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0日訊】第一屆「中國自由文化獎」頒獎典禮暨中國苦難文學國際研討會，2008年4月10日至13日在台北召開。以下是旅澳作家袁紅冰在頒獎儀式上的開幕辭。
各位代表、各位來賓：
大家好。
今天，來自中國大陸、日本、瑞典、德國、澳大利亞、美國，及臺灣的作家、學者相聚臺北，隆重舉行「第一屆中國自由文化獎」頒獎儀式。接著，還要舉行中國苦難文學研討會。
我代表「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對各位代表與嘉賓的光臨表示最熱烈的歡迎。
此次會議的舉辦，得到臺灣學者的鼎力支援。在此，請允許我向中華民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拓先生，國立臺灣大學教授張清溪先生，國立臺灣大學教授李炳南先生，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教授丘榮舉先生，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教授李酉潭先生，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宋國誠先生，臺灣中華大學曾建元博士，國立臺灣大學教授明居正先生致以誠摯的謝意。沒有你們的熱忱幫助，這次會議不可能成功舉行。
在當代中國，自由是艱難的，心靈是艱難的，詩也是艱難的。有一位身處中國大陸的友人，將他的一生獻給詩的自由創作。他是一位寫詩的人，因此，他為詩承受了終生的艱難。
可是，進入暮年後，他卻對我表達了一個熾烈的願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聽到這個近似遺囑的願望，我只能默然無語，悲憫之意也如冬晨之雪霧漫天湧起。
一位終身寫詩的人，他生命的最後激情竟然不是對詩意之美的忠誠，而是對世俗榮耀的嚮往。他不僅貶低了詩，也使他原本艱難而高貴的一生蒙受恥辱。直視這樣的生命悲劇，我除了默然，又能如何？
諾貝爾文學獎確實是西方語言文化範疇內的一種崇高榮耀。榮耀就在於她試圖獎勵自由創作的心靈。不過，迄今為止諾貝爾獎畢竟只屬於西方語言文化，而與東方語言文化無關。原因很簡單：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的構成是西方文化的，它對中國語言文化沒有充分理解，也沒有表現出對中國文化命運的深刻關注。在此情況下，一個中國詩人將諾貝爾文學獎視為終極追求，就既侮辱了他自己，也侮辱了中國自由文化的尊嚴。
詩意之美，只以超凡脫俗的心靈為依歸。渴望被獎勵的人，沒有能力，也不配成為詩人——詩人至少應當只把愛戀許給世俗之上的美。因此，一個終生寫詩的人，一個為詩而承受終生艱難的人，竟然渴望世俗的虛榮獎勵，又怎麼能讓我不感到悲憫。
中國古文學曾以其絕世之美輝煌千古。但是，環顧當今之世界，各種文化獎令人眼花撩亂，卻沒有一個屬於中國自由文學。這正從一個角度表述出中國文化精神瀕臨滅絕的悲劇。當然，中共暴政及其御用文化機構設立了種類繁多的獎項，但那是為獎勵文化奴隸而設，與自由人無關。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在中國大陸有一位女思想犯被暴政處決。為了不讓思想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說出自己的思想，臨刑前獄吏用竹籤穿透她的舌頭和下顎。正是這位思想犯給人間留下一句悲情千古的遺言：哪怕我對著鐵鑄的墻咳一聲，也可能得到回音，可是我對著活人千萬遍的呼喚，卻猶如面對死人。
這位女思想犯遺言間迴蕩的悲愁與絕望，同時也屬於所有中國自由的心靈。為中國文化復興而背負如山的痛苦，行進在苦難命運間的精神聖徒們，值得歷史的崇敬。
《國際學者基金會》設立《中國自由文化獎》的初衷，不是用於獎勵渴望被獎勵的人，而是願通過《中國自由文化獎》，向為復興中國文化的事業歷盡艱辛並創作出精神價值的知識份子，表達無尚的敬意。同時，我們也祈願，《中國自由文化獎》能為重建中國文化的尊嚴，作出不可取代的貢獻。
二零零七年第一屆中國自由文化獎已經完成評獎程式，頒獎儀式此刻正在進行，但是，許多獲獎者卻被剝奪了參加頒獎儀式的可能——法學獎獲得者高智晟失蹤於中共暴政鐵幕的陰影之下；人權獎獲得者胡佳被關入黑牢；詩歌獎獲得者江嬰、政論獎獲得者周勍由於當局的重重阻撓，而無法成行，更多的人因秘密警察的恐嚇威脅而難以赴會。
這一切都告訴世界，中共暴政——共產主義運動最後的巴士底獄，依然竭盡所能，企圖囚禁自由的靈魂。然而，鐵鏈鎖不住浩蕩的風。自由思想者用血淚書寫的獻給自由的詩篇，必將被歷史銘刻在中國文化復興的記功碑上，並流傳千古。
《中國自由文化獎》追求的全部價值在於：以自由的名義，重建中國文化的自信與尊嚴。
謝謝大家。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首席委員 袁紅冰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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