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7日訊】今年是紀念世界人權日60周年，喜看中國人民人權覺悟今勝昔。此時此刻，不由得不令人思念起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女兒、維權運動的先烈林昭女士。她是近現代史上最堅決的、毫不含糊的維權戰士之一。她的維權精神感天地，泣鬼神。4月29日是她爲維護人權、反對極權殉難40周年；今天（12月16日），是她76忌辰。光輝而短促的一生，享年共35歲零4個月13天。
一、林昭是一個爲人權抗争的自覺的殉道者
一個人，他是爲什麽而死，就最終地表明他是爲什麽而生。他爲之奮鬥的目标如果至死尚未達到，就會“死不瞑目”。這就說明，一個人的“人死觀”就是他對人生在主觀上的終極關懷，在客觀上的最終定格，也即他“人生觀”最徹底的表現。所以評定一個人說要“蓋棺論定”，就是這個道理。一般胸無大志的平民百姓，大緻如俗話所說：“人爲财死，鳥爲食亡”；而野心家，如年羹堯（有說是袁世凱？）所說：“大丈夫可以一日無錢，不可一日無權。”不管是否他說的，說明人各有志就是了，假如有人誤會成是毛氏語錄也絕非異想天開。也有的是爲了子女，也有的是爲了愛情，也有的是爲了信仰，也有的是爲了興趣或事業……總之，爲什麽的都有。有人不明白林昭的人生意義，就會既景仰其人格之偉大、崇潔，又慨歎其沒能策略地委曲求生。豈不知生命與生命權不完全是一回事。被槍斃前一分鍾的犯人尚有生命，但他早已喪失了生命權。林昭是爲了捍衛人的，包括自己的，但又及于全民的生命權以及作爲人之異于動物的生命的全部意義而九死不悔的。她的難友勸她:“何必這樣赤裸裸地反抗？這不是把自己推到絕路上去嗎？”林昭回答:“血流到了體外，總比凝結在心口裏要舒暢得多呐！”這是藝術性的表達，作爲政治表态，林昭始終用生命捍衛着自己的生命權、獨立思想和人格尊嚴。她說：“作爲人，我爲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幹淨的生存權利而鬥争那是永遠無可非議的。”這不僅是她的言論，而且也是她一步一個腳印的行動，真的，是毫無例外的每一步行動，包括直至流盡最後一滴血，都完全是在維護自己或别人的、或大家的人權、自由。
人權是自然的，是人人應有和必有之權，那爲什麽還需要維護和捍衛呢？在中國，自從毛澤東在天安門上五音不全地喊出：“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人民就從此在靈魂上再也站立不起來了，不僅靈魂上如此，而且在肉體上也還都被判處了“死緩”，苟活待斃于倒計時中。所有的中國人，每個人都無生命權，通過“在樓梯上打架”（林昭對“階級鬥争”的戲稱），腦袋随時可以搬家。說成文绉绉的“朝不保夕”或說成大老粗的話：“晚上脫了鞋還不知早上穿不穿？”都能表明内心充滿危機感。誰能說“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元帥、内閣大臣在内？林昭仰天長嘯，壯懷激烈：“彼蒼昊天！始祖軒轅！哀哀我中華民族寂寞在極權高壓統治之下的正氣，如今是隻不過維持在這一輩于慘重苦難滔天血淚中，以無比淩厲的殺身成仁的勇略毅力爲還我人權、自由而作殊死決鬥的青春代身上呀！”
林昭發出了“還我人權、自由！” 這個時代的最強音。這個“我”，并非第一人稱、單數，而是嶽飛“還我河山”中的“還我”二字。她不是僅僅坐而論道，而更是以身殉道。“而當時先生們的貴黨又造成了何其悖謬何其慘痛的鮮血淋漓的現實呵！面對着那樣沉痛的政治現實，面對着那些慘痛的家國之苦難，面對着那樣汪洋巨涯的師長輩和同代人的血淚，作爲一個被未死滅的良知與如焚如熾的激情折磨得悲恸欲狂的年青人，除了義無反顧地立下一息尚存除死方休的和反抗者的誓言，并竭盡一己之所能，将這誓言化爲行動而外，還有什麽是她更應該做的事情呢？！”“假如上帝需要我成爲一個自覺的殉道者，我也會發自衷心地感激施賜于我這樣一份光榮。”
