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剛:鄧玉嬌是鄉村精神荒漠化的犧牲品

吳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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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9日訊】就貴州習水嫖妓案、湖南高考冒名案和巴東鄧玉嬌案,我實在難以有大部分網民的驚恐和憤怒,它所揭示的官民對立、權力失範、道德墮落和社會分裂不過是惡劣的鄉村社會文化生態的冰山一角。感謝網絡,把鄉村真實的生活悲劇帶入城市語境,讓更有話語權的城市人用科學與民主的眼光審視並呼籲,從而有望敦促制度改良,這是事情的積極面。

說鄉村文化生態之惡劣,多數人不贊同。我和大多數有城鄉兩種生活體驗的人們一樣,在效率和契約的城市夾縫中時常思念鄉村中純樸得透亮的小芳。但是,它不過是在過度現代化中的一種心理代償機制,是西方新近傳過來的一種思潮而已,因為純粹意義上的鄉村在工業化初期就已經被瓦解。西方工業產品和規模農業帶來的廉價農產品的流入,中國鄉村從上個世紀初開始經濟凋敝,小農經營作為財富生產方式被資本拋棄。隨後,鄉村人口及其他一切優勢生產要素開始向城市流動。革命,前前後後的打土豪分田地,到解放初期,地主作為一個階級被整體取締。地主死亡,是作為農業生產資料所有者的一個權貴階層的消失,但它影響的絕不僅是社會財富的分配,而是鄉村宗族領袖、鄉村公共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組織者消失了。現在我們在農村仍然能看到很多橋、路,上百年了沒有新修的痕跡,過去很多公益事業都是地主出錢農民出力,政府介入的力度很小,傳統社會由鄉紳治理,黃髮垂髫井然有序。

所以,地主沒了,宗族生活自動消失,鄉村自治的傳統自動斷裂,村民精神生活因為失去組織者而歸零。說到鄉村精神生活,我們空談一個所謂的傳統,但傳統絕不是什麼雲裡霧裡的文化基因和集體記憶。鄉村精神的秩序,其實首先是日常生活的組織,這是物質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這樣,缺乏精神內核的鄉村難以形成凝聚力,其公共治理的公權就很容易遭竊取,成為各種力量巧取豪奪的試驗場,農民成為無以復加的貧弱者。同時,從農民群體分化出來的利益既得者本身就是鬥爭的臨時贏家,抱著有權不過期作廢的邏輯拚命兌現。鄉紳尚有由家族榮譽感延伸出的公共關懷,到了現代基層官吏,都變成了行為藝術家,其行為的荒誕,足以讓人瞠目結舌。

在只有利益而無信仰的世界,搶奪是唯一的生存原則,這樣的搶奪逐漸演化成抱團搶奪的高級形式。比如,鄧玉嬌案中,明白得不能再明白的事實,卻在巴東公安局三次公報中越來越對施暴者有利,以及湖南高考冒名案中所有權貴當事人接受採訪時令人吃驚地冷漠。劉崢嶸對羅彩霞說,我認識你是你的榮幸,他的邏輯是:你有幸靠攏權貴階層,成為搶奪集團的利益沾邊者。

我和許多即便是找不到工作仍然願意滯留城市的大學生一樣,從城市中看到了希望。因為鄉村治理的傳統畢竟滯重難行,只能寄希望於一個普適的替代方案。在五四隆重紀念的今年,我在這個公共財政過於偏重而有完善公共設施和完善社會保障的城市,申述並主張,「在城管日夜驅逐小販的絢爛景象中」,仍然津津樂道公民社會的雛形。

──轉自《網路文摘》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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