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4日訊】
萬罪之首
若問，六十年來，中共滔滔萬罪中，何為首罪？答曰：大饑荒。
非戰、非天、非瘟、非債，三千多萬人，活活餓死！恐怕是人類歷史上，和平年間，非自然原因，因政權的意識形態和政策造成的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人為大饑荒。這一慘劇是如此荒誕酷烈，以至於未曾經歷者的不少年輕人，表示過於駭人聽聞而難於置信：全國二十分之一的人口竟然因飢餓死於非命，如何可能？
然而，它確實發生了。而且， 證據確鑿，親歷者在，無可否認（請見參考文獻）。
它的發生，有兩個基本背景。
1956年，中共對中國工商業實施了「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這場迅猛的國有化運動，是憑藉政權力量掀起暴風驟雨。當局通過軟硬兼施的方式，以及象徵性的所謂「贖買政策」，經由「三部曲」：私營—公私合營—國營，把中國城市中的各種私人企業，變成了直接屬於國家所有並由政府經營的企業，整個經濟變成國有制計劃經濟。這些國有企業就是我們說過的「單位」，其實也就是政權體系的延伸。它們作為國家管理社會的細胞，掌管了人們的生老病死，主要是掌握了所有人的飯碗，不服從者不得食。上述一系列舉措，使國家吞併了社會，由此，過去的與政權相對獨立的社會已經不復存在了。「國家—社會」二元結構變成了極權式的「黨國」垂直一元結構。這是中國基本構型的一次影響巨大的強制性轉型。
在意識形態和思想控制方面，毛澤東通過1957年「反右」，令全國鴉雀無聲，人民噤若寒蟬，造成了一種持續性的恐怖政治氣氛，經濟專家和其他專才都被斗倒、被流放了，知識份子再也不敢有所批評。中國，就像一輛醉漢駕馭的汽車，只剩下油門，沒有了剎車。
於是，1958，在劫難逃。毛澤東揮戈指向經濟，一場「大躍進」降臨中國！
毛的這場「超英趕美」的狂熱經濟冒進，是運用他熟悉的軍事動員方法，在宣傳部們的輿論鼓噪下，把全國六億五千萬人鼓動起來，青壯年被派去大砍樹木，大煉鋼鐵。到1958年十月，全國各地的土「煉鋼爐」竟有一百萬座！人們砸爛鍋盆碗盞，丟進小土窯「煉鋼」，「煉」出千萬堆廢鐵。其餘的人則被動員起來，敲鑼打鼓，去驚嚇麻雀，使之累死墜地；青壯年煉鋼建路，興修水庫。莊稼熟了，僅剩老弱收割，收割草率無力，糧食爛熟在野……。而地方當局卻在此火熱氣氛驅迫下，不斷虛報產量，制定了野心很大的增產目標。中共也以此為依據，要1959年比1958年再增產50%。如此等等….。一時間，神州大地，虛火熊熊。
最為慘烈的悲劇，發生在農村。大躍進期間，毛澤東為「跑步跨入共產主義」，在農村實施人民公社制，強制糧食高徵收，強行公共食堂大鍋飯。這是災難性的政策，相互關聯，直指慘劇。
土地財物收歸黨國所有的人民公社，成為一種「政社合一」的組織，歷史上的鎮、鄉、村這三級變成了公社、大隊、小隊這三級，既是政權機構，又是生產組織，由中共黨組織統一領導指揮生產與分配。農民再次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變成人身依附於這種組織的農奴。在這一情勢下，早在公社化之前就已實施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導致糧食必須全部交給國家；而在1958年那種「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謊言競賽中，統統上交也不夠由於浮誇而定下的高指標；這就使上級政府認為原因『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瞞產』。於是大興「反瞞產」風，人民公社的各級幹部在維護公共食堂制度的旗幟下，用暴力手段搜索，對農民的住家突然襲擊，悉數搜刮他們歷年積存的餘糧；一旦抄出，立即作為非法私藏的糧食全數充公，有存糧的農民還可能遭受殘酷的體罰。經此一劫，農民家中已經空空如也顆粒無藏了。他們對自己種出來的糧食，喪失了任何支配權。
糧食徵購量過大是加劇大饑荒的主要原因。公共食堂制度則是由飢餓而致死亡的主要橋樑。
在1959年，糧食在地裡因青壯年被徵召已有不少沒有收割起來，致使糧食減產，但該年廬山會議反右傾並整肅彭德懷之後，由於恐懼被指為反對「三面紅旗」的右傾分子，舉國上下吹牛成風。有些地方糧食產量「被近四倍地虛誇」，使國家徵購任務瘋狂攀昇。各級幹部或為了邀功請賞，或是怕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昧著良心說實現了「更大躍進」。報高產引起高徵購和殘酷的「反瞞產」，導致更重的搜刮，人為地製造了糧荒。