我們後死者應該繼承先烈林昭的精神，努力使“還我人權、自由！”成爲當今中國輿論的主旋律、家喻戶曉的人權覺醒以及全民統一維權步伐的行動目标！雖然我們都沒有林昭那樣偉大崇高的智、仁、勇（古之所謂“天下之達德”），但我們無論如何總應該和總能夠去推己及人地維護人的人格尊嚴吧！ 憲政學者李鐵先生說得好：“生為一個人，每一個人要把尊嚴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能把人的尊嚴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人，才能做到威武不能屈，士可殺不可辱。人的尊嚴比生命更重要，就是人以有尊嚴為天。不論我們有多麼貧賤，多麼無知，與一切作為人的有尊嚴的生命之外的一切身分、地位無關，任何個人和組織不能剝奪人的任何應有的權力，與生俱來的權力。”
二、她， 爲維護右派的人權，被劃了極右派
她劃右派并不是因爲她大鳴大放、猖狂向黨進攻。不是的，連小鳴小放都沒有。在反右之前，林昭是個熱愛共產黨、熱愛毛主席、追随革命、比較“左”的青年。她非但沒有鳴放，而且對别人的某些過激鳴放都不以爲然。當《紅樓》編輯部舉行會議，宣布開除張元勳與李任《紅樓》編委會時，林昭批判他們說：“我有受騙的感覺！”意思是平常親近相處，想不到他們會發出這樣的右派言行而使自己畢露原形。但當黨自食其言，左派跟屁蟲張牙舞爪、無限上綱、粗暴地整人時，她又質問：“今天晚上的會是什麽會？是演講會還是鬥争會？鬥争會是談不上的，因爲今天不需要鬥争。鬥争誰？張元勳嗎？他有什麽地方值得你們一鬥？我們不是号召黨外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提了，怎麽又勃然大怒了呢？” 林昭在日記上寫道：“黨啊！您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當最知道孩子們的心情，對母親不必要歌功頌德，母親最愛聽的是她的毛病。因爲愛的深沉，才恨得更狠，對爬在母親身上的病菌更不能容忍。爲了母親能更好地領我們前進，母親的病就是我們自己的病，讓我們幫助母親清除毒菌，盡管孩子過于偏激，說錯了話，怎麽能說孩子懷有敵意？甚至一腳把孩子抛入‘反革命’的泥坑。我要吼叫，決不允許！可悲的事終于發生，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爲什麽？》社論兩天來的局勢，是在全國範圍内有意識地收縮這次民主運動了，組織和号召開展所謂的反右派鬥争。看來，熱愛真理、民主、自由的人們将大難臨頭、在劫難逃了。悲劇，曆史的悲劇！”她一面痛心疾首、心懷強烈不滿，但還一面仍是“我把黨來比母親”。
她曾在在大會上坦誠揭示自己的内心矛盾：“我一直覺得組織性與良心在矛盾着！”
林昭思想發展的分水嶺就在這裏：從時間來說是1957年，從性質來說是組織性與良心在矛盾着！以前種種錯誤、惡行都是受“組織性”之驅使；以後種種嘉言懿行以至堪稱爲崇高、偉大的英雄主義的膽識，都是來自良心的驅使。
“當我加冕成爲‘右派’後，你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體會我的心情的，我認爲我熱愛黨的程度是壓倒一切的，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與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對我的誤解，而且誤解得那樣深。維系我的一切全跨了，比牛虻不信蒙泰裏尼還慘……“。
“青少年時代，思想左傾，那畢竟是一個認識問題。既然從那惡名遠揚的反右派運動以來，我日益看穿了那僞善畫皮下猙獰羅刹的嘴臉，則我斷然不容許自己堕落到甘爲暴政奴才的地步。”
“真的，無論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我攻擊反右那回臭名遠揚的醜劇，都從不強調什麽個人的委屈之類。個人縱有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委屈，總不過是中國大陸知識界與青年群那冤恨滔天的血淚汪洋之中一滴水罷！這場醜劇并不是專對林昭個人的。在我說來，倒更習慣于把自己這一滴水放在那個滔天的汪洋以内，不管怎麽地吧，事态的發展總是已經到了逼得人們不能不在根本的政治态度上有所抉擇的地步。——既然我不能容許自己堕落到甘爲暴政奴才的地步而跟着共産黨去反右，則隻好做定了所謂的右派而來反共了！問題就是這麽尖銳而更嚴峻得絲毫不容回避，因爲已經絲毫不存在回避的餘地！”
