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分析，大规模的“北妹南下”，是一股强大的产业大军，把泰国的性市潮给予巨大的冲击，赚取了大量外汇。过境捞钱的中国小姐已经从东南亚走向世界，她们最活跃。由于这样巨大的群体，这样的巨大的流动资金，这个产业“百花齐放”。
第一种是夜总会。
最有名的夜总会，是北京的“天上人间”，和“跪式服务”的夜总会。去年有一个连续在北京繁华地区抢劫银行的团伙，惊动中央，责令北京公安局限期破案。几天后北京公安局一点线索都没有，不得不请出来退休的老侦察们献计献策。他们在“诸葛亮会”上，提出这样一个思路：这些亡命徒，有了几百万的横财之后，会如何一掷千金？最可能的是去“天上人间”过把瘾！
为什么？一来，这“天上人间”的小姐素质高，仅仅坐台一个小时就收你三、五百，如果包房最抠门的不出几千人民币休想离开这里。在这里消闲是北京一种身份的象征；二来，“天上人间”挥霍的多为港澳、台湾财主，或中国各地的超级富豪，这里也是他们洽谈、联络的地点。
于是公安人员就埋伏在“天上人间”的门口，居然在这里发现了劫匪偷盗的汽车，结果跟劫匪驳火，并顺蔓摸瓜抓住了其他劫匪……。从这个角度来看，“天上人间”除了能赚钱以外，还能协助破案。
北京各个饭店里开设的夜总会、歌舞厅，都是差不多的规格，可是没有外省的那么豪华巨大。最近，深圳原“三九大酒店”，由于入住率太低，请来高人指点，决定把原来在地下室的“月光夜总会”扩建到一、二、三层，更名为“太空月光城”；还请了专业人士设计得与众不同，开幕式那天，深圳的名流、高官、巨贾都来道贺。
那的确是一次开风气之先，相比之下香港的“大富豪”之类，就成了恶俗的老土了。这里找来的总设计师，是深圳著名的刘庆十先生。墙上的壁画，有米盖朗基罗的壁画复制品，有米罗或保尔克利的图案，甚至巨幅达利的画幅。有的区域是罗可克式的西欧古典豪华风格，有的区域是金属结构的现代风格，极尽古今中外富丽堂皇之能事。我以一个美术评论家的苛刻眼光来看，至少在我见过世界各地的夜总会，没有一家这么夸张，这么大的手笔。当你穿过光怪陆离的水晶走廊，众多装扮奢华的艳美少女和你擦肩而过……，你会怀疑：这是在中国吗？
在红地毯走廊的尽头竖立着一块镀金的金属牌板，上面镌刻着这样大红的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市公安局通告：在娱乐场所不得……”
这时，你才觉得这的确是在中国，又如此有特色。后来才知道这是夜总会必须张贴的告示，没承想他们如此超庄重设计的金属牌板，和五颜六色的衣裙光影相互晖映，是一道极为别致荒诞的一景，简直是中国特色后现代的红色幽默。
第二种是酒吧或咖啡店。
这里赚钱主要靠吧女，她们总可以设法劝酒或者和客人玩猜拳、支色子，总之，卖出更多的酒，同时收取小费。这里的小姐比较安全，她们坐在柜台后面。也有以客人身份来钩鱼的小姐，不穿公司的制服，属于自由职业者，入行后很快学会一套专业知识，很清楚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办法，很专业地让客人喝酒掏钱。
北京三里屯的酒吧一条街，在不断扩展，已经不止两条、三条了。每日每夜的不夜天，比当年的厂甸或隆福寺要热闹得多，在经济利益的“最高原则”下，周边的居民投诉，如泥牛入海。
一个北京搞设计的朋友，和我一起坐在深圳“金色时代”酒吧的高脚凳上，等一位朋友。在一个小时之内，一位吧女，就和我的朋友喝下了一打啤酒，其间还索要小费三四次。等我们走的时候，那位平时很节俭的朋友光小费就给了她四百元。他却并不沮丧，还挺高兴，看我诧异的样子，他解释说：“钱是王八蛋，花完咱再赚”。看到这一幕让我觉得，时代真变了。
第三种是桑那浴和按摩。
分健康按摩、有特殊服务的按摩、完全没有按摩的黄色服务。三令五申“禁止异性按摩”的规定，早就沦为一纸空文。健康按摩中也有“盲人按摩”和同性按摩。这要看客人的意思，多数客人还是要求异性按摩的，觉得那样才舒服一些，尽管在按摩过程中没有任何特殊服务。这些分类十分清楚，说明这个行业在成熟之中。
各个健康按摩店都想拉到“回头客”，所以也各有高招。有的在服务周到、免费饮品等方面做功夫，也有一些聪明的小姐打一些“擦边球”，又没有收取特殊服务的收费，同时让客人感到享受到了一些“免费小食”，就会记住她们的号码，以便下次再来。这些地方公认为健康场所，的确没有真正“性交易”，实际也是一种“准性服务”。
