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分析，大規模的“北妹南下”，是一股強大的產業大軍，把泰國的性市潮給予巨大的衝擊，賺取了大量外匯。過境撈錢的中國小姐已經從東南亞走向世界，她們最活躍。由于這樣巨大的群体，這樣的巨大的流動資金，這個產業“百花齊放”。
第一种是夜總會。
最有名的夜總會，是北京的“天上人間”，和“跪式服務”的夜總會。去年有一個連續在北京繁華地區搶劫銀行的團伙，惊動中央，責令北京公安局限期破案。几天后北京公安局一點線索都沒有，不得不請出來退休的老偵察們獻計獻策。他們在“諸葛亮會”上，提出這樣一個思路：這些亡命徒，有了几百万的橫財之后，會如何一擲千金？最可能的是去“天上人間”過把癮！
為什麼？一來，這“天上人間”的小姐素質高，僅僅坐台一個小時就收你三、五百，如果包房最摳門的不出几千人民幣休想离開這里。在這里消閑是北京一种身份的象征；二來，“天上人間”揮霍的多為港澳、台灣財主，或中國各地的超級富豪，這里也是他們洽談、聯絡的地點。
于是公安人員就埋伏在“天上人間”的門口，居然在這里發現了劫匪偷盜的汽車，結果跟劫匪駁火，并順蔓摸瓜抓住了其他劫匪……。從這個角度來看，“天上人間”除了能賺錢以外，還能協助破案。
北京各個飯店里開設的夜總會、歌舞廳，都是差不多的規格，可是沒有外省的那么豪華巨大。最近，深圳原“三九大酒店”，由于入住率太低，請來高人指點，決定把原來在地下室的“月光夜總會”擴建到一、二、三層，更名為“太空月光城”；還請了專業人士設計得与眾不同，開幕式那天，深圳的名流、高官、巨賈都來道賀。
那的确是一次開風气之先，相比之下香港的“大富豪”之類，就成了惡俗的老土了。這里找來的總設計師，是深圳著名的劉慶十先生。牆上的壁畫，有米蓋朗基羅的壁畫复制品，有米羅或保爾克利的圖案，甚至巨幅達利的畫幅。有的區域是羅可克式的西歐古典豪華風格，有的區域是金屬結构的現代風格，极盡古今中外富麗堂皇之能事。我以一個美術評論家的苛刻眼光來看，至少在我見過世界各地的夜總會，沒有一家這么夸張，這么大的手筆。當你穿過光怪陸离的水晶走廊，眾多裝扮奢華的艷美少女和你擦肩而過……，你會怀疑：這是在中國嗎？
在紅地毯走廊的盡頭豎立著一塊鍍金的金屬牌板，上面鐫刻著這樣大紅的字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公安局通告：在娛樂場所不得……”
這時，你才覺得這的确是在中國，又如此有特色。后來才知道這是夜總會必須張貼的告示，沒承想他們如此超庄重設計的金屬牌板，和五顏六色的衣裙光影相互暉映，是一道极為別致荒誕的一景，簡直是中國特色后現代的紅色幽默。
第二种是酒吧或咖啡店。
這里賺錢主要靠吧女，她們總可以設法勸酒或者和客人玩猜拳、支色子，總之，賣出更多的酒，同時收取小費。這里的小姐比較安全，她們坐在柜台后面。也有以客人身份來鉤魚的小姐，不穿公司的制服，屬于自由職業者，入行后很快學會一套專業知識，很清楚對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辦法，很專業地讓客人喝酒掏錢。
北京三里屯的酒吧一條街，在不斷擴展，已經不止兩條、三條了。每日每夜的不夜天，比當年的厂甸或隆福寺要熱鬧得多，在經濟利益的“最高原則”下，周邊的居民投訴，如泥牛入海。
一個北京搞設計的朋友，和我一起坐在深圳“金色時代”酒吧的高腳凳上，等一位朋友。在一個小時之內，一位吧女，就和我的朋友喝下了一打啤酒，其間還索要小費三四次。等我們走的時候，那位平時很節儉的朋友光小費就給了她四百元。他卻并不沮喪，還挺高興，看我詫异的樣子，他解釋說：“錢是王八蛋，花完咱再賺”。看到這一幕讓我覺得，時代真變了。
第三种是桑那浴和按摩。
分健康按摩、有特殊服務的按摩、完全沒有按摩的黃色服務。三令五申“禁止异性按摩”的規定，早就淪為一紙空文。健康按摩中也有“盲人按摩”和同性按摩。這要看客人的意思，多數客人還是要求异性按摩的，覺得那樣才舒服一些，盡管在按摩過程中沒有任何特殊服務。這些分類十分清楚，說明這個行業在成熟之中。
