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五日奥林匹克二十世纪最后一次盛会在悉尼隆重召开，看到那欢快的场面，联想到现代奥运历史以及与之相联的这一世纪的人类历史和中国人的命运，感慨良多，杂拉录下。先谈奥运与政治，再述Fairplay(费而泼赖)应该速行。
从古希腊奥运复活的现代奥运，从来就以提倡人类和平，体育至上为原则。然而现代奥运的历史如同古代的奥运一样也是离不开政治，时时与政治发生着联系的。在这世纪末，认同问题正日渐成为政治处理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对外交往上，奥运成了各个民族，特别是举办国家包括其内部各个少数民族向世人展示其历史，民族风格的剧场。澳大利亚这次就试图向世人展示澳州不再是一个蛮荒偏远之地，而是正以全新面貌出现在世界，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新兴的重要国家。对内部来讲，认同问题，至少对那些民主国家来说，正成为考验其民主制度的活力和弹性的一个新的尺度。认同的政治已成为民主政治向更深层发展的出发点。法国电视台现场开幕式转播的解说人在评论开幕式上首场出演的澳州土人的表演时就说，这样的演出五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而就国际政治看，在一个世纪的血火冲突后人类正试图着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奥运和其他体育盛事正日渐成为人类彼此沟通理解，和平共处的最伟大的象征和手段。还没有任何其他一项活动能将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肤色，不同地区，不同制度的人们如此地集聚起来共度节日。从这样的场景中，我们似乎还不应对人类将来的前景丧失希望。
但就国际政治的另一面看，姑且不论那曾被战火中断的几次奥运，就讲最近这几次奥运，哪一次无论是从争取主办权到主办过程，国际政治也都在其中进行着激烈的角力。八零年在莫斯科举办的那场奥运因苏联出兵阿富汉而招致西方世界和中国许多国家在内的杯葛，险些流产。虽经几番周折，终于如期举行，苏联官方也极尽所能想向世人展现一个强大和睦富裕的帝国形象，然成几何时，那主席台上致辞的勃列日涅夫和观礼的其他苏联领导人，那1500多名欢歌乐舞的演员们和观众们，包括美国华盛顿那些主持杯葛的政治家，大概没人会想到十年后，这庞大的帝国会在世界上消失。1993年在俄国访问期间，笔者一次误下地铁站，跑到莫斯科郊外当年举办奥运的运动场。那巨大的建筑已成为当时莫斯科最大的小摊贩的集聚地。河水在不远处静静地流过。在秋天的阳光下和熙攘的人群中，举目再看那钢筋混泥土，带着那种特有的呆板机械，令人感到窒息的苏维埃帝国风格的体育场，让人顿生无尽的历史沧桑感。前朝旧事竞流水，但秋光人世依在。
悉尼奥运的开幕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七年前围绕争此次奥运主办权所发生的种种往事。为惩罚北京当局六四镇压和中国人权状况的不佳，当时西方各国联手出击，阻止北京在奥运申办上得手。据说关键时刻，北京被自己最亲密的战友，长期给钱输粮的小弟兄北朝鲜为报复北京与南韩建交而出卖，以一票之差败北。此事是否属实，笔者不敢确定，但看着今日南北两韩的兄弟共组团队，联手并肩出现在悉尼奥运场上，而当年志在必得，踌躇滿志带队到法国南方争主办权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却啷当在狱，也不免让人觉得世事迁变的难测。好在这两件事都是向好的方向变迁的事，让人高兴的事。
但那次争取主办失利对中国是好事坏事就难有历史的公断了。就笔者看那是件极令人遗憾的事，主要是出于这样一种考量:对中国人来讲，自从近代以来就一向缺少一次真正的现代性洗礼，与现代文明接触的经历多是不正常的，常常是丧权输利，流血牺牲，见到的现代文明也多是船坚炮利，没有多少平和的与西方接触的经验，尤其对大众而言就更是如此。如奥运在中国举办，能招来大批的资金对中国的发展有利还是次要，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能够有一次平等地，相对自然地与世界人民接触的机会。这对调整中国人在那些与外界打交道中因不愉快的经历所行成的某些集体心理特征是会大有助益的。平和理性精神的养成和理性的判断从来都是与对信息和知识的了解相关的。试想一下几百万外国游客，几万运动员和几千名记者涌向中国，在十几天中与中国的当局，特别是中国的普通人接触那将是个什么场景。而且奥运是一种体育运动，有严格的规则和监督，是否能拿奖牌主要靠实力和运气，在起跑线前人人平等，失败也不必去找什么帝国主义欺负我们的口实。这其实是现代性文明极其重要的一面，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实在难得。因此笔者当时就力主要让北京争得，逢人便讲，无奈人微言轻不得结果。也因此气恼当时在美国的一些朋友以道义的立场对此所持的公开的反对态度。西方当时在此问题上的决定自然是有其国际政治上的考量的。不过这些朋友包括某些西方的政治家，正直的社会人士所持的论点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的:对这样一个专断的政权，不能给它自我宣传膨胀，增加其本钱的机会。