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30日訊】《往事微痕》的主事者決定把右派難友子女的回憶文章編成專集，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創意。五十多年前的那場卑鄙的「陽謀」，不但把55萬（一說300多萬）知識分子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推下社會最底層，受盡折磨，而且禍延家屬子女，使他們在20多年的艱難歲月裏，備受歧視淩辱。《往事微痕》的這個專集所收集的文章，記敘了反右運動給這些右派子女帶來的悲慘命運。在那場劫難中，他們多數還是天真無邪的幼童，充滿了對未來的瑰麗幻想和美好憧憬，對共產黨和毛澤東懷著無限的崇敬和信仰。但是，毛澤東的「陽謀」卻徹底地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
誠如馬文都在專集裏說的︰「在我們的夢想剛剛開始的時候，五七年卻成了我們家庭惡夢的開始。」他們不由自主地被排擠出正常的社會生活。徐瑗這樣形容那個時代的生活氛圍︰「在這場政治風暴後，歧視、偏見、仇恨，像一股強大的瘟疫在社會中蔓延，侵入人們的腦中，污染著原來純潔的心靈。」作為右派子女，他們不得不忍受來自四面八方的蔑視和欺侮，在屈辱的氛圍裏掙紮了二十多年。燕**符在俞梅蓀文章後的感言裏說︰「一個右派分子罹難，全家遭殃，家人所受之罪還要甚於其本人，特別是嬰幼兒子女，註定一輩子要經歷不盡的屈辱和苦難。這最叫人心痛，心痛到不忍去說，不忍去想。」(注：本文所引資料和引語，凡沒有注明出處者，均引自本專集內的文章。)
生活在「叫人心痛到不忍去說，不忍去想」的環境裏，這些右派子女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入隊、入團、上學、參軍、就業、婚姻等等問題上，都無法享受正常的平等權利。趙旭上小學時寫著自己的理想是長大後駕著飛機在祖國的藍天翱翔，少先隊輔導員找他談話說︰「你知道什麼叫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嗎？一個人要有自知之明，再不要異想天開。」張一華小學畢業時才14歲，就被趕到農場勞動，連初中都不許上；譚松在13歲上初中的第一天便被出身好的同學打傷；馬文都在初中畢業後被取消當兵的資格；老柯在初中畢業時名列前茅，同班同學絕大多數都考上高中或專科，他卻名落孫山；劉茨利已經被列為共青團的發展對象，卻因為「政審未能通過」而入不了團；何蜀也是因此在交了入團申請書後卻「泥牛入海無消息」；他初中畢業後，高中「不予錄取」，到一鋼廠勞動，黨委書記交代宣傳科長︰「對這樣的人要控制使用。」這些右派子女長期被排擠到社會邊緣，過著非人的生活。唐淼清和馬文都、俞梅蓀、張一華、徐瑗、老柯等的文章，都記錄了他們作為右派子女所經歷的曲折而艱辛的苦難生涯，驚心動魄，令人心酸。
在這些受難的賤民家庭中，最值得稱頌的是那些頂著「歧視、偏見、仇恨」，含辛茹苦地撫育子女成長的母親。人類的偉大母性，在許多賤民家庭裏得到體現和升華。俞梅蓀的母親不堪生活磨難的壓力，想把兩個兒子送給姐姐，自己投河自盡。她多次到護城河邊徘徊，因不忍拋下兒子而沒有跳下去，終於把他們撫養成人。尹華春在文章裏談到，他父親張紹堯被打成右派後，母親「忍痛和丈夫離婚，這樣可以堵住別人的嘴巴，保護自己和孩子。」但她又一再囑咐子女︰「一定要找到父親，重建完整的家。」他們不知道，張紹堯早在1960年12月就因過度的勞動和饑餓而死去，拋屍荒郊，骸骨無存。子女們千方百計地打聽到父親喪命的地方，2007年，七個兄弟姐妹一起到沈陽淩源縣哈巴氣村的荒野，祭奠父親。
文章記錄了七個子女的七篇祭文，椎心泣血，傾吐對父親的思念，控訴反右運動的罪惡。其中一篇祭文說︰「我們雖被壓到生活的最底層，但在我們的偉大母親、你親愛的妻子的教育呵護下，除了二姐英年早逝，其餘的七個兒女全部響當當地立足於天地之間。」徐瑗在文章裏也記述道︰「面對現實，戰勝自我，母親終於從充滿歧視和偏見的夾牆中走出，以其堅強的意志和韌性，傾其一生心血，將我們六兄妹撫育成人。」當然也有個別例外。如冰眉的母親「在黨性與母性之間仍堅定地選擇了以前者為重」。在冰眉的記憶中，揮之不去的畫面是︰「母親凶神惡煞的面容，時刻高舉的鞭子，和冰雹般的冷峻言語如影隨形。」這種「被‘異化’了的母性」和畸形的家庭生活，是反右運動製造的人間悲劇的一種特殊形態。所以冰眉深有感觸地指出︰「愛與恨的顛倒，應該是毛澤東導演的鬧劇中最殘忍的一幕。」