可見她是由于不“跟着共産黨去反右”，才劃爲右派的；她表明自己“隻好”“ 反共了”。她以浩然正氣、氣壯山河地宣稱：“怕死不反共産黨！”
“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這是當代中國人思想的主要矛盾。由于取舍不同，各人走了殊異的人生道路。當她在會上抛擲出這一觀點時，有反對的，也有支持的。後者中有人說：“你吐露出了真心的懷疑”，并引發了更深刻的反省：“同志啊，我知道你那欲言又不敢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樣，有着這種複雜的心情。扪心自問，在過去，我們曾多少次說出了違心的話，做了它（組織）馴服的奴隸。多少次壓抑了自己，傷害了别人。如今事過境遷已悔之莫及；有的事使我們如此羞慚、痛苦，有的事将使我們遺恨終身“。根據陳愛文的回憶：人家說：“你把你的觀點講出來”，林昭說：“我有觀點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藹，不要這樣咬人。如果你們一定要這樣幹，那你們就幹去！象這樣的社會有什麽好的，當然不好嘛。”
以林昭而論。她也曾受騙、受組織性驅使作了一些違背良心、良知的事。如，在景海中學高中畢業後，林昭不顧母親反對，于1949年7月考入了“革命搖籃”蘇南新聞專科學校，決心“與家庭生不來往，死不吊孝”，投身到革命中去，甚至曾經無中生有地揭發過自己的母親，多年後，林昭對此感到很不安：“他們要我井裏死也好，河裏死也好，逼得我沒辦法，寫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東西，我不得不滿足他們……我沒存心誣陷你”。又如，與父親彭國彥劃清界限，連姓“彭”都不姓了，隻留下名字“令昭”，“令、林”在她家鄉是同音，于是她便成了林姑娘林昭。同時，她把家庭成分報成“反動官僚“。但是，後來她就覺悟了， 跟醫生說：“我父親曾對我講，利用青年人純真熱情搞政治是最殘酷的。政治是騙局，爾虞我詐。過去我一直不信，覺悟出真理時已太遲了，現在我已超過受騙的年齡，但尚未達到騙人的階段。曆史将宣告我無罪。”後來她憤怒控訴道：“我們這苦難的青春代是更有理由要向共産黨來索讨血債！怎麽不是血呢？！陰險地利用着我們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們善良單純的心地與熱烈激昂的氣質，予以煽惑，加以驅使。而當我們比較成長了一些開始警覺到現實的荒謬殘酷開始要求着我們應有的民主權利時，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慘毒無已的迫害、折磨與鎮壓！怎麽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爲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個污穢、罪惡而更僞善的極權制度恐怖統治之下！怎麽不是血呢？！這個玷污了祖國曆史與人類文明的罪惡政權可謂完全是以鮮血所建立、所鞏固、所維持下來的，而滋養着、灌溉着、培植着它的這一片中國人的血海裏我輩青年所流的血，更是無量無際汪洋巨涯！”這明顯是接受了父親的影響。父女剛剛離而複合、心心相印時，女兒被捕了；“我們家完了！”受盡迫害而仍堅持活下來的父親，絕望了，服藥自殺了。父親是個留學英國、很有見識的憲政學者，林昭從父親那裏獲取了哪些現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資源？這是需要尋找新的資料、繼續進行研究的課題。
