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冤假错案平反

更新 2001-02-02 1:18 PM 人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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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是接受教训，还是牺牲无辜的生命让历史重演？文革时期，仅一个所谓的“新国民党案”，河北一个县，迫害致死400多人。邓小平冤假错案的平反，几乎把中共的历史重新写了一遍。而一言堂，垄断新闻，封锁消息，制造冤假错案，黑的变成白的，只是中共的历史吗？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推行“打倒一切”、“全面专政”的口号，冤狱遍地，骇人听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冤假错案共有200多万件，受到错误处理的有几百万人，加上不同程度受到株连的人，涉及近1亿人口。广东省有28000多起所谓反革命案件。河北某县因一个所谓的“新国民党案”，全县12万人口中有4400多人被诬陷，长期关押的有2200多人，迫害致死的400多人，致残的530多人，扫地出门的1500多人。此外，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打击的还有100万人以上。

要给这么一大批人洗清沉冤，恢复名誉，其中困难和阻力也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是来自“凡是派”、极左思潮的阻力。在“凡是派”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邓小平只能因势利导，在反对“四人帮”的口号下开始平反昭雪工作。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6年底，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

这些人之所以能够首先得到解脱，是因为他们“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如果因为涉嫌反对其他人，特别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获罪的人，要获得解脱就很困难了。因为“两个凡是”挡了路。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邓小平有意识地推动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逐步得到解放。1978年9月20日，平反工作的具体组织者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即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历史遗案进行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改正过来。在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推动下，1978年下半年，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步步深入，平反冤假错案取得三次重大成果；第一，对文革期间被定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恶攻”案件，进行认真清理，据实平反；第二，对在“四清”运动中一些地区和单位对一些干部的错误定性和错误处理，据实纠正；第三，对1957年反右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属错划的予以平反改正。

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即是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胜利，也是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重大突破。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例如为天安门事件中受到迫害的人平反，事件中被拘捕的388人经复查没有一个反革命，全部释放，恢复名誉。还为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平反，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一案平了反，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平了反。

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中号召：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在邓小平的有力推动下，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势如破竹，一年之内，290万人平反昭雪，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这一年内得到平反的重点人物有彭真、习仲勋、王任重、黄克诚、陆定一、周扬等。大案的平反活动有：为1959年后历次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了右倾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对在1963年到1965年期间一些高等学校定案处理的5、6百名所谓反动学生进行复查平反；对文革十年中以反革命罪冤杀错杀的上万例案件进行复查平反。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定名为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一案平反昭雪，撤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走资派”等罪名。恢复他仍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至此，文革的冤假错案全翻过来。但邓小平有错必纠的原则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一直伸展到文革前甚至解放前的历史遗案。他先后为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了反，为40年代延安肃反问题上的错案平了反，为30年代根据地肃反问题上的错案平了反，还重新评价了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早期领导人的功过，为他们恢复了名誉。总之，邓小平几乎把中共的历史重新写了一遍。

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前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应该得到平反昭雪的人和事都得到了平反昭雪。

在这些日子里，人们怀着惋惜和哀痛，一次又一次地为那些在林彪、“四人帮”迫害下丧生的民族精英们补开着追悼会，催人泪下的哀乐一遍一遗地低回在中国大地上。那些在“文革”中含冤去世，曾为新中国诞生挥汗洒血，立下赫赫战功的中共高级干部，以及部分党外人士的骨灰盒，被一批批地放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死者的亡灵得到告慰，活着的人纷纷庆贺正义战胜了邪恶。

邓小平复职后仅3年多点时间，就使几千万人洗清了沉冤，恢复了名誉，幸存者恢复了工作，有的还得到了经济补偿。

(何虎生<<中国新脑筋>>书摘)

徐友渔在《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精神影响，其中之一就是：“文革”中，红卫兵学会了，凡要获取利益，就必须掌握权力。这一代人的权力欲，对权力分配的敏感，肯定超过其他人。他们还学会了，要掌权，就要先造舆论，争取群众；如果有竞争对手，就要设法孤立、打击；如果自己的力量不够强大，就要结盟，设法分化瓦解对方的力量，等等。徐友渔指出，“文革”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小政治家。汉学家石文安也指出：“潜藏在对于‘文革’后果各种反映后面的是一种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地位和荣誉的失落；前途和尊严的失落；希望和理想的失落；时间、真理和生命的失落；总之，几乎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的失落。”另一位汉学家辛格则论述说：对大多数中国青年学生而言，“文革”代表了一种政治上纯真的伤害性失落。我想补充的是：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动荡，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国人失去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人格，是有尊严地生活的愿望。徐友渔侧重于论述红卫兵一代人品格的沉论，而我认为品格沉沦的不仅仅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文革”之后出生的更年轻的一代人、两代人，沉沦得比他们的前辈更加彻底和干脆。我坚信，人格立不起来，国格也就立不起来。

(摘自余杰:失落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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