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日訊】因西藏事件導致的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驟然對峙，使中國的與國際基本政治秩序的不和諧性，在沉寂多年後，重新刺目地凸顯了出來。
何以狂飆突至？
從三月中旬開始的西藏事件，引發了一系列後續發展，並迅速彌漫全球——奧運火炬傳遞過程中抗議和反抗議的戲劇性事件，各國政要是否出席奧運開幕式的懸念，海外中國留學生和華僑集會遊行支持北京奧運抗議西方政府與媒體，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浪潮興起，抵制法國超市家樂福的群體示威……。一浪高過一浪，愈演愈烈，令國際矚目。驚詫之餘，人們不禁要問，這一切所為何來？
在前一階段，胡錦濤先生的答案是：西藏事件“不是民族問題，不是宗教問題，也不是人權問題，而是維護祖國統一和分裂祖國的問題。”
而達賴喇嘛則多次重申，並不追求西藏獨立，僅要求落實高度自治，並聲言百分之百支持北京奧運。
對於西藏的主權地位，在北京和達賴喇嘛雙方的聲明中，並無矛盾，不存在統一和分裂的問題。然而，何以北京一口咬定達賴喇嘛所持的是他自己反對的立場，不容爭辯？
重要者在於，為什麼世界民主國家幾乎眾口一詞，一邊倒地站在達賴喇嘛一邊。在國際主流社會，藏人及其藏傳佛教被北京政權壓迫，幾乎已成共識。3月21日，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茜‧佩洛西及10名美國國會議員在印度與達賴喇嘛會晤，呼籲國際社會針對中共對達賴喇嘛的指控展開調查；德國總理及外長將不出席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儀式；英國查理斯王子，捷克、波蘭、愛沙尼亞的國家領導人也做出了同樣決定；法國總統也聲稱，鑒於西藏局勢他或許不出席北京奧運，歐洲議會通過決議，要求歐盟領導人抵制北京奧運開幕式，除非中共和達賴喇嘛就西藏目前的局勢進行對話……。原因究竟何在？
中國的輿論主調認為：“因為中國近年來經濟高速成長，引起西方列強的嫉妒和恐懼，因此西方一致要想盡辦法壓制中國的崛起。目前若阻止北京奧運成功，正是壓制中國崛起的最佳策略。而西藏問題的出現和放大，正足以狙擊北京奧運。”這就是流行於中國憤青中的“西方陰謀論”的主旋律。
“國家崛起”，這既是一個政治正確的標籤，又可以激發國民的道德義憤，並誘導出無邊無際的羅曼蒂克想像。
問題是，哪種奧運？什麼國家？如何崛起？
北京的抉擇：漢城還是柏林？
對中國而言，主要存在兩種可能的奧運前景：1936年柏林奧運和1988年漢城奧運。
2007年之前，國際社會以及中國主流知識界還對北京奧運辦成漢城式奧運懷有期待。因為二者確實存在可比性。譬如，中韓兩國都有作為歷史悲劇與創傷的類似事件：中國有1989年“6.4”屠殺，而韓國有1980年“5.18”光州鎮壓；二十年前韓國有在威權體制下的經濟起飛，而二十多年來中國有在政治收緊下的經濟成長；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諸觀念在兩國知識圈和青年學生中都有相當高的認同感；國際主流社會及其文化對這兩個社會都廣有影響；歷史上二者同屬儒家文化圈，而近年來廣義基督教（天主教、新教）又在這兩個民間社會有廣泛傳播……，以上種種，都是雙方共用的經驗。鑒於漢城奧運作為韓國民主化轉捩點的功能，國際社會與部分中國國民把類似的憧憬投向了北京奧運。
然而，一年多以來，從中南海拒不履行申奧時的承諾之種種表現看，從胡佳等人因言獲罪的案例看，從西藏事件中北京的態度看，這種“漢城式”的期望正在黯淡下去。
取而代之的，是觀察家們開始頻頻地把北京奧運與希特勒時代的柏林奧運聯繫起來。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很多德國人看來，與希特勒之前的民主的魏瑪共和國相比，強大的希特勒第三帝國顯然更加優越，它實現了國家統一的意志和高度的效率，清除了那些賣國賊、自由派、猶太人，消泯了不和諧的聲音，獲得了經濟的高速起飛。而1936年在柏林召開的奧運會應當成為里程碑——德意志崛起的標誌。於是，德意志民族主義空前高漲，事實上，納粹（NAZI, National Socialism, Nationalsozialismus） 就得名於民族（或國家）社會主義。當時大多數德國人堅信，德國的模式將取代英美的民主模式成為人類新的典範。當年德人的上述心態，與當下中國部分憤青的心態何其相似乃爾。