專集裏的這些文章，真實地記錄了右派難友的子女們如何「經歷不盡的屈辱和苦難」，在「歧視、偏見、仇恨」中掙紮成長。它們的可貴之處，在於寫作者不但從受難者子女的視角，根據親身的遭遇感受，深刻地揭露了反右運動所造成的社會災難，而且生動地反映了賤民階級所處的不平等的社會地位和艱辛的生活形態。這些親身經歷的回憶和切身感受的傾吐，為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史，特別是社會結構的變化、階級地位的分野和不同階級的社會動態，提供了十分難得、十分寶貴的實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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賤民階級，即所謂「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或被簡稱為「黑五類」，脫胎於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和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基礎。按照這種思維方式和理論指導，中國公民被劃分為人民和敵人兩大類。被劃為敵人的群體及他們的親屬子女被打入另冊，自由權利遭剝奪，人身安危無保障，成為被壓迫被剝削的賤民階級。這種做法有什麼法律根據嗎？沒有，憲法沒有如此規定，法律也沒有這類條文。這就是說，把公民這樣分類完全是非法的。「地富反壞」的形成雖然有它的歷史淵源，但撇開土改、鎮反、肅反時的擴大化不說，即使是對確有罪行的人，也應該依法判處，刑滿後就恢復公民權利，不應該終身受到歧視；更不應株連親屬子女，全部淪為賤民。至於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打成敵人的公民，如「胡風分子」、「右派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三反分子」等等，更是於法無據。這些公民被打入賤民階級，依據的是共產黨的文件，是毛澤東的個人意志。因為毛澤東把個人意志淩駕於黨中央之上，其他領導人不得不好毛之所好，惡毛之所惡。所以，數以千萬計的民眾被劃為敵人，淪為賤民階級，既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產物，也是毛澤東個人意志的產物。他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就是劃分人民與敵人、製造賤民階級的理論根據。
除了賤民階級以外，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烏托邦還在中華大地上造成了另一個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那就是通過合作化公社化，把本來有產有業的自由小農，改變成為既沒有土地和生產工具、又沒有勞動自由的農奴。當然，在土地改革之後，本著有利於生產發展和農民自願的兩大原則，適當地開展互助合作,作為一種探索和試驗是有必要的。但毛澤東卻把這種零散的試驗性的經濟活動，變成為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叫做「合作化」。什麼是「化」？按照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裏的說法，「化者，徹頭徹尾徹裏徹外之謂也」。在小農經濟的生產力遠沒有發揮出來的條件下，要「徹頭徹尾徹裏徹外」地組織合作社，剝奪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就必然違背絕大多數農民的意願，並且不利於生產力的發展；至於進一步的公社化，就更不用說了。據李洪林在《我的‘理論工作者’經歷》一文裏透露，他1961年在河北新城縣孫家漫撒大隊、1962年在湖南寧鄉縣炭子沖大隊，對農村從土改後到公社化後的歷年產量，都作了調查，「那歷年產量表上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公社化不如合作化，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幹。」農民的土地所有權被剝奪，再加上城鄉戶口的二元體制，農民完全被束縛在人民公社的枷鎖裏，無產無業，沒有人身自由。在三年大饑荒時期，家家糧食被高征購搜刮殆盡，粒米無存，甚至連外出乞討的自由都被剝奪了，求生的所有活路都被堵死，億萬農奴成為坐而待斃的餓殍。
這兩個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是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的副產品。經濟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即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造就了「新社會」的農奴階級；政治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即反右派運動，則使數以百萬計的右派分子及其親屬子女淪為賤民，並與「地富反壞」構成為一個新的階級。「地富」雖然是民主革命的產物，但在民主革命的條件下，他們還存在著定期摘帽，成為普通農民的希望。而社會主義革命之後，他們和親屬子女的地富身份被固定化、終身化，成為一種階級構成。至於「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也隨著「革命」的深化而由一種罪名演變為身份。這個由「地富反壞右」即所謂「五類分子」構成的新階級，成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光譜中十分奇特的元素。收在這本專集裏的文章，就是對這個光譜的原子分子的星星點點的描畫。他們勾畫出來的賤民子女的苦難人生和所感所思，是瞭解和研究那個時期的社會生活的絕妙素材。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人人有產、已經消滅了階級差別的平等社會，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兩個佔全國人口多數的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呢？對這個問題，也可以從相反的方向提出︰既然社會上還存在著佔全國人口多數的被壓迫被剝削階級，這樣的社會還能說是社會主義社會嗎？