糧荒出現後，公共食堂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
農民悉數被趕到毛澤東式的公共食堂，一日三餐，由集體供飯。飯杓子已不由自己，不歸家庭，而歸村幹部掌握了。這種公共食堂，把各家各戶的口糧集中，由公社或生產隊統一保管，由公共食堂統一使用。而在當時，是否堅持公共食堂制度，則是考驗各級幹部政治忠誠度的試金石。在這種壓力下，農民不僅喪失了退出人民公社的權利，也喪失了退出公共食堂的權利。而既然聲稱農民已解決了「吃飯問題」，那麼種植自用農產品的自留地就沒有保留的必要，家畜家禽無需飼養了，甚至連家中的灶台炊具都不需要了，家庭逐漸在喪失其主要意義，面臨解體的前景。於是，中國農民失去了最後一根救命草——自留地，失去了最後一個安身立命的據點——家庭。公共食堂制度實際上把農民的口糧和蔬菜、副食強制性地集體化了。正如楊繼繩先生在《墓碑》一書中所描繪的：一方面是幹部利用掌管食堂倉庫的特權，獲得大吃大喝、貪污、腐敗的最大便利；另一方面是農民淪為「農奴」，輕則被罰站、罰飯，重的被處以吊打、穿耳等各種肉刑。食堂這種人們本應該享受腸胃之樂的地方，在許多地方一時間竟成為刑場一樣的可怕去處。（1）這種強制性集體農奴化加上公共食堂「吃飯不限量、不要錢」，於是，因為高徵收搜刮本來已所剩不多的糧食，在敞開肚子吃飯的高速消耗下，食堂存糧很快告罄。於是，先有「瓜菜代」，而後是「草根、樹皮代」，凡能入口者，統統成為果腹之物。儘管如此，上邊還在逐級下壓催著要糧，不僅口糧沒有了，連種子糧、飼料也全部上交了……。實際上在1958年底，餓死人的現象已經出現了。
慘絕人寰駭人聽聞的大饑荒就是如此來臨的。
公共食堂制度下，由於產糧的多少與自己食糧量沒有任何關係，因而，農民是不可能有生產積極性的，嚇人的增產指標顯然是不可能實現的。面對這種強制性的「人民公社」及「公共食堂」制度，農民唯一能做的便是極度的消極怠工，這又使糧食產量進一步下降。根據1990年的《中國統計年鑑》，1959年的成災面積低於1956年和1957年，和1954年相近，自然災害不構成對農業的嚴重威脅，但1959年的糧食產量只有1億7千萬噸，較1958年下降了 15%.減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1959年的糧食播種面積下降。一方面，公共食堂提前消耗了1958年的秋糧，使青黃不接時期提前在1958年冬至1959 年春這段時期到來，嚴重影響春耕春播的正常進行。另一方面，農民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嚴重惡化和普遍的怠工，也使得農村經濟加速崩潰。所以，1959年夏糧的普遍減產是必然的。飢餓的濃重陰影很快就降臨到廣袤的中國大地上。
尤為觸目驚心的，是毛及其政治體系對那些餓得奄奄一息的農民的殘忍。歷史上，有讓人餓死的，但還沒聽說過不准逃荒逃難逃死的。然而毛及其手下就做出來了。毛澤東當年的公社幹部，實際上是他的獄卒，他們遵循毛的政策，把農民死死封鎖在他們的村子裡。中國傳統上老百姓遇到天災人禍還可以有「逃荒」一條生路，毛政權把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嚴禁，有農民這樣痛訴：「日本鬼子來，我們還可以跑，今年（一九六0年）我們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餓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2）這種殘酷，堪比歷史上任何暴君的大規模殺戮。
事情已經越來越清楚：完全集體化公有化，就是完全農奴化。私有財產被剝奪以及家庭細胞被毀壞，所有人都只能完全依附於高度集權政治體系之後，一切文明將蕩然無存。餓殍遍野的中國大地就是觸目驚心的證明。
隨著大饑荒的蔓延，經過整整三年時間，農民通過極度的消極怠工和幾千萬的生命的代價，終於，迫使毛澤東在1961年年中才不得不同意解散「公共食堂」。
但是由於各省各縣已經報上去了成倍的高指標，結果，在實際產量下降的同時，政府卻繼續強迫高額徵收糧食，於是，從1959年起，中國各地缺糧愈益嚴重，出現了空前的人為大饑荒。農村有相當多的人餓死，在有些情況嚴重的縣份，甚至有一半的人口死於非命。根據現有的統計資料，這次大饑荒至少使三千萬人喪生。城市人口雖然也挨餓，但畢竟有政府配給的少量糧食，總算是艱難地渡過了這一劫。
