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宿事件》是爾冬升籌備10年的電影，這部費盡心思的作品，找來吳彥祖、徐靜蕾、范冰冰，符合港產合拍片「內地主角要佔到三分之一」的相關規定，但最終因為片中的諸多暴力元素，未能通過國家電影局的審查，不能在內地上映。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作為不願「北上」而固守本地的香港導演，爾冬升擔心的不是自己的電影，而是整個香港電影。2009年，香港沒有一部真正香港投資的電影，各家公司放了一年的長假。這樣的現實讓爾冬升很沮喪： 「香港電影，從創意到投資，導演到演員，製作到發行，每個環節都有病。類似血壓高、糖尿病，不治不會馬上死，但反正你早晚會死。」
香港的弱勢文化心理
記者：你為什麼不願意妥協進內地？
爾冬升：《新宿事件》能不能在內地上映，不是我能決定的。我們都不需要去送審，自己就知道有問題……再加上剪完那個版，支離破碎了，我覺得不行，那就算了，直接就放棄內地，很簡單的處理方式。
這個電影的投資方包括中影，我當然想進內地，但我不可能為適應審查制度犧牲作品的完整。像劉德華演的《大塊頭有大智慧》，剪的內地版，觀眾完全看不懂。報紙上直接有人寫文章罵：「什麼爛東西都可以拿金像獎。」
記者：怎麼看待香港電影進內地的得與失？
爾冬升：其實吳思遠的功勞最大，他一直跟中聯辦、新華社很多部門在談。反過來講，合拍片不光對香港電影有好處，內地電影業也得到了好處。我們以前剛和內地接觸的時候，一起開會，那些內地導演覺得：香港導演怎麼對市場這麼熟悉。那時候，很多導演還是廠裡人，根本不考慮商業回收，拷貝賣多少個跟他也沒什麼關係。現在內地完全和香港一樣了，還出現了民營和個體戶，變化很大。
記者：你說「香港人現在的文化心理是一個弱勢的心理」，為什麼？
爾冬升：只是一個感覺。從前，香港人是比較驕傲的心態，現在，大家都覺得香港人比較憨厚了(笑)。你在電影裡面也可以看到，合拍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以前香港人拍內地，《深港旗兵》啊，然後就是《過埠新娘》啊，《表姐》啊，把內地人拍成土包子一樣。現在影片中有錢的是誰啊？沒有香港人，都是內地的。你不覺得從電影裡看，這個角色已經開始改變了嗎？電影跟著整個社會改變了。
記者：以前的香港導演土生土長，非常熟悉這種市民的心理，所以能夠拍出所謂「香港味道」的電影。現在，這種環境改變、人的心態也改變的情況下，就你觀察，香港導演對於和內地合作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態？
爾冬升：肯定是在摸索之中。其實整個市場還是在發展中，內地現在還是在發展的，它每天改變得太多了。比方說，劇本審查到戲的審查，我們已經累積了很多年的經驗。
我覺得審查方面反而不是一個問題。就我個人來講，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無法適應內地觀眾的審美需要。我叫一個內地導演帶了一套他小學跟中學的教科書給我，我要看一看，研究一下內地的審美需要。
後來我發現，有些東西你學一輩子也沒有辦法追回來的。比如，馮小剛的喜劇，你把劇本給我我都不會拍，因為我不是在那個環境裡面的。像《忘不了》、《新不了情》這種愛情戲，沒問題，因為全世界一樣的。如果是生活上的東西，我就碰都沒法碰，這個文化上的差異太大。
內地不要重複香港誤區
記者：這次兩岸三地導演開會，侯孝賢帶領十位年輕導演來香港，你怎麼看待台灣電影的崛起？
爾冬升：我覺得他們復出也是因為有一個內地市場在。很現實的，現在內地正式開放跟台灣可以合拍片了，對台灣電影來說就多了一個市場。
台灣的新電影，我看了若幹部。我覺得他們沒有什麼真正的監製制度，所以它在美術、創意上是很有活力的，但是電影的故事完整性還是有問題，有時前面拍得很好，但是到後面結尾，好像怎麼都延續不下去。
台灣電影低潮那麼久，我告訴你，要等另外一批年輕人長大才行。因為之前放棄你的那幫觀眾是不會再看的了。你要五六年時間，才會有另一批新的觀眾出來。
記者：不用考慮扶植新導演嗎？
爾冬升：因為老的那一批早晚會淘汰。你看韓國，垮了那麼久，它多快就到了一個高峰！現在垮得又多快！它跟現在的台灣，跟內地，可能會有相似的地方。台灣電影現在累積到某個程度了，這麼多年輕人一起進來，很扎眼。