當她受組織性驅使時，在土改中看到地主在冬天被泡在冷水裏，凍得發抖、嗥叫，她沒有恻隐之心、悲憫之懷，而是感到一種“冷酷的美”。當牧師在被趕出教堂，他以《共同綱領》裏的宗教信仰自由相辯護時，她竟以中央有通知，土改期間停止宗教活動勸牧師走開。又如，對張元勳“我有受騙的感覺！”等等等等，反省起來令她痛徹心扉。她在獄中告訴張元勳說：她從前對他說的“受騙”，這本身就是真正的受騙！“不要忘了告訴活着的人們：我最恨的是欺騙，後來終于明白，我們是真的受騙了！幾十萬人受騙了！”
“組織性”是個什麽玩意兒呢？就是黨性，就是階級性的最高形式，就是人性的大敵。良心呢，是人性之本。極權如不泯滅或蒙昧人的良心，是難以建立起來的。監獄裏所以會盛行着慘無人道，就是黨性發作的原因。再質地純潔的人，即便如林昭，一旦在他身上黨性占上風，就會麻木不仁，甚至能從對地主喪失人性的殘忍中感到一種“冷酷的美”。可見黨性殘毒之劇烈，實在令人毛骨悚然！它是大陸人間種種慘不忍睹的罪惡之源！
毛澤東竟厚顏無恥地跟他的中央大員們說﹕“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兇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選集》五卷，頁198）這裏所謂的“在這件事情上”、“在這方面”,其實已經是無所不包了。如果不按毛澤東的要求，不把馬克思主義貫徹到這個份兒上，不讓走資派劉少奇被迫害緻死時白發二尺長，死前身體疼痛得使他把一個塑料瓶捏癟；不讓張志新這位黨内同志死前遭輪奸，臨死把頭墊在磚頭上割去喉管；不讓林昭長期被殘酷地蹂躏，最後從病床上拖去秘密處死，然後向家庭讨5分錢的子彈費；那麽，這就是：“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良心尚未徹底泯滅、黨性還不純粹的表現。
在她的所有論述中，使用頻率較高的是這類詞彙：自由、民主、人權、人格、人性、人情、人心、良知、良心。舉例如下：
“自由，這個人類語言中最神聖、最美麗、最高貴的名詞永遠燃起人們特别是青春心靈之最強烈的愛戀與追求的感 情！”
“因爲這一份該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劇的根本原因！”
“正確地說是：計劃集合昔年中國大陸民主抗暴邉擁姆e極分子，在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上掀起強有力的、劃時代的文藝復興—-人性解放邉櫻 ?BR>
一貫地不尊重客觀，不把人當人”的制度，我懷疑它還會有任何的人情與人性的存在。“
“我倒并不怕被别人罵幾句該死，隻經常心懷惴惴地惟恐到了什麽時候會弄得自己要罵自己該死。存在着這樣一份惴惴之心很有好處，它促令我随時随地——即使是在最艱難困苦的鬥争條件之下——（都做到）應該做的事情一定要做，應該說的話一定要說！”“成敗利鈍在所不計，任多少人罵我該死也得，隻要我在上帝的真理和人類的道德面前，保有一顆經得起審判的堅而不淄，磨而不磷的良心！”
“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指北大領導）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
“這個年輕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是爲你們索取的，卻又是爲你們付出的。先生們人性，這就是人心吶！
爲什麽我要懷抱着，以至對你們懷抱着人性呢？這麽一份人心呢？歸根到底，又不過是本着天父所賦予的恻隐、悲憫與良知。在接觸你們最最陰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權利中樞、罪惡核心的過程中，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從而察見到你們的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極權統治者所慣用的偽善語言，其顛倒黑白而混淆視聽可謂至矣！這句話正確地說，應該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熱血與未死之良知的激勵與驅使之下，成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邉擁姆e極分子！”
