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莉藜:幾則新出爐的御用學者大忽悠

楊莉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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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9日訊】近年來,中共的一些基層幹部突然流行起口吐真言來了(當然,其中不少是被「革命小酒」給燒的)。林嘉祥的「屁民」,蘆濤的「國家羅漢」,逯軍的「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都是傳誦一時的名言。黨官們不經意間撕下了罩在官民關係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讓百姓窺見了他們齷齪而兇悍的形骸。相比之下,黨官們豢養的政治學者們卻城闕深深,蛹兒一樣躲在重重謊言織成的繭子裏面。不管執政黨處境有多尷尬,民眾覺悟有多大變化,依然靠著年深日久的忽悠功夫,不遺餘力地漂白罪惡,矇蔽民智。這些學者大都有一串很唬人的名銜,加之官方大力推薦,其言論之毒害性不可小覷。

中共的執政合法性是打出來的

正值中共建政六十年紀念,關於中共執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問題,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社科院的房寧教授應人民網之邀,與網友對談。房教授說道:「合法性(正當性)的表現可以有很多具體的形式,比如說選舉、社會革命、默認等等。中國共產黨及其執政地位是在中國人民反抗外來壓迫,爭取民族獨立和社會解放的革命鬥爭中獲得的,是億萬人民用他們的鮮血、生命、財產、情感、知識得來的……如果從西方的政治學原理或西方法理學的角度,這叫做革命權,即人民革命塑造了政權的合法性。」這段話,如果通俗地講,就是中共的執政合法性是打出來的。

雖然中共政權並不十分避諱「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樣的毛式表述,但像房寧教授這樣用暴力奪權來解釋源自西方政治學的權力來源、政權合法性(正當性)仍然讓人感到新鮮。要知道,隨著國門開啟,歐風東漸,連中共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渲染暴力奪權的武功,而代之以較為委婉的「人民的選擇」。當然,「人民的選擇」肯定不是「人民的選舉」,即使非要賴給「人民」,也不過是在各派惡鬥中的選邊兒,而不是理性、和平、自願的選舉。

其實,與合法性(正當性)概念相關的還有一個合理性(justification)概念。合法性關注權力的來源,合理性關注權力既成後官權能否與民眾達成良性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即使非要說中共的權力來源合法,那麼中共奪取政權後的六十年來其合理性依然沒有確立──別的不說,光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就依然被當局剝奪。人民以默認的方式向政府讓渡部份權利,但卻沒有換來政府對基本人權的保障。相反,政府慾壑難填,得寸進尺,以各種理由、藉口和手段,剝奪了民眾幾乎所有權利。

房寧先生的訪談後來以〈黨的執政地位源於人民革命〉為題發表,大陸各門戶網站廣為轉載。房先生大談革命權,倒是暫時為中共的合法性找到了一定的理論依據,但是既然當年不那麼水深火熱中的中共可以打出一個執政合法性,今天生活在十足的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是不是也可以抄起革命權,打出一個合法的執政地位來呢?這樣的疑問和衝動,大概是房寧和人民網的編輯們不能壓制的吧。

黨主民主

與房寧這樣的死硬挺共學者相比,同是忽悠,有的御用政治學者──比如中央黨校的王長江教授──就忽悠得有些可愛。王教授在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前接受人民網的採訪,提出了「政黨主導型的民主」的概念。該訪談後來以〈我們是政黨主導型的民主〉在人民網刊發。

王教授說道:「我們國家一開始共產黨建立的時候,是一個專制制度,並不是說,怎麼讓人民當家作主,最重要的還是如何推翻專制統治,回過頭來再建設民主政治。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我們的民主發展是後來才出現的,我們的民主就和西方的民主不一樣,它應該是政黨主導型的民主。」「誰來主導呢?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我們看到,能夠主導的、有能力、有資格主導的也只有中國共產黨。」

王教授敢於承認共產黨施行的是專制制度,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長進。他還給「專制制度」加了時間限定,說是「一開始共產黨建立的時候」,也為共產黨日後萬一施行民主留下了退路。但是王教授的理論核心──「政黨主導型的民主」,卻讓人忍俊不禁。眾所周知,中國近代引入「民主」(democracy)的概念,就是為了對抗延續千年的「君主」(monarchy)。「民主」和「君主」是一對相互矛盾的概念。同理,「民主」和「黨主」也是水火不容。民主的基本形式是選舉和參與,如果有一個千年老龜一樣的政黨壓在全體公民的頭上,獨霸著權力,甚至操作著全民的思想和精神,人民還有什麼需要去選舉,去參與的?

清末的立憲派裏頭的保守人士,儘管有的很善於調和斡旋,但思路最終也只是「君主立憲」,而沒能想出「君主民主」這樣的歪點子。他們要是聽說王教授這種「黨主民主」的奇思妙想,想必會慚愧得再死一次。

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能搭界?

二零零七年,中共的十七大報告裏提出:「要以擴大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以增進黨內和諧促進社會和諧。」此後,關於以黨內民主引領國家民主的宏論可謂汗牛充棟。王長江教授也是這一迷思的堅定信徒。不但相信,而且還板上釘釘地認定二者有同起同落的正比關係。他推斷:「黨自身民主不民主,就牽涉到社會能不能實現民主。黨的民主多一點,社會民主就多一點。如果黨自身沒有民主,那社會民主就根本無從談起。」

但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怎能搭上界呢?王教授的論述有一個藏而不宣的邏輯預設,那就是四個堅持的第一條。作為體制中人,王教授這樣思考當然有他的道理,但是這個邏輯預設不予鋪展開來,事實上就形成了一個險惡的陷阱──名義上是在談民主,事實上是在談一黨專制。所謂民主,原來最終要服務於黨運長久這一目的。

民主的本質體現在權利的切分。中共談黨內民主是在黨建範疇內談的,也就是說,黨內民主是為了黨自身的發展和建設。而這個黨越強健、越強勢,很難說就是民眾之福。十分可能的結果是,黨強民弱,官悍民萎。黨運長久,而民眾永無出頭之日。民主了的黨很可能像把磨得更鋒利的刀,把本屬於民眾的蛋糕更多地切到黨的盤子裏。

把黨的利益(在一黨專制下同時往往又是官的利益)和民眾的利益看作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是三個代表的謬論在作祟。六十年的歷史已經證明,這種混淆群己權界,模糊利益關係的漂亮說辭背後,往往隱藏著強盜的掠奪。

做編輯工作,少不了閱讀各方的理論和觀點,包括這些御用學者不時拋出的鴻篇巨製。筆者常想,這些博導、教授、學者們到底是真地不懂還是故意說謊?若是南郭先生的後輩,倒也並非完全不可以原諒──中國自古至今胡亂混飯的學者數不勝數,最遭的情況不過被人罵作笨蛋。若是故意說謊,結局可就慘了──欺瞞民眾,助紂為虐,那是必定要釘上歷史的恥辱柱的。

(轉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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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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