毛之罪責
人們要問的是，毛澤東，作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政策的創始作俑者和堅持者，對那場駭人聽聞的大饑荒，負有怎樣的責任？
應當說，在大躍進之初，毛對饑荒並不知情。從目前已公開的資料看，在1958年初至8月，毛似乎並不知道飢餓已經開始。因為當年夏天他確實有著名的一問：糧食多了怎麼辦？1958年8月4日，毛公開指示說：「應該考慮到生產了這麼多糧食怎麼辦的問題。」（3）接著，他去了河北徐水，縣委書記張國忠報告說，今年全縣要拿到十二億斤糧食。毛澤東高興地睜大眼睛：「你們全縣三十一萬多人口，怎麼吃得完那麼多糧食？糧食多了怎麼辦？」他把這一「幸福的夢囈」投射到全國。於是，高徵收、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一系列稀奇古怪之物，紛紛出籠。
但是，這種縣委書記的拍馬浮誇帶來的泡沫式亢奮沒有持續多久，毛的情報系統很快發揮了作用，飢餓的端倪已經開始顯露出來，而毛也很快意識到了這一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雲南省向毛報告省裡因腫病兒大批死人。腫病就是吃不飽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級做替罪羊：「雲南這個錯誤就是主要出於縣級幹部。」（4）毛已經意識到大的荒謬政策的後果了——飢餓乃至死亡。三天之後，他談到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對中共高層講：除了「大辦水利」以外，「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碳、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毛明白這樣說話太露骨了，猶抱琵琶半遮面地說：「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要撤，頭也成問題。」但他沒有下令不幹，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責任推給他們：「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5）
話雖這樣說，毛畢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有些心虛了。他已經敏銳的察覺，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自己在中共高層的威望已經大受損害，因而毛準備在廬山會議上不著痕跡地「糾偏」、反左，從而把經濟政策悄悄地扳回正常軌道。然而，彭德懷出現了。彭的《意見書》雖然委婉卻認真指出了大躍進的問題。1959 年7月16日毛澤東印發《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給會議。當時在廬山的中共高幹，。基本贊成彭德懷《意見書》的佔多數。這就極深地刺激並惹怒了毛。在他看來，這是對其權威的挑戰，也就是對其權力的威脅。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對彭德懷的《意見書》突然襲擊，發動猛烈批判。他聲色俱厲地說，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打游擊，造反。在他的帝王式的要挾下，廬山會議就此轉向反右，而彭德懷的《意見書》則是其「導火索」。毛堅持要清洗彭德懷，是要表明他對「正確性」的壟斷權，任何人不容置喙。為了自己的權威與權力，他堅持恢復禍國殃民的政策，哪管饑民相食，餓殍遍野。
據毛當時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一九五九年十月，各地餓死人的絕密電報已經到達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們的辦公室。一九六0年二月，國務院中共中央派到河南信陽的調查組就已發現，該地餓死的人高達百萬。
對大量餓死人現象，毛澤東的反應是硬著頭皮頂住，然後指鹿為馬，竟敢於謊稱饑荒的原因是：「從縣到基層都混進一批反、壞分子，幹部隊伍不純是發生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民主革命不徹底，建黨根子不正，黨組織嚴重不純」。（6）