“假如那所謂的社會主義隻意味著對於人的淩虐、迫害與污辱，那麼，反社會主義或進攻社會主義就決不是一種恥辱！”
有一位看過《尋找林昭的靈魂》的人，發表觀後感說；“人，可以不懂任何政治、也可以不了解任何理論和主義。人，隻要有未泯滅的良心和正義，就能在一片混沌裏分辨出善與惡、美與醜。”
如果把具體形式撇開，林昭與共産黨的鬥争，放在靈魂的領域，就是良心與黨性的生死搏鬥。是的，是生死搏鬥，她爲此自殺四次，被殺一次。
擴而大之，自從世界上有了共産黨，所有它進行的黨内、黨外的一切鬥争，都具有這一性質，隻是中共，特别是毛澤東，把它惡劣到無以複加的程度罷了。以此用來定性1957年的反右運動也是正确的，不過需要加以補充，這就是表現在制度的層面上，“知識分子和青年群”以民主主義反對極權主義的“黨天下”。
共産黨反右派運動的曆史及其種種罪惡，都可以集中地濃縮在林昭身上。所以，研究反右運動而不了解林昭，就蓋難以避免本質性的缺陷。
三、 她，爲維護公民的人權，被處以極刑，褫奪公權終身
自從林昭劃右派後，“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就進一步表現爲“極權與公民人權的矛盾”，爲己爲民，大聲疾呼：“還我人權、自由！”她用“怕人的眼光”死死盯住極權、極權政治、極權暴政、極權統治、極權制度、極權寡頭、恐怖制度、奴隸制度、奴役制度……
夫極權者，乃對權力之運用、達到無所不用其極之謂也。弗裏德利克認爲，極權主義是一種制度，它有六個特征：1、一個官方的意識形态；2、一個受寡頭控制的群衆政黨；3、政府壟斷軍隊；4、政府壟斷大衆傳播工具；5、一個恐怖主義的警察系統；6、集中管理的經濟。（《極權主義》，1954年出版）沒有任何資料說明林昭看過這類書，可他卻能在中國獨一無二地首先指出毛共是“極權統治”，是“搶光每一個人作爲人的一切的恐怖組織”，；實在是又“難能”、又“可貴”的。而她反極權的言行，正好與這六條不謀而合。分述如下：
1、一個官方的意識形态：
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隻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争’。”
林昭就此指出：“假如先生們能夠跳出你們那個自欺欺人的所謂階級觀念也者的圈子而發爲那怕一句通達平允之論，則這原是個不成其爲問題的問題。假如先生們爲愁骨灰盒子裝不滿而非得要抱住了那個樓梯上打架的‘階級觀念’以當随身殉葬之具的，那麽即待來日一聽天下人公論公斷！”
“但是，罷了，這些話本不該寫 在此地因爲它們已經忒含着人性氣息而頗越出了樓梯上打架的的範疇，但或許也不妨寫上以爲後人他年研究林昭提供某些旁證，因爲這一份該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劇的根本原因！”
林昭又指出，極權體制是“以血與仇恨來維持統治權力”的。這就是作爲治國之道的“階級鬥争”的實質。林昭把這樣的階級鬥争稱之爲“在樓梯上打架”，它并不是以客觀存在的利益分野爲基礎——恰恰相反是要掩飾這樣的分化與沖突；它是按照統治的意志，人爲制造的。其要害就是要煽動人與人之間的“仇恨”，誘發人性之惡，動物式的嗜殺性。這正是以追求人性的真、善、美爲鹄的的林昭最感痛心的，她不惜以最激烈的言詞批判這樣的煽動“血和仇恨”的階級鬥争邏輯，是包含着一種隐憂的：她已經敏感到新的空前的大殺戮的逼近和來臨，她自己也最後犧牲于這曆史上從未有過的“血與仇恨”之中。 千（錢理群：《“殉道者”林昭》）
2、一個受寡頭控制的群衆政黨