回答這樣的問題並不困難，只要跳出長期被灌輸的傳統觀念的束縛，就不難理解，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革命」，都只不過是自欺欺人之談。
馬克思說得好︰「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中國社會，是一個民主主義性質的社會，它的歷史任務是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在資本主義「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得到充分發揮的基礎上，才有條件實現社會主義變革。而我國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準，還處在資本主義的幼年階段，遠沒有達到「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的程度。至於生產關系，就五十年代的社會條件來說，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賴以存在的物質條件，不要說是沒有「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胎胞裏連它的影子都沒有，怎麼會出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呢？就好比婦女根本沒有懷孕，卻硬要剖腹生產，結果可想而知。總之，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具備任何社會主義因素，而觀念上的社會主義又必須以資本主義為敵，這種觀念和現實的錯位，使「社會主義革命」只能招來資本主義的天敵——封建專制主義。由於我們有著悠久而深厚的封建專制主義傳統，更使專制主義的復闢成為不可避免的歷史現象。專制主義一旦應「社會主義革命」的召喚，堂而皇之地以社會主義的面貌出現，產生新的被壓迫被剝削階級也就順理成章了。
歷史的諷刺是如此地詭異，階級鬥爭理論本來是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反抗壓迫和剝削的理論武器，現在卻被壓迫者剝削者用來對付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如果馬克思在天之靈有知，恐怕也只能無奈苦笑了。
毛澤東去世後，千千萬萬農奴先後沖破人民公社的黑暗統治，實行包產到戶，自己解放自己。賤民階級的解放，則有賴于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革命行動，像秋風掃落葉，蕩平了歷次政治運動甚至建國以前的冤假錯案，消除了賤民作為階級的存在，在民主革命的歷史上，抒寫了輝煌的篇章。作為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賤民階級也從此結束了它的存在,在歷史上留下一個醜陋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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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著熱愛祖國、衷心擁護共產黨的情懷，提出一些批評建議，或發表一些十分溫和的政治見解，卻被批判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而且批判又是如此地無理武斷，這是任何一個正常的人都無法接受的。但是，那些年的政治運動往往就是這樣無理可講的。毛澤東說右派分子「向黨進攻」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其實，對右派分子的批判鬥爭和定罪，才真正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而且所攻的那一點，都是歪曲誇大、無限上綱。所以右派難友們在受到批判的初期，幾乎都本能地對事實真相或批評建議的本意，作出委婉的陳述和解釋。但在批判的強大火力之下，不得不放棄那個實事求是的防線，承認自己確有錯誤︰或發言不妥，措辭不當；或立場不穩，思想不健康，有私心雜念、個人主義、溫情主義、小資產階級思想等等，總之是承認錯誤，但拒絕承認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成分。