各個健康按摩店都想拉到“回頭客”，所以也各有高招。有的在服務周到、免費飲品等方面做功夫，也有一些聰明的小姐打一些“擦邊球”，又沒有收取特殊服務的收費，同時讓客人感到享受到了一些“免費小食”，就會記住她們的號碼，以便下次再來。這些地方公認為健康場所，的确沒有真正“性交易”，實際也是一种“准性服務”。
特殊服務的按摩，客人至少得按兩個鐘頭，才談特殊服務。這就保証了提供“服務場地”的老板的基本利益。這必須在“半黃”的場所才有這樣的服務。談論生意，只在小姐和客人之間商量，這樣的桑那店一定得有客人自己的單間，否則如何講价，如何操作。店家可以裝聾作啞，這是小姐和客人之間的問題，店家并沒有触犯法律，沒有“組織賣淫”。
但這里是不可以真刀真槍進行的。只能用間接服務方式，滿足客人。這种服務的代用詞是“推油”。意思似乎是以按摩手法，幫你減肥，所以是“推油”。
以桑那為名的黃色黑店，那純粹是“挂羊頭、賣狗肉”了。那里的小姐根本不知道按摩為何物，進門就直接了當介紹“菜單”，談价格了。如今還在開張的這類店肯定得有強大的靠山，否則一天也維持不了，十二种人就足以叫你立碼完蛋。
第四种是ＫＴＶ
實際上這是夜總會的普及版，也是在單間里唱卡拉ＯＫ，但便宜得多，往往改名為“練歌房”。這里的小姐比夜總會要便宜得多，但長相就很難保証了。如今女孩子的長相就是她的价格的第一標准，固然你也會間或在平价環境發現新來的靚女，但用不了兩天，她就會被挖走或包起。從整体來看，這個產業的不同群体，從長相到服裝，到風度，真是三六九等，涇渭分明。
第五种是洗頭妹。
近年來出現大量的“洗腳屋”和“發廊”，洗腳屋沒有發展起來，而發廊生意越做越大，洗頭變成了一种快餐式的短暫享受，男女老少咸益。這里雖然沒有“黃色服務”，但花十元錢，由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姑娘給自己洗頭、按摩，這實在太便宜了，的确是工薪階層可以享受的“准性服務”。
很快這些發廊又設置了“松骨”的業務，和桑那浴的按摩差不多，只是沒有那么專業，同時不必洗澡換衣服，就穿自己的衣服，往那里一躺就行了。實際松骨就是全身按摩，在普通發廊一般沒有單間，也沒有黃色或特殊服務。
按摩時將手伸入毛巾被，主要是按摩兩腿。手貼緊，五指張開，用手掌心的握力促進血液流通。以此為主，配合揉、搓、按、捏、拿等等手法，一般都是從腳到大腿根的順序，循環往复。
這是性產業迅猛發展中，無人預料的周邊衍生物。因為發廊出自性產業，現在也有一些發廊依然是“黃業”，但商業的利潤原則使發廊瞄准了工薪階層并不飽滿的阮囊——咱們就看准你可以消受的這一點服務，賺你的一點小錢。在中國洗頭已經形成了气候，培養了大量的洗頭愛好者。這絕對又是一道亮麗的中國特色。
第六种是公安机關重點打擊的街頭妹。
在一些城市被稱為阻街女郎，在一些地段也被叫做電影妹，她們都是以陪客人看電影為名。因為她們有礙觀贍，只要是該市有重要會議或逢年過節，公安机關就出動大批警車和專門抓她們，囚車和她們玩貓和老鼠的游戲。在北京她們的集散地主要在王府飯店、長城飯店和昆侖飯店。深圳主要在陽光大酒店、南國電影院。珠海主要在步步高大酒店和粵海大酒店之間。
第七种，是很少在新聞媒体曝光的一种古老形式，在老北京就很有名的八大胡同，也迅速發展起來。和古代不同的是，如今這种青樓反而成為最低的檔次，“高級”的女孩子都去其他場所了。
“青樓”也往往是在城鄉交界所謂“三不管”地區，往往會出現大批集中的小團伙，都是以同鄉划分團伙，例如東北妹、四川妹、湖南妹等。她們一般是被早期到大城市來掘金的先行同鄉找來的，當中有“本事”、有頭腦的，賺了一些錢，取得了一些經驗以后，就回鄉招兵買馬，或者到公安局看守所去贖被抓的同鄉小姐，自己升格為“大姐大”，她們手上如果有了几棵搖錢樹，就迅速“發”了起來，在家鄉蓋房開店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這些都是嚴打的對象，可以判處死刑的，可是擋不著她們前赴后繼，因為在當前經濟蕭條情況下哪有這种一本万利的買賣？也有不少吃軟飯的小白臉，或原來自己是嫖客又有一些黑白兩道的路子，就慢慢當上了“雞頭”的。