她對共産黨的認識與撻伐，鞭辟入裏，擒賊擒王。她指出：“長期以來，當然是爲了更有利于維護你們的極權統治與愚民政策,也是出于嚴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雙重影響下的深刻奴性，你們把毛澤東當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盡一切努力在黨内外将他加以神化，運用了一切美好詞澡的總彙與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裝扮成獨一無二的偶像，扶植人們對他的個人迷信。”
她通過批毛“言志”的歪詩，來批判毛的陳舊、落後、反動的政治思想。她在監獄醫院牆上寫下的《自由吟》五章也被他們判爲“反革命詩詞”，“生命似嘉樹，愛情若麗花；自由昭臨處，欣欣迎日華”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批註說：“他日倒也請天下人評評看，這算那一道的反革命詩詞！？作者自己看到至少是並不見得比‘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盡折腰’更陳舊、更落後和更反動的！”
“隻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 汗慚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滄桑。”
“貴中央委員會主席具有着一個極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靈魂！在這個羨‘江山如此多嬌’的野心家的貪婪，‘欲與天公試比高’的不自量的狂妄，‘龍蟠虎踞今勝昔’的自鳴得意，‘六億神州頌舜堯’的自我吹噓，以至屁股入文、蒼蠅入詩的輕浮，死掉世界人口一半的殘忍等等而外，我懷疑它還會有任何人情與人性的存在。”
“當我們深受暴政的奴役，我們不願做奴隸的同時，我們自身作爲反抗者，但我們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役制度。”在她參與的《中國自由青年戰鬥同盟》，其施政綱領的“八項政治主張”（後簡稱“政綱”）裏：“一，國家應實行地方自治聯邦制；二，國家應實行總統負責制；四，國家政治生活實行民主化；七，國家應對負有民憤者實行懲治。”
3、政府壟斷軍隊
尚未發現她在這方面的論述，但“政綱”第三條明确規定：“國家應實行軍隊國家化。”
4、政府壟斷大衆傳播工具
要維護這樣的極權體制，就必然實行“愚民政策”，培育“奴性”，實行精神欺騙與控制。這就是極權體制下，極爲發達的另一套組織機構，即宣傳、輿論部門。其重視程度及重要性，恐怕也是曆史上空前未有的。也許因爲林昭是學新聞出身的，因此，她對中國的新聞、報紙的實質有更多的關注、思考，更爲尖銳的批判。她指出，中國的報紙是“整套特務恐怖統治機構的組成部分”，就其功能而言，除了“裝飾門面”，不斷向國人散發“那些空虛、僞善、廉價而更爲無聊的‘萬歲’呼号和愚民叫嚣”之外，還是“禦用的情報中心”，通過所謂“内部（參考）資料”而提供國内情報，以“供捉風捕影”的内部整肅和發動“階級鬥争”之需要。
盡管林昭在書信中一再表示她的藐視：“你們的招牌甚至都不能獲得你們黨内秘密特務之下情上達的那麽一點最起碼的尊重，還怎麽能指望獲得廣大國人民衆的尊重呢？”（錢理群：《“殉道者”林昭》）
5、一個恐怖主義的警察系統
她指出，這是一個“極權統治的警察國家”，“首先以秘密特務系統監視、控制，從而統治全黨。然後進一步‘以黨治國’，而将這特務化了的黨來監視、控制，從而統治全國”。也就是說，社會、國家的極權，不僅體現爲“以黨治國”，更是以在“集中統一領導”即所謂“民主集中制”旗号下的“黨内生活的極端專制”，層層監視和控制爲基礎的。林昭說：“我所在的并非書齋，我既不需要一般地讨論曆史，甚至也不需要一般地議論現實”，她正是生活在這樣的“非刑殘害”的極端“暴行”，而又嚴密有效的“恐怖制度”中，這裏“不談法律，不談人權，不談公義，甚至不談‘盜德’”，如林昭所說，是把專制的邏輯，推行到了“幹淨，徹底，全部”的極端，而這樣的秘密特務的“恐怖制度”正是極權統治的“物質基礎，或組織基礎”。