特殊服务的按摩，客人至少得按两个钟头，才谈特殊服务。这就保证了提供“服务场地”的老板的基本利益。这必须在“半黄”的场所才有这样的服务。谈论生意，只在小姐和客人之间商量，这样的桑那店一定得有客人自己的单间，否则如何讲价，如何操作。店家可以装聋作哑，这是小姐和客人之间的问题，店家并没有触犯法律，没有“组织卖淫”。
但这里是不可以真刀真枪进行的。只能用间接服务方式，满足客人。这种服务的代用词是“推油”。意思似乎是以按摩手法，帮你减肥，所以是“推油”。
以桑那为名的黄色黑店，那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了。那里的小姐根本不知道按摩为何物，进门就直接了当介绍“菜单”，谈价格了。如今还在开张的这类店肯定得有强大的靠山，否则一天也维持不了，十二种人就足以叫你立码完蛋。
第四种是ＫＴＶ
实际上这是夜总会的普及版，也是在单间里唱卡拉ＯＫ，但便宜得多，往往改名为“练歌房”。这里的小姐比夜总会要便宜得多，但长相就很难保证了。如今女孩子的长相就是她的价格的第一标准，固然你也会间或在平价环境发现新来的靓女，但用不了两天，她就会被挖走或包起。从整体来看，这个产业的不同群体，从长相到服装，到风度，真是三六九等，泾渭分明。
第五种是洗头妹。
近年来出现大量的“洗脚屋”和“发廊”，洗脚屋没有发展起来，而发廊生意越做越大，洗头变成了一种快餐式的短暂享受，男女老少咸益。这里虽然没有“黄色服务”，但花十元钱，由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给自己洗头、按摩，这实在太便宜了，的确是工薪阶层可以享受的“准性服务”。
很快这些发廊又设置了“松骨”的业务，和桑那浴的按摩差不多，只是没有那么专业，同时不必洗澡换衣服，就穿自己的衣服，往那里一躺就行了。实际松骨就是全身按摩，在普通发廊一般没有单间，也没有黄色或特殊服务。
按摩时将手伸入毛巾被，主要是按摩两腿。手贴紧，五指张开，用手掌心的握力促进血液流通。以此为主，配合揉、搓、按、捏、拿等等手法，一般都是从脚到大腿根的顺序，循环往复。
这是性产业迅猛发展中，无人预料的周边衍生物。因为发廊出自性产业，现在也有一些发廊依然是“黄业”，但商业的利润原则使发廊瞄准了工薪阶层并不饱满的阮囊——咱们就看准你可以消受的这一点服务，赚你的一点小钱。在中国洗头已经形成了气候，培养了大量的洗头爱好者。这绝对又是一道亮丽的中国特色。
第六种是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街头妹。
在一些城市被称为阻街女郎，在一些地段也被叫做电影妹，她们都是以陪客人看电影为名。因为她们有碍观赡，只要是该市有重要会议或逢年过节，公安机关就出动大批警车和专门抓她们，囚车和她们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在北京她们的集散地主要在王府饭店、长城饭店和昆仑饭店。深圳主要在阳光大酒店、南国电影院。珠海主要在步步高大酒店和粤海大酒店之间。
第七种，是很少在新闻媒体曝光的一种古老形式，在老北京就很有名的八大胡同，也迅速发展起来。和古代不同的是，如今这种青楼反而成为最低的档次，“高级”的女孩子都去其他场所了。
“青楼”也往往是在城乡交界所谓“三不管”地区，往往会出现大批集中的小团伙，都是以同乡划分团伙，例如东北妹、四川妹、湖南妹等。她们一般是被早期到大城市来掘金的先行同乡找来的，当中有“本事”、有头脑的，赚了一些钱，取得了一些经验以后，就回乡招兵买马，或者到公安局看守所去赎被抓的同乡小姐，自己升格为“大姐大”，她们手上如果有了几棵摇钱树，就迅速“发”了起来，在家乡盖房开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些都是严打的对象，可以判处死刑的，可是挡不着她们前赴后继，因为在当前经济萧条情况下哪有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也有不少吃软饭的小白脸，或原来自己是嫖客又有一些黑白两道的路子，就慢慢当上了“鸡头”的。