記者：我看這次長虹和學者兩家公司投的兩部電影，一個是朱延平在做，另外一個是王晶在做，都是當年的那種傳統運作制度。
爾冬升：這些片商，把香港電影搞垮，他們是出了很大的力的。所以我跟內地很多朋友講，你們做電影，有那麼好的市場，你們就別那麼急功近利，走香港走過的道路。
我的劇本一樣遇到這個問題了：哇，這個明星好，或者還要用誰誰誰。已經在點菜了。我試過拍桌子，我想說算了，你們不投沒關係，我把這個拿到日本，我找角川，我找韓國，把它拍成日本片、韓國片，我不拍華語片了。
即使政府支持貼租金，但還要有發行商支持你，那個電影給你上才行。對發行商來講，你貼我租金我還不願意呢，我上王晶的戲，賣錢啊，這個是現實。你別跟我講什麼品質，什麼是藝術，不要跟我講。
但是如果所有都是藝術片、都不賣錢的話，那些投資人也會很快就退走的，也會有問題的。
記者：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很蓬勃的香港電影死掉的？
爾冬升：我覺得有很多原因。香港最蓬勃的時候，台灣是我們最大的市場，一部戲可以兩千萬港幣買走的嘛。所以後期片商就開始點菜，這部電影：劉德華加誰我就給多少錢，有點像點菜。現在其實內地也在做這個事情。
我就說學得快嘛。現在內地，上片的時候：什麼演員，牽涉到那些影院有沒有信心給你好的檔期，他們不看劇本的。就好像重新走一次香港電影的歷程，歷史重演啊。其實歷史永遠重複的。我常勸他們說，你一定要理解整個行業，稍微看寬一點歷史，不要太焦慮。這個行業裡面，因為它有金錢、權力，利益那麼多，其實跟政治有什麼差別？沒有差別，一樣的。美國人就說，政界是長得難看一點的娛樂界嘛。
我不「北上」
記者：你怎麼看陳可辛拍《投名狀》，陳嘉上拍《畫皮》，徐克拍《女人不壞》？
爾冬升：都是為市場嘛。徐克反而會嚐試一些文化上的東西，因為他很喜歡北京。他受不了香港了，他比我怒火還多。他找不到人跟他認真地去談電影，他喜歡的文藝上的東西，都沒有人跟他談。所有的人都跟他談市場。起碼現在在北京，他的朋友會很多。
記者：《女人不壞》中，他拍了北京的地下搖滾圈，那是北京的一個文化精神的基礎。
爾冬升：徐克這個人我很佩服他。包括陳可辛等其他人，我們想很多，是市場上的，取悅觀眾，取悅老闆。我們是銅臭的——我不能代表陳可辛啊(笑)，雖然他也跟我差不多。我們老在談錢。徐克沒有那麼在意這一點。你跟徐克談，他不會跟你講錢的。我到他家，我跟他喝酒，他從來不會講這個戲要賣多少錢。徐克除了在講這個電影之外，他在科技上有特別的追求，有時候就好像——科學家、發明家。
之前每次開電影方面的會，我們談的全部是市場跟商業題材。我就說，我們也可以研究探討一些其他有用的嘛，比方說香港與內地文化上為什麼差異那麼大；再比如對電影對白的要求，為什麼香港人的劇本在內地會被笑場等等，我們是不是來研討一下？為什麼《海角七號》我們看不懂？我在台灣念過小學，念過三年，我常去台灣，我都搞不清它現在為什麼老百姓跟警察之間的關係會這樣，這就是文化的差異。我說我們找一天談談這個吧，別老「市場」了。
記者：你覺得電影圈裡徐克最純粹？
爾冬升：拍了那麼多年戲，我老覺得，暫時來講，只有徐克跟許鞍華兩個是拿電影當生命的。他們在生活裡面沒有別的東西。
我跟他們最大的差異是，我生活裡面有很多東西。其實到50歲之後，我不想為了電影把這個大世界裡的其他東西放棄，因為我覺得電影也是一個工作而已，有限的時間裏面，我不想放棄別的東西。我不能老在家裏面看Discovery看怎樣旅遊，就好像去過了，我一定要親眼看一看。旅行是我最大的一個意願，這整個世界你要看一看，太多地方還沒去呢。
記者：陳可辛在北京開了工作室，很多導演也北上發展。你會考慮嗎？比如昨天跟麥兆輝莊文強聊，他們都有個感覺，前一代的導演顧慮更多，因為港片擅長的東西沒法拍，所以會焦慮。對他們來說不是問題，他們會變通，會減肥，會想辦法把內地的衣服穿上去。
爾冬升：實際上有點難度，那個過程確實比較痛苦。我還沒看到一部非常精彩的內地的警匪片，但不代表警匪片就一定要拍得像《旺角黑夜》那樣上不了。
記者：你適應過嗎？感受如何？
爾冬升：有困難。在內地，警匪這個概念就不像在香港那麼簡單。碰到過很多問題，從劇本開始到道具槍，都是問題。因為我們的槍是跟美國的那個制度一樣的，它是真槍，但把槍管封掉了，你不能再把它打開了。它是有執照的，連機關鎗都是真槍。你光槍的問題都解決不了。