“先生們，你們的秘密特務爲着企圖‘制服’這個年青人，可是不止一次地把我逼到 了九死一生的地步上哩！倘若不是因爲多少沾染了一些政治氣味加以多少熏陶了一點宗教氣質——懷抱了一點基督精神，則莫說其它家仇國恨等等，即使僅隻根據着自己個人的遭遇，我也已經就完全有理由對中國共産黨立下血的複仇之誓言。”
警察制度固然制造恐怖、使人人自危，但相當多的情況是首先自己吓自己，自己内心裏首先就住進了公安局派出所。而林昭，她正好是首先砸碎了自己内心的公安局派出所，先安内爾後攘外，所以他總是心無怯懦，面無懼色，理直氣壯，心安理得。
6、集中管理的經濟
在她的視野裏，獨立思想、言論自由、公民權利等等，大多表現在文化、教育方，這本是她關切的中心。但當“共産黨瘋了”的時候，不惜民力，勞民傷财，大躍進，大折騰，大兵團作戰，大辦鋼鐵，大搞食堂，衛星上天，元帥升帳，大話空話假話滿天飛，弄得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特别是對廬山會議彭德懷按照組織原則如實反映了情況後而受到批判和撤職一事更覺得是非颠倒。她傷時憂世，滿腔孤憤，愛國之情、反黨之心益熾，與自己有共同看法的蘭州大學歷史系右派學生張春元、物理系研究生顧雁、徐找黃鸫崔k了一本名爲《星火》的地下刊物。稱贊彭德懷為民請命，抨擊毛澤東倒行逆施。其中一文《當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指出︰農村正在大量餓死人，這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邉擁鬧苯俞峁Z}９伯a黨已經腐朽，需要一次革命。号召黨内健康的力量組成“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起來革命，糾正極左路線。
一九六二年，他們成立了《中國自由青年戰鬥同盟》，在提出的“八項政治主張”裏，關于經濟的有三條：“五，國家實行耕者有其田制度；六，國家允許私人開業，個體經營工商業；八，應當争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國家援助”（引自黃政：《林昭被捕前後的一段往事》，《走近林昭》）。
她說明：“這個青年對于執政者一貫所抱之又誠懇又堅決的态度到底根由着什麽？先生們，根由着的是個人對于祖國政治現實之比較清醒、冷靜、客觀而且公正的估計；次則是對于人類世界文明公義的确定的認識與深切的信任！”
就這樣，1960年10月她以“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罪，反革命罪” 被捕，長期關押于上海提籃橋監獄；1962年3月準予“保外就醫”回家，同年12月以擴充反革命組織罪再次收監，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1968年4月29日改判死刑。
林昭實現了自我，對得起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她把劉胡蘭“怕死不當共産黨”改爲“怕死不反共産黨”，她才真正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張元勳探監，讓我們看到她——一個驕人、感人的真實形象。她占有精神上的絕對優勢，居高臨下地怒斥那般極權小醜殘暴不仁的惡行和卑鄙無恥的勾當；她是多麽地大義凜然呀！小醜當場出醜，膽戰心驚，無地自容，他們是多麽地害怕她呀！就算他們有槍杆子，可以槍殺她，但仍用橡皮塞子塞進她嘴，不讓她發出聲音，因爲她每句話都是對極權統治的判決詞和維護人權的宣言書。直至她死後40年的今天，人們去上墳祭奠她，仍遭到監控，甚至審問。“你爲什麽要去祭奠她？你想到這樣做的後果嗎？”“你們爲什麽這樣害怕，她不就是個死人嗎？”天底下竟有這樣的事：一個武裝到牙齒的龐然政權，怕一個它肉體消滅了的弱女子、“還我人權、自由”的幽靈？！
這就意味着，極權者告訴維權者說：“宣揚林昭精神，對于我們是最緻命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