新时代的八大胡同和民国时期可大不相同。
记得老舍先生三、四十年代描写北京底层的人力车夫，去见的那些窑姐，都是徐娘半老，还相当可怕，脸上涂着厚厚的粉，抹着血盆大口；要不是生理需要憋得半疯，这种可怕的形象看来真是“活见鬼”；即使有一两个年轻一点的，也是身心病残，如同“月牙儿”里的小福子一样，整个一片凄惨。
在一位行家的陪同下，我去看了广州郊区的一个八大胡同区的情况。的确今非昔比。
首先小姐们是年龄越来越小，连一些老“玩主”都忍不住得问问她们到底有多大，别不意中犯了大罪。这里二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就是大姐大了。一群群的南方的小女孩，看起来才十三、四岁，个个信誓旦旦说都过了十八岁，都有身份证可查，象是一群来做游戏的女孩子，没有一丝悲哀的模样，也不是老舍笔下的那种令人厌恶的“面口袋”一类老鸡，那样潦倒和无耻。至少今天这一代在街上拉生意的时候，看不出来倍受摧残的样子。她们精神状态很正常，都穿着相当整齐、干净，甚至以国内的标准来看还很“新潮”，头发都梳得很整齐，面色也相当健康。
大部分街头妹基本是晚饭后才出街，一站就是一夜。她们的脸色就难看得多，其中一些“自由职业者”，染上毒瘾，人称“白粉妹”，和吊死鬼的面色差不多。
而八大胡同的小姐很少有“白粉妹”，她们没有条件吸毒，钱不在自己手中，而且大姐大或“鸡头”并不想自己旗下的小姐染上毒瘾，这对双方都不利。同时这里的“上班”时间是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十点，因此睡眠比较正常。
再者，这里小姐的密度同样惊人，南方村落的小胡同只有一米宽，到交叉路口才有一个小空间。三五成群的小姐，等你一走进她们的辖区，就七扯八拽缠着你不让走。好容易你摆脱了这一群，就立刻被下一群包围。等她们弄清楚原来是找“老朋友”来的（这是那个行家朋友教的脱身之计），才放你走。以这个行业来说，她们都相当礼貌、“热情”，也不紧张和尴尬，很从容自然，主动和你聊天，希望博得你的好感。这里她们最常问的是：“去不去？”可能原来是问：“您去不去玩？”现在就简化为这三个字，意思不言自明，这三个字在两广地区似乎成了此行的切口。这里的定价是一次１００元人民币，如果到工厂区那边的工厂妹只要５０元人民币。
按潘教授的调查，内地还要廉价，按《法制与生活》杂志的报道，最低到五元。不过这都是在农村了。
八大胡同的小姐的行规是不“出街”，因为大姐大和鸡头不放心，怕小姐被别人骗走，他们直接就说：我是几千元赎回来的，或“带出来”的，走了岂不是鸡飞蛋打？这样的先例很多。这里的小姐就是他们的“生财工具”，只有他们非常熟悉的老客才能带走，那至少要加倍了。
小姐们被剥削，靠“卖身”来还钱；也有被骗来的，抵死不肯，实在“劝说”不行的，也会让她回去，只要定出还钱的办法；也经常有人被老板打骂，但都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因为干这一行的都知道在共同做非法的生意，而且大姐大和鸡头担着可能杀头的罪名，所以这是一种雇主和女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状况。他们之间当然有矛盾和利益冲突，但这个行业在成熟中，人们不会为这些事情而拼命，都相当理智。
例如，如果一个客人要向老板替一位他看中的小姐“赎身”，大家谈条件相当商业化，不象电影或小说中的那样开出天价，也不象当年李甲赎杜十娘那么费劲，老板在赚取“合理利润”后，大多会放人。这和他们的微妙社会处境有关，他们谁都不能得罪过分。如今大姐大鸡头和小姐的关系，多数比旧社会好得多，甚至有些团伙象一家人一样。
当警察来查抄的时候，他们是“一致对外”的，小姐们迅速一哄而散，和当年游击战士一样，她们水银泄地似的消失在八大胡同错综复杂的细密小巷中，消失在人民群众的大海中，很少有人愿意被“解救于水深火热之中”。
和那里一比，八大胡同简直成了世外桃源。听了从局子里赎出来的老乡“现身说法”，她们对警察的敏感与警觉真如惊弓之鸟。警察的身影在几十米以外她们立刻就能发现，一闪身就不见了。当地老乡和她们沆瀣一气，因为她们提供着房租。