是的，1936年柏林奧運會洋洋大觀，德國是崛起了。然而，它帶給德國人的究竟是什麼呢？是焚書之火，是新聞自由被取消，是納粹黨之外的政黨被取締，是猶太人被“最終解決”。然後是，戰爭，戰敗，一片廢墟。
而1988年的漢城奧運，有160個國家和地區的9421名運動員參加了比賽，作為一次和平、文明，文化與新聞開放交流的盛會，提高了韓國在國際上的政治經濟地位。它的的輝煌成功，為韓國的政治轉型打開了大門，對韓國民主化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於是，漢城奧運會成為韓國現代歷史上的轉捩點。
漢城奧運與柏林奧運恰成對比，在國內外環境、國民心態以及統治者心態等方面，兩國迥然不同。韓國獲得1988年奧運會主辦權是在1981年。當時的韓國，經濟雖已起飛，但剛剛經過1980年光州大屠殺事件，全球反感並抵制，不少體育界名人建議易地辦會，取消漢城奧運資格。在野黨激烈公開地與軍政府對立。這與1933-1936年希特勒執政初期那種舉國一致的驕橫與瘋狂很不一樣。
在政治與意識形態方面，一方（韓國）在政治上缺乏地位，是國際棄兒，渴望利用奧運會與國際接軌，確立正面的國際形象。另一方（德國）則政治上狂妄自大，意識形態自以為是，企圖利用奧運會在全球揚威，確立新型政治模式（法西斯主義），獨步全球。
在國際環境方面，當韓國軍政府1987年6月試圖再次用光州的方式鎮壓“六月抗爭”，鎮壓漢城百萬人要求改憲的示威時，遭致國際強烈反對。1987年6月27日，美國參議院以74對0票一致通過促進韓國民主化決議案，支持韓國民主化，要求韓國當局舉行自由公正的選舉。1987年7月1日，美國眾議院以421對0票一致通過促進韓國民主化民決議案。若韓國當局頑抗，到手的奧運會主辦權就可能喪失。這一致命的打擊，將導致政局不穩。在此巨大壓力下，韓國軍政府鎮壓不能，於是只能選擇全面妥協，向民意投降，由盧泰愚宣佈“6．29”民主化宣言。而對於1936年奧運會前後的希特勒德國，當時的國際主流社會，則採取了遺恨千古的綏靖政策，一味遷就，步步退讓，德國得寸進尺，終於釀成一次規模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戰。
今天的北京奧運的態勢，在經濟上，與韓國與德國當年奧運做東時情勢相似，三國都有一段經濟的高速起飛作為背景。
在政治與意識形態方面，北京與當年漢城當局有類似之處：共產主義遠沒有當年希特勒時代的法西斯主義那樣威風了，它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已經破產，雖然有人獻媚禮贊“中國模式”，但統治者心知肚明，他們已經無力無膽再造一個新意識形態來與普世價值對抗了。而且六四屠城與光州屠殺一樣，仍是統治者的心病和包袱。因此，從根本上講，北京的出路乃在於，進入國際主流秩序，而不是對抗這種秩序。雖然如此，今天的北京當局似乎比當年的全鬥煥們底氣要盛。原因在於中國的國家規模，以及十幾年來連續高速增長的經濟體規模。此外，還有人類健忘的本性，而六四事件也比當年光州事件距奧運拉開得更遠了。
在國際環境方面，由於中國的國家規模以及當下國際性反恐等因素，中國所受國際社會壓力遠沒有當年南韓當局那樣嚴峻，然而國際社會也不是當年張伯倫對希特勒的那種綏靖政策了，這次西藏事件裏西方各國的態度就是明證。因此北京的政治生態環境，乃是處於當年的柏林與漢城二者的中間。
既然北京當局的當下情勢，處於當年的柏林與漢城當局二者之中，那麼，何去何從，再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北京當權者的權衡與選擇了。千秋功罪，在一念之差。
國家崛起的悲喜劇
自19世紀初到20世紀末，先後迅猛崛起並挑戰英美法式主流政治秩序——自由民主模式的，主要有德國、日本和蘇聯。它們的崛起分別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然而，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人稱“大國崛起的悲劇”。