這當然不符合反右指導者的意旨。於是，有組織的批判鬥爭不斷加碼，積極分子「慷慨激昂」、「群情激憤」，斥罵被批判者「避重就輕」，「蒙混過關」，「惡毒攻擊」，「罪惡滔天」，甚至連「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都搬出來了。不斷升溫的鬥爭烈火，遠遠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程度，逼得極少數人以死抗爭，而絕大多數卻只能忍辱含垢，把潑在自己頭上的污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接受下來。一旦定罪，所有的個人尊嚴、羞恥之心，便都蕩然無存，時時處處都只能以罪人的面貌出現，甚至對自己的親屬子女也不例外。因為按照政治運動的邏輯，如果否定已經定案的罪名，就是「翻案復闢」、「反攻倒算」，那就不但自己要罪加一等,而且還會增加親屬子女的苦難。難友們很少有敢於冒這個風險的。
在五十多年前的反右運動中，幾乎所有右派難友都經歷過這個鬥爭三部曲︰如實陳訴——承認錯誤——承認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據瞭解只有不久前去世的《人民日報》資深記者劉衡頂住了各種壓力，拒不承認自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她是最值得我們尊敬的難友）這三部曲的經歷，從序曲到尾聲，都熊熊燃燒著把右派難友的自由獨立精神化為灰燼的煉獄之火，他們的人格、尊嚴、良知經受無情的煎熬而化為烏有，這成為他們心頭的終身之痛。他們只有把這種由無妄之災帶來的痛苦，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記憶裏，卻不敢向子女透露自己的真實。有些人因此而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也只能默默地吞咽毛澤東釀成的苦酒——那是罪惡之酒，災難之酒。
正是在這種反人性、反道德、無法無天的政治專制主義的操控下，右派難友的子女只有可能接受官方的理論和邏輯，把自己的父親或母親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人；他們接受的教育，他們獲得知識的唯一來源告訴他們的，就是「社會主義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因此，他們或是自願或是被迫地同自己的父親或母親劃清界限。就像趙旭所寫的那樣︰「每次填表時都要違心地寫上與剝削階級家庭或剝削階級父母劃清界限等等話語，唆使子女去揭發批判父母的所謂罪行。」在這樣的政治氛圍裏，本是和睦的溫暖的家庭喪失了感情的維系，就像馬文都所說的，「我們這個祥和、安逸、平靜的家庭生活被打破了，被震碎了，而且是支離破碎。」中華民族傳統的親情、人倫，都被撕裂得粉碎不堪。
難友們的子女在經歷了多年的風霜雨雪之後，終於認識到反右運動的反動本質。最有代表性的是晉紅的看法，她說︰反右運動「是對忠誠的詆毀，對人性的踐踏，對信念的摧殘，對人生最寶貴的青春年華的葬送。」尹華春記述的一篇悼詞裏的說法則是:」對人權的踐踏,對生命的漠視,對人性的摧殘,是對真理的背叛,是對歷史的姦污,是對人類的犯罪.」與看清反右運動本質的同時，這些子女也終于瞭解成為右派分子的父輩的真誠品格和赤忱胸懷。徐瑗說︰當她在1979年看到父親的改正結論，瞭解了父親當年的「八大罪狀」時，「我不禁仰天長嘆——原來我有這樣一位有膽識、有睿智的父親！原來反右運動是如此荒唐而殘暴地迫害忠良。」許多難友子女既為父輩的苦難而痛心，也為自己長期以來沒有盡到為人子女的責任而悔疚懊喪。李英說︰「一見到滿頭白發的父親，我突然會有一種愧疚感，我為自己年幼時對父親不近親情的作為而深深地自責。」這種精神的創傷，給右派子女們留下難以解脫的終生的痛楚，誠如巫一毛所說︰「這是一個永遠的痛。」另一方面，他們對父輩的理解，則成為激勵他們開創未來的精神財富。如李英在深深自責之餘說︰「我現在對父親充滿敬重欽佩之情，我為自己有這樣一個好父親深感自豪。」劉茨利說︰父親「為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在幾十年逆境中從不頹喪的生活勇氣，他在長期寂寞中不墜青雲之志的風骨，令我們兄弟姐妹心儀神往，永志不忘。」殷越在與父親遺體告別時說︰「爸爸帶給我們的，留給我們的，是永生永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情感記憶和精神財富。它將照亮我們餘生沒有你在身邊的漫漫長夜，將撫慰我們餘生必須堅強忍耐的寂寞和傷痛，將給予我們餘生好好做人好好生活的支撐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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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過二十多年磨難的難友子女，對當年的反右運動有著切膚之痛。