她们绝大多数都有相同的心理历程，一开始都想尽快赚一笔钱就洗手不干了，但在鸡头的蒙骗下、在警察的围捕下，她们几起几落还是存不下来钱。许多人干了许久，还了旧债，又欠新债。最好的也就是被别人包起来，成为二奶、三奶，最差的是，就是摆脱老板，自己出去闯。又闯不出局面，只好走上街头，再染上了毒瘾，变成白粉妹、摇头妹，那是最为悲惨。大姐大就用她们的下场来“教育”旗下的小姐，在八大胡同“安心工作”。
八大胡同绝对是特色一景，如果你要去见识，得穿布料结实的服装，否则她们过分的热情会扯碎你的衣服。这个产业由于时间推移越来越成熟了，产品的销售也变得现代化了，针对不同的客人不同的需要发展成不同种类的娱乐场所，每个场所又有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价格，从早期“见客人就黑”的抢钱方式，改变成按货论价、按时论价。
嫖客
今日“小福子”们的心理状态许多人做了分析，我觉得这有待于更多科班的学者作更细致的研究。
有几个特点是和过去不一样的：一是她们把感情和生意分得很清楚，往往养着自己的男朋友并不觉得有道德上的问题；二是她们的台词似乎都规范化了，例如都起一个南方女孩的名字，什么“阿鹃”、“阿苹”等等。问她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她们都会给你讲一个千篇一律的悲惨故事，说完这些标准台词后，她们大多决不想和你聊天浪费宝贵时间，赶紧办完生意，继续找新的生意。
潘绥铭教授的书中认为在欢场根本不可能有“感情”的存在空间，他说得有一定的道理。其实，这里面客人和小姐、鸡头和小姐、大姐大和客人，都发生过和继续发生着各种复杂的情感故事。这的确需要左拉那样的文学大师写一本《娜娜》那样的书，才能描绘出这里光怪陆离的情感世界。
如今客人的结构也在变化中，他们的需求随着市场的成熟也变得成熟了。刚一开始多数客人是先富起来的那些人，后来加入了不同层次、不同文化的人群。如今，以经济条件来看，从富豪到打工仔都是准顾客；以文化来分，从大学教授到农民文盲都有人光顾这个市场，所以市场也在为不同的客人准备不同的菜式。
在北京市的警方扫黄档案中随机抽出一份１２位嫖客的资料，１２人中，年龄最大的５７岁，最小的只有２１岁，８０％是３５至４５岁；１２人只有２１岁的周某未婚，其余１１人都已婚；在职业分类中发现，有企业的领导、工人、销售人员、司机和机关干部。上海的调查者发现，嫖客中，私营老板占了大多数，占６８．５％，如果再加以细分的话，个体户占５４．５％，企业干部占２０．１％，国家干部占１１％，外国人占１１％，供销采购人员占７１％，司机占６５％，港台投资者占３９％，无业人员占１９％。
一开始多数客人出于好奇、尝鲜，有的人居然动了感情，以为可以象美国电影那样，把乌鸦变成凰凤，甚至希望“卖油郎独占花魁”，为对方赎身后白头到老。很快，客人和小姐都明白了各自的处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很清楚自己的经济的力量，把自己在这个市场的消费列入预算。
爱人同志
王小波、李银河对中国同性恋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写出了社会科学著作和电影剧本，但对于这方面商业情况接触不多。近年来，中国对同性恋的态度有所转变，也出现他们活动的空间，很快也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买卖市场，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深圳、珠海等地也出现了所谓“鸭店”或“同志酒廊”。店里的陪酒少爷有的只接女客，有的只接男客，只有少数男女通吃。“同志酒廊”是只有同性恋者才会来这些地方。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过去男性同性恋是严重的罪行，在监狱里也是被其它犯人歧视或毒打的贱民。今天居然可以开设这样的公开酒吧，可能是社会进步了吧。