毛在1960年3月，中國餓死人最嚴重的時刻，他在杭州會議上還要號召：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緊接著，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興辦起人民公社。在那怨聲載道的歲月，毛對自己的名聲極其敏感，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發軍隊的一份檔中親筆寫道：「特別是領導幹部，一定要好好讀書，好好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毛也將外國左派歌頌他的資料批轉給中央和省級負責幹部閱讀。他採取進攻姿態，大講階級鬥爭，居然正式把餓死大批同胞的大饑荒最後正式歸結為子虛烏有的「地主階級復辟」（7），而廣大的地主們，此時正奄奄一息坐以待斃呢。很顯然，在毛澤東明明清楚已經餓死人的情勢下，他的「硬著頭皮頂住」和「指鹿為馬」，實際上在蓄意製造死亡。
同時，正如貝克先生在其《餓鬼》一書中指出的：就是在飢餓高峰的「一九六0年，中國當局相繼邀請一些國際」友好人士「訪華。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女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華裔女作家韓素音，在中國政府精心照顧下週游全國。他們訪華後向外宣傳說：」中國沒有發生饑荒，沒有人餓死。……「貝克說：」中國政府嚴峻而輕蔑地拒絕了一切援助，甚至也拒絕了一些中立的國際組織，如國際紅十字會的援助。中國紅十字會致電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會稱：『在我國沒有發生饑荒。』這正是毛的旨意。在一九六一年餓殍遍野之際，毛竟對來訪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中國人不缺糧食，吃得好」（這篇談話已經解密）（8）。毛竟然如此封鎖信息以謊言杜絕國外以糧食援助瀕臨絕境的饑民。中國人的生命與他的政治虛榮之間孰輕孰重，由此可窺一斑。
這次空前的慘禍，是證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森（Amartya Sen）學術結論的一個典型範例。學者森曾把中國的大饑荒死亡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指出這大大超過了印度40年裡所有饑荒加起來的死亡總數。他的結論是：中國如此規模的大饑荒能延續那麼長時間，絕不可能是天災造成的，只會是制度性和政策性的原因。回顧世界近代以來的饑荒史可以發現，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新聞自由的國家裏，從未發生過長時期的大饑荒，因為信息自由可以促使政府儘快反應，採取措施。他強調，導致中國大饑荒死亡數千萬人的根本原因，是錯誤的政策被延續了三年以上，在此過程中沒有得到及時糾正，因為沒有議會，沒有新聞自由，沒有選舉，正是因為缺少了對執政者的制衡，才能使錯誤政策儘管每年導致上千萬人死亡，也仍然強制推行下去。
仔細審閱毛的著作及其講話，筆者愈益確定地意識到，「大饑荒」實際上是毛一生最大的禁臠。餓死如此空前數量的國人，持續達四、五年之久的慘絕人寰的悲劇，在其著作中，毛竟然隻字不提。他從未公開談及「大饑荒」的死人問題，其內心之恐懼，忌諱之森嚴，可見一斑。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一九九八年發表文章，談到其父劉少奇六二年當面對毛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澤東當時無言以對。但是他記住了劉的這句話。為這句話，毛就認定，劉少奇必須下台，必須去死。雖然，在後來大饑荒的事實已經無法掩蓋後，他不得不暫時退卻並在一個中共的「七千人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並把「國家主席」這一位置讓給了劉少奇，他自己則只當黨的主席，並「退居二線」。由此，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人著手調整左的政策，開始讓民眾有了一點生產積極性，從而逐步挽救了在懸崖邊上的中國經濟。但是，這一被迫的退讓和調整，又啟動了更瘋狂深沉的政治復仇慾。這是高度極權體制的宿命。