何以迅速崛起又迅速隕落？簡括而言，其起伏脈絡在於，這些後起的國家，在其歷史上曾有過曲折的經歷，這些經歷被政權的壟斷性宣傳誇張，從而被鑄造為錐心的國恥，從而產生了強烈的被迫害想像。統治者們把國際關係理解為純粹的叢林法則，一切圍繞國與國之間的勝負旋轉。他們的思考完全以國族為單位、為核心；而完全抹殺國民個人的權利。而崛起為強國的焦慮感，使他們專注於國家之間的爭奪特別是戰爭。這就促使當政者汲汲于集中國家的權力。於是，一個絕對的主權者必定誕生。而且，不容對這個主權者有任何批評與制約，必須允許他獨斷、絕對自由地判定國家是否處於危險狀態，並絕對按照自己的意願，採取他認為必要的任何措施，以維護國家安全，哪怕為此而犧牲臣民的生命和自由。這就是“主權至上”的霍布斯式的邏輯，它促成了一種國家主義乃至極權主義體制。其運作的基本模式是，設計出一種國家體制，這種體制能夠確保集中國家力量，有極高效率，能夠優先發展軍事，確保權力集中；相應地，也通過法律強制，通過軍國主義教育（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培養服從的公民，鼓吹國家主義，鼓舞國民為了國家犧牲一切的精神。這是一種與自由主義不同的發展模式。
這種模式，雖然可以暫時奏效，他們的確也迅速發揮出了可見的力量，但卻忽視了真正具有長遠效力的國家力量：忽視了由於內部的優良治理和憲政體制，公民為維護自己的自由生活方式而自然地散發出來的軟力量。該體制由於與人性不合，扼殺個人的自由和創造力，故後勁乏力，最終難於競爭過憲政民主及市場經濟制度，難逃失敗之命。
於是，我們看到一條似乎矛盾的原則：那些在原初並不致力於追求對外強大而著重致力於內部善治保障人權的國家，最終卻持久地強大；而一心致力於迅速對外強大的國家，最終卻走向了毀滅。
這裏的秘密，在於立國原則。在於基本制度。看看德、日兩國，在二戰之前，以極權的方式強行崛起，結果遭致美、英等國家毀滅性的打擊。而在二戰之後，以納入世界主流的方式崛起，以民主憲政的方式崛起，結果獲得美、英（如馬歇爾計畫等等）大力援助，迅速崛起，甚至一度在很多方面超越英美。因此猜測說目前的一切是因為中國強大而遭忌，是罔顧事實的偏見。這裏的關鍵字，是制度，是價值體系。
新契機浮出水面？
當下，因西藏事件導致的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驟然對峙，使中國的與國際基本政治秩序的不和諧性，在沉寂多年後，重新刺目地凸顯了出來。自蘇聯東歐劇變之後，將近20年了，中國，這個龐然大物的共產黨國家，雖然在經濟上與過去已面目全非，雖然在外交上一直韜晦和低調，但在國內政治上卻仍然固守壟斷性的權力，漠視公民的憲法權利。以致在這次西藏——奧運火炬——憤青遊行事件中，如輪回一樣，再次出現了晚清時代的連環套：“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得可悲局面。以致世人心中的陰影愈益濃重：“北京是要用自己的制度挑戰國際主流制度，還是逐漸融入國際主流大海之中？”這已成為文明人類的首要關切。
西藏發生的事，挑開了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真實關係。縱然令北京不愉快，然而正視現實，早比晚好，不至於使自己長期陷於自己正與世界和諧相處的桃花夢中，最後令自己徒增尷尬。
最後想指出的是，即使處在今天這一中西僵持的局面下，也並不必然預示著北京奧運必然走向柏林奧運。最近，人們注意到，在國際輿論強大規勸與壓力下，4月25日，北京終於同意與達賴喇嘛的代表談判了。無疑，這是一個正面的信號。考慮到不久前，胡錦濤在和布什電話交談過程中，在臺灣問題上首次公開承認“一中各表”的政治姿態。聯繫這兩方面動向，有理由被視為出現了正面的進展，有理由被視為北京內部較為文明的聲音浮出水面。筆者想反復強調，達賴喇嘛，這位世界上廣受崇敬的精神導師，是西藏問題的樞紐，是化解漢藏僵局的鑰匙，漢藏關係也好，人文奧運也好，繞開達賴喇嘛是不會獲致雙贏結果的。他最近有關藏區事件以及奧運的呼籲，通情達理，是有利於漢藏關係發展的，是有利於西藏問題解決的。如果北京同意談判，象徵著當局業已領悟到了這一點，那麼，這一開端的價值不容抹煞。
希望北京繼續保持清明的態度，有誠意地與達賴喇嘛坐下來協商，如達賴喇嘛今天對中國信教者的聲明中所期望的，“我不認為打壓能夠妥善解決問題，並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我堅信，通過藏人和中國領導人之間的對話來解決問題，才是向前邁進的最佳途徑。”倘能真正如此，那麼北京的2008奧運會就將獲得廣泛支援，成為漢藏關係解凍的轉捩點，也有可能，成為中國當代歷史的轉捩點。
《人與人權》08年5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