每個題材牽涉到什麼部門就要給什麼部門看的嘛。那些人，他們也對電影完全不瞭解，你要給他審的時候也會遇到很多問題。一部警匪片，你如果反覆地描寫罪犯的心態——好看嘛，bad man裡面最好看的就是他的心態了，那就可能通不過，因為裡面很多東西犯忌，很難通過。那如果故事簡單一點，就光是像成龍那樣打鬥，把壞人抓掉打死就算了，有時也不行，可能公安局看了會說：哎，我們警察沒有這樣的，你怎麼這麼翻跟鬥什麼的，又有問題。所以我總結是對電影看得太重要了，電影其實沒那麼重要。
記者：大家看電影的心態太認真。
爾冬升：太認真，而且觀眾也是把電影看得太像一回事。我老覺得我很怕，我其實就拍部電影，我自己首先要好玩，我喜歡拍。我拍一個電影，突然間你把我弄成學術一樣，我的壓力就很大了。所以《投名狀》拍到陳可辛崩潰。這種戲我就不太敢碰，很累啊。
記者：像《三少爺的劍》這種，會不會加入一些時代背景？
爾冬升：其實古龍的東西很時代的，他根本寫的就是一個大都會裡面的東西。我跟他也認識的，他寫當年的台北，台北那些黑社會啊什麼的，就像江湖一樣。他裡邊的人性很現代的。像《三少爺的劍》就沒有壓力，它有原著的。如果自己編劇，壓力就比較大一點。
拿捏不準
記者：《旺角黑夜》裡的張柏芝，原來是一個大陸妹，後來你把她改成了馬來西亞妹。
爾冬升：當時就是送審的一個技巧。有一個導演衝著我講：你懂嗎？我們現在拍的電影是理想中的社會。
我覺得也不是不能溝通，現在也是一個制度上的問題，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沒有人摸得準，沒有人會拿捏。《新宿事件》那種戲，我告訴你，關係不好的時候不能上，關係很好的時候也不能上。這種戲沒有人拿捏得準。
電影局的官員，也不瞭解。電影局對香港電影，一直是開明的態度。要不然，怎麼可能有些電影想都沒想，它最後會通過了。
記者：比如說《門徒》？
爾冬升：《門徒》沒事。寫毒品沒事，我在內地的報紙、雜誌上面，看了多少寫這個毒品的文章，連數據都出來——海洛因吸毒人數全球增長最高的地方。國家肯定也焦慮得不得了，所以它肯定會看你這個電影有沒有美化。
這就是《門徒》裡很有風險的地方了。張靜初講這個毒品，她語言中覺得它很美麗，但是你要拍出來讓觀眾覺得「哇！它真恐怖啊！不能碰這個東西」。
另外，暴力的東西要小心，這個是確實會影響小孩的，你可以說我保守，它對未成年的青少年確實有負面作用的。張靜初死掉的那一下，沒那個勁頭不行的，因為如果你不把它的恐怖拍出來，那個效果就不行了。
審查有鬆緊，什麼叫「松」跟「緊」？有些其實我們知道，有法令和條例，但法令寫得很虛，有些條例也不是法律。比方說有規定說「床戲不超過15秒」，《門徒》裡面不是有一場張靜初勾引吳彥祖嗎？15秒。香港版那個比較長。15秒從哪裏算？張靜初走過去，坐到他的身上開始數？15秒，不夠。我說，前面不算吧？肯定要等她講完那句對白才算吧，我後面也沒有15秒那麼長。好，過了。15秒。我就給吳彥祖說，沒有辦法，就15秒。
所以我跟方平說，已經累積那麼多經驗，我們就乾脆在香港搞一個公司專門幫人送審吧。
記者：《早熟》沒問題吧？
爾冬升：有，《早熟》是最麻煩的。他們審查的時候一愣一愣，不知道怎麼處理，也想不到人家外面老師、家長的的反應會怎麼樣。我在去成都的時候，突然間冒出一個人問我，你是不是鼓勵年輕人早婚早育啊，我當時就愣了。
我看到一個醫生寫的文章，他說在深圳，是全中國年輕人墮胎最多、早產嬰兒最多、嬰兒死亡率最高的。我去深圳拍戲的時候，那些醫生說，整個深圳，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很奇怪，很多香港學校借《門徒》那個戲，連監獄都借。警察反毒部門來借，我說這些資料都是我從你們那裏拿的，問人問出來的。我想可能是因為它有畫面。但《早熟》是學校借去最多的。其實我覺得它沒有什麼，那種問題也永遠都會存在。我年輕的時候看美國片，有一個《兩小無猜》，拍的是更小的學生懷孕，這不是新鮮事情，不是我原創的東西，其實每年都有發生這種事情。你到美國中學裡面看，大著肚子上學的，14歲的中學生都有。
記者：所以，還是吳宇森簡單，拍《赤壁》。
爾冬升：《赤壁》啊，《投名狀》啊，都比較簡單。拿一個大的題材先把你們震住，然後你們就買票吧。而且是一個可以宣傳炒作的話題。想在《赤壁》裡看到健全的歷史觀，起碼要拍個60集。
來源:新民週刊 作者:烏力斯 選稿:王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