血的代價，幾年後就付出了。
彭德懷、劉少奇等先後試圖或實施糾正毛氏殃民政策的人，幾年後在文革中遭受駭人聽聞的暴行，死於非命。
毛澤東，以自己的狂想，害死三千多萬中國人，已經罪不可恕；而他因為要掩飾這一罪行，鞏固自己的專斷權力，又蓄意延長了該罪惡政策以及饑荒的時間，實質上是謀害了更多的中國人。之後，一而再，再而三地繼續蓄謀殺害了另外一些知道真相並意圖追究責任的人，彭德懷案、劉少奇案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而為了掩飾這一罪行，他又無中生有的號召其黨-國「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從而把中國拖入更深的「文革」等大血泊之中。這種殺人滅口的罪孽，這種不惜以千萬人身家性命為自己殉葬的暴君行為，其殘忍程度超越古今，令人髮指！毛以其的環環相扣層層擴展的暴行，躋身於二十世紀暴君斯大林、希特勒之列，與二人並稱二十世紀的三大屠夫。他們犯下的，是二十世紀最大的群體滅絕罪。
中國在1958——1962年發生的大饑荒，是主要由毛澤東拍版，以其烏托邦式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禍國殃民政策，所締造的一個「飢餓皇朝」。這一皇朝所導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在海內外眾多人士多年的努力下，特別是2008年楊繼繩先生的《墓碑》發表後，各方估算日益接近。其上限是四千萬，下限是三千萬，大體上已獲得基本共識。這一駭人聽聞的大饑荒並非源於自然災害或前蘇聯逼債，已經為各界所公認。該「飢餓皇朝」是毛澤東及其主政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犯下的最為嚴重的罪行。二十世紀中葉，在地球上陡然矗立長達3-5年之久的那個毛氏「飢餓王朝」，是世界史上非瘟疫、非災荒、非戰爭年代慘絕人寰災禍的巔峰，是人類因虛妄的意識形態及其制度以及最高統治者的權欲和虛榮而導致的最大悲劇。在三千多萬被餓死的無辜冤魂的注視下，在越來越多的史料和證據暴露於光天化日的情勢下，千年易逝，毛澤東及其政權所犯下的人類和平年代規模最大的殘酷罪孽勢將永刻青史，世世代代為人類所銘記。
參考文獻：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 2008）
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2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丁 抒：《人禍》（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 1991）
賈斯柏.貝克：《毛時代大饑荒揭秘》（姜和平譯自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by Jasper Becker， 明鏡出版社，2005）
《大饑荒——大躍進：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辨》（上、下） 宋永毅 丁抒編 （香港： 田園書屋，2009）
註釋：
（1）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2） 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p.380
（3） 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p.374
（4） 同上p.375
（5） 同上pp.383-384
（6） 高華：《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
（7） 高華：《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
（8） 賈斯柏.貝克：《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姜和平譯，紐約明鏡出版社，2005）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