴揮舞銅頭皮帶，將病弱的女校長活活打死。大名鼎鼎的宋彬彬就是例證。
說千道萬，自毛踏上井岡山起，中共為了打天下`坐天下，就背離了「人之常情」，其「黨性」跟「人性和良知」便如冰炭不同器。所以，謝文秀說的「我始終相信好人任何時候不會泯滅良知，即使在瘋狂時代」，未免有點一廂情願。如果這個「好人」被極權制度徹底洗腦，那即使不在「瘋狂時代」，也會做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壞事。
還是記住邵書中引述的伏契克遺言吧：「人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要警惕啊！」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