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4日訊】六十年一甲子，天干地支一輪迴。對於中共來說，「輝煌六十年」，這是值得紀念的喜慶年份。即使新疆人心惶惶、烏市街頭仍然瀰漫著濃重的血腥味，即使北京自我隔離、百萬「維穩」大軍將首善之都圍成了一座孤獨封閉的死城，似乎也無損於他們自娛自樂的喜慶氣氛。
凶歲沖喜，以壯官威
凶歲沖喜，以壯官威。這大概是因為他們早有預期，怕這樣「十全十美」的好年份剩下不多，慶一次，就少一次。下一個十年，將黨心紛擾，下一個三十年，恐民心難料。我們這個時代，最確定之事，就是一切待定，國是不明、前程未卜。下一個六十年，就到了二○六九年，那將會是什麼情景呢？我們完全可以提前確定，六十年後的十月一日，將不再可能是子孫後代們的「國慶」日（倒極有可能被定為國難日，或全民憶苦日）。想想將來的中華兒女，真要讓我們這些六十年前為過非、作過歹的不肖祖宗們，感到由衷的羞愧。
晚清國情與今朝驚人相似
六十年黨國，不堪回首。再上溯六十年，是遙遠的一八八九年，那是大清帝國的晚年。世事多變，今昔國際環境已不大可比，而若以「特殊國情」論，卻與當今驚人的相似。那時候，清王朝已從太平天國、撚軍、新疆叛亂的「浩劫」之中拼死掙扎了出來（其慘烈程度亦如我們從文化大革命中掙扎過來一樣），健步走上了同光兩朝蒸蒸日上的「中興之路」（我們現在是叫「復興之路」）。一八八九年，似乎也是一個好年份，時值帝國「中興」的頂峰。為了國運振作、皇權長久，當年的大清政府也曾經「解放思想、開動腦筋」，發動了「只經改、不政改」的洋務自強運動（一如我們現在所謂的「改革開放」）。歐風美雨馳而東，中國的近代事業就從那時悄然開張。那時候，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洋務自強，招商引資、設局辦廠，開礦煉鐵、造船築路，股市紅火、錢莊興旺，其實也是如火如荼，政績斐然，「輝煌」得很。那般熱鬧光景，並不見得就比當今遜色。
然而，僅僅五年之後，經甲午一役，洋務運動現出了其虛弱的原形。從此「經濟改革」一蹶不振，帝國政局也江河日下。戊戌政變，康梁遠走、光緒被囚。庚子事變，聯軍入侵、兩宮「西狩」。清政府實在是左右為難、無路可走，這才萬不得已下定決心從「變器」轉為「變法」、從「洋務」轉為「新政」，半心半意、滿不情願地開始「仿行憲政」。用現在的話來說，大清帝國終於克服了改革道路上的重重阻力，啟動了眾所期盼的「政治體制改革」。可惜為時已晚，也有些被動了。
內外不諧，諸事不順
上世紀之初起步的清廷政改，與近些年來擬議中的中共政改，其思維大體一致，路徑也大體一致。都是先糾纏於「釐定官制」（現在叫做「行政體制改革」），後遇阻於「祖宗之法」與「君上大權」（現在謂之「四個堅持」、「黨的領導」）。結果，改官制就成了爭權奪利的戰場，保君權就成了制度轉型的屏障。「晚清新政」是內外不諧、諸事不順，所製造出來的新麻煩，比它所能解決的老問題還要多。黨爭不斷、權鬥激烈，滿漢糾紛、央地衝突，紳商失望、督撫離心，官亂於上、民變於下。「群體性事件」四處蜂起、風起雲湧，革命形勢一觸即發。一班宗室親貴（如今我們把這一類人稱作「太子黨」）偏偏要咸與參政，妄圖排漢官、削督撫，要關起門來搞他們的內部「憲政」（現在的名詞，是叫做「黨內民主」或「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欲以皇權對抗民權，以宮廷和官府的內部民主取代規範有序的憲政民主。在帝國「維穩」最為吃緊之際，「太子黨」們竟然端出了一個由王公貴爵所主宰的「皇族內閣」。犯下了最後這一堆錯誤，愛新覺羅朝廷的好日子算是過到頭了。再想要洗心革面，也就沒有機會了。偌大一個大清帝國，終至無所依憑，不堪一擊、土崩瓦解。
今紅朝諸公氣度遜清西太后
清朝是不時興辦什麼「國慶」的。他們精心操辦的最後一次帝國慶典，是慈禧太后的「七旬萬壽」。也與當今的六旬國慶一樣，氣派無比、莊嚴隆重，炫權耀富、勞民傷財。不過，慈禧的生辰慶典雖然奢侈煩費，卻也是做過一件好事的。借「萬壽」之機，懿旨特赦除康有為、梁啟超、孫文之外的所有戊戌案犯，革職者「開復原銜」，監禁者「一體開釋」。實際上，她是找了個機會為政治犯平反、與反對派和解。對於當年權大威重、一言九鼎的老太后來說，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這已經很不容易，更何況，在她與「戊戌案犯」之間，不僅有犯上作亂的「國恨」，還有「圍園劫後」的私仇。在這一點上，當今的中南海紅朝諸公遠遠比不上昔日西太后的氣度。黨國六十年大慶了，不見「六四」平反被提上議事日程，也見不到達官貴人們表現出哪怕一絲一毫息事寧人、「與民同樂」的仁心慈念。滿目所見，他們盡忙著與民作惡，一門心思截訪民、抓刁民、控網絡、封異議去了。風霜雪雨兩甲子，政治進化不過如此。
二○○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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