今年５月５日，在成都开办“红蝙蝠”茶屋为男同性恋者提拱性服务的黄某被取保候审。此案着实给中国司法界出了一道难题。绵阳三台县的黄某去年６月在成都市租房开办“红蝙蝠”茶屋，初期仅为同性恋者聚会场所；７月黄先后招聘绵阳、简阳、双流等地的九名男青年充作“小弟”，为男同性恋提供性服务，黄先后从中获利６万余元。去年１１月２６深夜，公安机关突击检查该屋，现场抓获正在进行交易的男同性恋者数对，黄某和另一个王某被刑事拘留，接着两人被金牛区检察院以涉嫌“组织”、“容留卖淫罪”批准逮捕。但以什么罪名起诉他们，使得检察机关很费踌躇，在适用的法律款方面分歧很大，其症结在于：同性之间的性交易是否构成“卖淫”，因为中国现行的“刑法”中的“卖淫”是指谓异性之间的。最终，金牛区检察院本着“不枉不纵”的司法原则，将此案退回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也解除了黄某“取保候审”，放他们回家了。这无疑对同性恋者是个好消息，这个新闻在中国许多主要媒介都转载了。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黄业在疾病传染方面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据国家公安部提供的数据：１９９４年全国查获卖淫嫖娼者２７万，１９９５年３６万，１９９６年４２．７万，１９９７年为４３．２万。中国自１９８５年发现艾滋，到１９９９年底，有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感染者１，３００多例，艾滋病病人４００多例。１９９４以后，报告数逐年大幅度增加。
性病在近三年各类传染病发病率的排列中仅次于痢疾、肝炎而居第三位。１９９８年上半年全国性报告数比１９９７年同期增长４０．５３％。上海的被调查者当中，也有９％的人表示，假设自己感染上艾滋病，会继续卖淫；１３．６％的人表示，自己会把艾滋病有意传给他人，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不如多死几个。
据专家们推算，患性病的卖淫妇女和嫖客可能达１００万以上。这样大规模的产业，艾滋病传播的速度相对东南亚其他国家就慢得多，所以有“中国人天生对艾滋病有自然屏障”的说法，许多胆大的客人居然不用“避孕套”，有些小姐居然也以此为价格标准来谈，真是“要钱不要命”。也许这和她们谋生手段有关，她们的行业成了“最危险”的行业之一。
１９９５年，沈阳市的“三陪”小姐被杀人数是１５人，而１９９８年前８个月已被杀２８人，仅１９９７年７月份就有４名“三陪”小姐被杀后弃于垃圾、下水道、树林或河流中。这样频繁的犯罪，和沈阳这样的工业城市的市民结构有关。以每个小姐的收入３００元、每月２０天计算，每年就可收入１０万元，不但工薪阶层望尘莫及，下岗工人更与之悬殊天壤。她们自然使得犯罪分子侧目垂涎。
虽然中央有话：谁再提议娼妓合法化，就开除党籍。于是没人再“提”了，但下面却自有主张。
１９９７年，福建省莆田市地方税务局首开向三陪女征税的记录。
１９９７年８月，太原市地税局出台了《对歌厅服务人员征收个人所得税暂办法》。１９９７年１０月，沈阳市发布了对服务业人员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
许多省市趁机整顿这个市场，开始要求“三陪”人员都要有“上岗证”，开始变相“管理”这个行业。
看来这个行业在悄悄地走向半合法化，也就是说，政府的税务、工商等机构来和公安机关分一杯羹。这对小姐们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固然十二种人个个凶。
一旦开放“红灯区”，只能将涉世未深的妓女管理起来，而大量的高级的、“有能量”的妓女不会“应邀入瓮”，还是收不到她们的税，也无法普查她们的健康状况。
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认为，即便“红灯区”合法化，并没有把小姐当成平等的人和普通劳动者来看待，因此保护小姐的基本权利也无从谈起。
(转<<思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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