在右派得到改正的同時,他們也擺脫了賤民階級的陰影，成為堂堂正正的公民，這當然是值得高興的。但當他們回顧那淒苦艱辛的歲月時，想起父輩所經受的無辜厄難，而有關當局至今沒有採取積極措施，徹底平反右派問題，不道歉，不賠償，卻又感到憤憤不平。尹華春無限辛酸地感嘆︰「兩張紙就這樣隨便地交代了一個精英的毀滅！」（指改正通知書）「那麼輕率不負責任，簡直是把生命當兒戲，簡直是戲弄人類的智慧，簡直是嘲弄歷史的尊嚴。」晉紅也說︰「一頂‘右派’帽子，殃及一個家庭；一場‘反右鬥爭’，改變了多少人、多少家庭的命運啊！我們可以不再追究當年政治鬥爭的殘酷，然而我們不能理解時至今日仍然對此諱莫如深，不聞不問。」彭志一在文章裏對拒不改正他父親彭文應和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等五人，表現了極大的憤慨，他說︰「中共對此五人不予改正，從而將他們放在反右運動的‘祭壇’上，企圖用此來證明‘反右鬥爭的必要性’，以掩蓋毛澤東犯下的違反憲法、侵犯人權、製造55萬以上知識分子遭難的近代特大冤假錯案。這實在是強詞奪理、欲蓋彌彰之舉，已經成為政治上的笑話。」他還堅決表示︰「我將繼承父親的遺志，努力奮鬥，始終不懈地參加千千萬萬個反右運動的受害者（及其家屬）討還公道的行列，為構建民主、自由的和諧社會盡力。」
批判反右運動，為父輩討回公道，是難友子女們的共同心聲。冰眉引用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話說︰「只要我們面對暴行沉默不語，我們就是間接地助長了暴行。」譴責反右運動這場政治暴行，為受難者徹底平反，索取賠償，並且總結應有的教訓，以杜絕再次發生類似悲劇的可能，是每個右派難友和子女的權利，也是他們對歷史應盡的社會責任。葉孝剛難友曾在文章裏一再提出，希望右派後裔能夠堅持右派前輩的事業，「堅持法理，否定反右，遵循憲法索賠」。（見於《往事微痕》葉孝剛專集）難友子女們對反右暴行的不妥協的堅定立場，是對葉孝剛的最好的回答。
通讀這20位難友子女的刻骨銘心的回憶文章，我們可以欣慰地說，這些從賤民家庭的陰影裏掙紮奮鬥出來的孩子們，已經成長為心智健全、目光遠大的當代公民。賤民地位的歷史磨難曾經給他們帶來痛苦，同時也使他們能夠清醒地、堅強地面向未來。恩格斯說過一句富於辯證色彩的話︰「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只有活動方式在改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頁）我認為，這個歷史辯證法不僅適用於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對於個人或某個群體也可以這樣來理解，這樣來考察。冰眉的文章裏有一段話說得很好︰「我常咀嚼陀斯妥耶夫斯基這句話︰‘我只擔心一件事，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難。’它在提醒我，今後的人生立足點不會僅僅回顧過去的辛酸，還會正視‘正在進行時’的災難，以及對‘將來時’的一份責任。」正視現實的災難，承擔對未來的「一份責任」，是右派難友的子女們對父輩的最好的回報。
值得高興的是能夠正確理解反右運動的不僅僅是右派難友的子女，許多當代的中青年在這個問題上也表現了明智的見解。本專集裏的《中青年一代怎麼看「反右派運動」》就有一個很好的概括︰「中青年看清一個基本事實，五千年中華歷史文化的仁愛、忠恕、和諧、淳厚、誠信、道義、公平、正義，作為維系華夏良心道德主線，就斷裂在毛澤東反右運動這場人禍裏。道德斷層導致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中國仍然走不出反右運動的陰影。但是今天還有人堅持所謂‘反右是正確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堅持這種邪說的表面原因是要維護反右總指揮的面子，但其本質原因在於企圖維系對人民繼續迫害的法西斯特權。」「我們的知識先輩在朦朧覺醒中就被殘害二十多年，他們的被殘害史，每章每頁都是血淚寫成的教科書，在激勵我們奔向人類文明、奔向普世價值、奔向中華民族進步。這就是今天的中國心態。」
但是，由於統治當局蓄意阻撓對反右運動的反思與批判，目前仍有大量中青年公民對這個歷史事件不甚了了。因此，我們應當通過對反右運動的揭露和批判，使更多的中青年理解它的罪惡本質，看清它對社會造成的嚴重危害，並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尹華春在《千里祭父》一文裏說得好︰「要建設民主法治新中國，首先必須全面徹底否定萬惡的反右鬥爭。」這就是說，批判、揭露這個罪惡的政治運動，不僅是一個平反賠償的問題，而且是「建設民主法治新中國」的一個前提條件，是現階段民主革命的一個重要環節。如果說，我們在五十多年前的思想言論只是不自覺地帶有某種反專制的民主傾向的話，那麼，今天就應該自覺地把反思、批判反右運動，同反專制的民主革命聯系起來，在更高的階梯上再現我們的民主要求，並且使更多的公民理解它，贊同它。這是我們這些尚存的右派難友及子女的一個歷史性的社會責任。
2009年7月26日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