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5日訊】【按：商人不必然支持自由市場。靠專制特權牟利的人，會對自由市場有幾個熱情？而在自由市場中牟利的人，又會對專制特權有幾個好感？】
20世紀初，流行歐美的憲政文化開始為中國社會的知識分子、士大夫階層和政治革新派們所接受，開始認識到爭取私人財產權和維護納稅人財產權的重要性。兩次鴉片戰爭和洋務運動之後，中國閉關鎖國的格局已被打破，國內統一的大市場開始形成，客觀上要求衝破封建生產關係的束縛，建立一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經濟結構和上層建築結構，構建保護私人財產權的法律體系。而清末的專制政體仍然是鉗制工商業發展的最大障礙，民族資本和市場交易飽受清政府的搜括和破壞，私人財產權得不到法律的承認和保護，苛重的捐稅窒息著企業的生機，關卡層層勒索的釐金制度更讓商人畏如猛虎，如張謇所說：清政府「但有征商之政，而少護商之法」，「過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見人之酷於捐卡，而非人之欲叛其上者非人理，商之視官，政猛於虎」，商人們對此有著切膚之痛，使他們深切地感到參政與限政的必要性，認識到自己「有參與政治的權利，更有監督政府的義務」，而參政、限政與監督政府的根本途徑就是建立和實施憲政體制，用憲法和法律節制政府的權利，要求統治者對工商業的發展和私人財產權採取保護的政策。
在著名的「國會請願」運動中，商人們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人們認識到：「中國無國會，而致不能有完備的法律，不能制定正確的商業政策，稅收不合理，進出口稅利洋商不利華商，說明商人的命脈完全繫於國會」；「國會不開，則財政不能監督，財政不能監督，則吾民朝以還，政府夕以借。吾民一面還，政府一面借，又誰得而知之？誰得而阻之？徒然使吾民於租稅捐派之外，多一代官還債之義務，吾民雖愚，又誰願以有限之脂膏，填無底之債窟乎？」
1908年，西太后和光緒皇帝先後崩殂，其時革命風潮大漲，其勢已不可遏，攝政王載灃不得不詔令辦理立憲事宜，成立各省咨議局，將九年立憲改為六年。在各省設立的咨議局，商人們不僅開始擁有一定的發言權，而且以該局為權利基礎進一步凝聚社會力量，限制政府的專橫權力。預算與稅收權爭奪成為當時最重要的權力之爭，因為這兩項權力與商人的關係最為密切。
「資政院」是中國議會的雛形，是清政府自己建立起來的，但權力一旦被制約，也給不可一世的皇權專制政府造成了不小的麻煩。在清政府的資政院中，以商人為核心力量的立憲派經過不懈努力，幾乎將這一御用機構改造成為代表民意的國會。資政院開院之初，湖南議員羅傑發言：「現在國民之斷指、割臂、剜股者相繼，皆表示國民以死請願之決心。」並說：「不速開國會，互選資政院議員不能承諾新租稅。」像這樣商人敢於跟政府「叫板」的事，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1911年的預算案，這是我國破天荒第一次實行預算管理，資政院的議員們據理力爭，經過多次詳細審核，竟迫使政府屈服，將原預算額37635萬兩核減掉7790萬兩，使歲入總額略有盈餘。[i]議員們以自己較真的態度和敢於對皇權「說不」的實際行動表明，咨議局、資政院是具有一定獨立品格的政治機構。
當然，清政府從本質上是不可能接受立憲、接受共和的。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和滿族貴族，決意維護大清朝的君主專制統治，絕不甘心讓出絲毫的權力。西太后只要活一天，什麼三權分立；什麼立憲，完全沒有可能。所以，清王朝的政治改革是假改革，預備立憲是假立憲，經濟改革的發展帶來的是貪污腐敗盛行。當明白這一點時，一批立憲革命派便誕生了。如徐錫麟，初時他是一個保皇改良家，後來變成了民主革命家。暗殺恩銘以後，在被受審的大堂上，他說：凡是假立憲，必來真革命。為什麼？那就是因為他終於明白了，立憲是個幌子，是維護政權專制統治的一個幌子。既然不願意再受欺騙，只有起來革命。當時法國的報紙有一篇報道，評論清王朝的立憲，有兩句話非常精彩：「清政府之立憲實乃清太后之愚民之術也，不過是愚弄人民而已，你用立憲來愚弄人民，人民一旦不被愚弄的時候，知道你是假的，當然就要推翻你。」[ii]於是想起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明知道自己這一百多人是烏合之眾不堪一擊，攻擊衙門不過是用雞蛋撞石頭，此去必死無疑，但他們還是義無反顧地去了。他們的英勇犧牲，真的非常值得，因為它帶來了真正的歷史進步。
清王朝的「改革開放」具有專制改良的性質，它沒有走通，失敗了，折騰夠了，也就給孫中山所領導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帶來了歷史的正確性和政治的科學性。辛亥革命是什麼性質的革命？共和革命也。孫中山10次起義，開始為天下所棄，後來為天下所擁，人民越來越覺得只有用共和革命的方法推翻滿清王朝，才能夠真正的走向共和立憲的道路上去。不是孫中山要革命，不是歷史沒有給清王朝以機會, 是清王朝自己沒有抓住時機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是它自己斷絕了中國在清王朝後期用和平變革方式實現君主立憲制的可能性，當清政府連「體制內」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們統統推向「體制外」時，一場社會革命便難以避免了。
辛亥革命後，共和終於上路了，它馬上給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帶來了新的生命活力。人民在這個新國家裡開始享受從思想到政治，到經濟到文化各方面的前所未有的自由。在思想上，任何主義，任何思潮都能在中國被宣傳，包括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從來沒有過的三權分立，從來沒有過的政黨政治，從來沒有過的法制，在這個時候有了。在經濟上，1911－1919年，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超過辛亥革命前40倍。1914年4月15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國性的中華工商業聯合會。
這就是歷史的進步，中國社會本質性的發展變化。它是用鮮血換來的，中國的事情從來如此，要辦成什麼事情，得用命去換。
[i] 參見侯宜傑：《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劉軍寧：「中國商人的憲政情懷」，《共和·民主·憲政》，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60頁。
[ii]楊奎松教授訪談錄，南方週末2005年7月28日。
－－原載：《李煒光Blog》，2008-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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