不能再让北京的领导人象希特勒当年举办奥运那样为自己贴金涂粉。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缺乏分析和远见的。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不能指望外部的什么制裁就能解决其根本的政治问题，其问题的解决说到最后还要靠中国民众的觉悟和取向以及中国社会自身的健康力量的增长。争到举办权，可能北京的某些人会一时得意，但一旦面对上面提到的现实场面时，他们是否还能继续高兴就难说了。在某种意义上，这其实也被后来北京妇女大会的情况所证实:有消息讲北京后来十分后悔接这样一个会议，十万各国妇女涌向北京，当局为避免民众与外国人的接触，将会场移到北京郊区延庆。一个绝大部分中国人不关心其议题的国际会议尚且如此，而如果是奥运呢，情况就更将不同。会场将往那里移?大量的外国媒体怎么对待?仅需要培养的接待人员就将是以万计算，那又如何能割断中国普通民众与世人的接触?举办奥运曾给一些独裁国家以政治合法性资本，但也为许多国家的开放和向民主转型起了巨大的推动，想想南韩的例子和拉美一些国家在举办奥运和足球世界杯过程和其后的一些经历吧，谁又能说主办这些体育盛事与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没有关系，就定会为专制的大厦加瓦。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历史的政治分析，如果这个专制政权在其合法性尚强，处于上升期，那阻挡其主办这种体育盛会就是必要的;反之，在其政治合法性衰败的过程中，也就是说人们对政府的认同大幅降低的时候，不是这个政权举办了一场奥运就可以挽救它，相反与世界的接触，让更多的新鲜空气进来，也许就会加速一个专制腐朽的政权的消亡。即使因举办这类盛事出现一时的复苏，但只要决大多数的人们因这样的机会开阔了视野，有了更强烈的对自由生活的向往，那无论如何也会最终加速专制的崩颓。没有一个专制是能够建立在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基础之上的。
另外，北京如果得以主办此次奥运，国际社会也许会因此得到一个七年来与北京政权打交道的好砝码。即使北京政权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年在美国反对给中国主办权的一些朋友或许今天也有可能在北京生活了，哪怕这仅仅是北京政权出于改善其在世人面前形象的结果。事实上，是这场申办的失利给北京政权带来的政治合法性资源远远大于其那可能的主办:以奥运主办失利所开始在中国转向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对西方的排斥是北京政权这些年来最大的政治收获。对可能因主办失利而导致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笔者当时也作过估计，不幸成为事实，在在让人遗憾。澳大利亚是个新兴的民族，正以一种清新的形象在向世人展示其活力，姑且不从道义角度考量，仅从一种客观的角度讲，让澳州主办这次奥运就完全有比让中国主办有更充分的理由，比如环境上的优势。但作为中国人，作为想让中国民族和解，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自由，和平与人类良好共处的国家的人们，就必须去考量如何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道德的立场只应成为反对运动的一部分，但不应成为全部。难道将绝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对开放，自由最积极的力量如那些年轻人的情感和热望置于不顾，反对运动就可以在中国推动民主与自由?这岂不是有些笑谈。最近几十年来几次国际政治上的重大突破都是由体育运动成就的，那国内政治的和解，体育何尝不可扮演一个正面积极的角色?这次澳大利亚的人们不正在利用此次举办奥运的机会进行一次空前的白人与土着人之间的民族大和解吗?
据说北京又要申请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主办权了，自然北京肯定是有其新的政治考量，比如吸引新的投资，转移社会的关注点，汲取政治合法性资源等。但正象我上面提到的，谁也无法完全预测八年后的历史和一旦北京得到主办权所可能在政治上引起的后果。就这点来讲，由于七年来国际国内情境的变化，特别是今天北京政权与民众的关系和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就北京主办奥运所能对中国政治开放上所有的利弊，笔者也不再有类似七年前那样的清晰的看法。但如果我们从历史的长远视野看问题，有一点仍然是可以肯定的，多点让中国人与世界的正常交往，多点有利中国社会平衡，开放的因素，定会最终为将来在中国建成一个民主自由真正开放的现代国家有所帮助。希望举办奥运能成为这样一个因素，也希望举办奥运能成为包括大陆内外，上下都在内的中华民族自身和解，进一步走向现代和与其他民族和平相处的一个机会。
——草于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五悉尼奥运开幕日，改于二十四日
原载《北京之春》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