新時代的八大胡同和民國時期可大不相同。
記得老舍先生三、四十年代描寫北京底層的人力車夫，去見的那些窯姐，都是徐娘半老，還相當可怕，臉上涂著厚厚的粉，抹著血盆大口；要不是生理需要憋得半瘋，這种可怕的形象看來真是“活見鬼”；即使有一兩個年輕一點的，也是身心病殘，如同“月牙儿”里的小福子一樣，整個一片凄慘。
在一位行家的陪同下，我去看了廣州郊區的一個八大胡同區的情況。的确今非昔比。
首先小姐們是年齡越來越小，連一些老“玩主”都忍不住得問問她們到底有多大，別不意中犯了大罪。這里二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就是大姐大了。一群群的南方的小女孩，看起來才十三、四歲，個個信誓旦旦說都過了十八歲，都有身份証可查，象是一群來做游戲的女孩子，沒有一絲悲哀的模樣，也不是老舍筆下的那种令人厭惡的“面口袋”一類老雞，那樣潦倒和無恥。至少今天這一代在街上拉生意的時候，看不出來倍受摧殘的樣子。她們精神狀態很正常，都穿著相當整齊、干淨，甚至以國內的標准來看還很“新潮”，頭發都梳得很整齊，面色也相當健康。
大部分街頭妹基本是晚飯后才出街，一站就是一夜。她們的臉色就難看得多，其中一些“自由職業者”，染上毒癮，人稱“白粉妹”，和吊死鬼的面色差不多。
而八大胡同的小姐很少有“白粉妹”，她們沒有條件吸毒，錢不在自己手中，而且大姐大或“雞頭”并不想自己旗下的小姐染上毒癮，這對雙方都不利。同時這里的“上班”時間是從上午十點到晚上十點，因此睡眠比較正常。
再者，這里小姐的密度同樣惊人，南方村落的小胡同只有一米寬，到交叉路口才有一個小空間。三五成群的小姐，等你一走進她們的轄區，就七扯八拽纏著你不讓走。好容易你擺脫了這一群，就立刻被下一群包圍。等她們弄清楚原來是找“老朋友”來的（這是那個行家朋友教的脫身之計），才放你走。以這個行業來說，她們都相當禮貌、“熱情”，也不緊張和尷尬，很從容自然，主動和你聊天，希望博得你的好感。這里她們最常問的是：“去不去？”可能原來是問：“您去不去玩？”現在就簡化為這三個字，意思不言自明，這三個字在兩廣地區似乎成了此行的切口。這里的定价是一次１００元人民幣，如果到工厂區那邊的工厂妹只要５０元人民幣。
按潘教授的調查，內地還要廉价，按《法制与生活》雜志的報道，最低到五元。不過這都是在農村了。
八大胡同的小姐的行規是不“出街”，因為大姐大和雞頭不放心，怕小姐被別人騙走，他們直接就說：我是几千元贖回來的，或“帶出來”的，走了豈不是雞飛蛋打？這樣的先例很多。這里的小姐就是他們的“生財工具”，只有他們非常熟悉的老客才能帶走，那至少要加倍了。
小姐們被剝削，靠“賣身”來還錢；也有被騙來的，抵死不肯，實在“勸說”不行的，也會讓她回去，只要定出還錢的辦法；也經常有人被老板打罵，但都在一定的限度之內，因為干這一行的都知道在共同做非法的生意，而且大姐大和雞頭擔著可能殺頭的罪名，所以這是一种雇主和女工之間的關系，是一种共生狀況。他們之間當然有矛盾和利益衝突，但這個行業在成熟中，人們不會為這些事情而拼命，都相當理智。
例如，如果一個客人要向老板替一位他看中的小姐“贖身”，大家談條件相當商業化，不象電影或小說中的那樣開出天价，也不象當年李甲贖杜十娘那么費勁，老板在賺取“合理利潤”后，大多會放人。這和他們的微妙社會處境有關，他們誰都不能得罪過分。如今大姐大雞頭和小姐的關系，多數比舊社會好得多，甚至有些團伙象一家人一樣。
當警察來查抄的時候，他們是“一致對外”的，小姐們迅速一哄而散，和當年游擊戰士一樣，她們水銀泄地似的消失在八大胡同錯綜复雜的細密小巷中，消失在人民群眾的大海中，很少有人愿意被“解救于水深火熱之中”。
和那里一比，八大胡同簡直成了世外桃源。听了從局子里贖出來的老鄉“現身說法”，她們對警察的敏感与警覺真如惊弓之鳥。警察的身影在几十米以外她們立刻就能發現，一閃身就不見了。當地老鄉和她們沆瀣一气，因為她們提供著房租。
她們絕大多數都有相同的心理歷程，一開始都想盡快賺一筆錢就洗手不干了，但在雞頭的蒙騙下、在警察的圍捕下，她們几起几落還是存不下來錢。許多人干了許久，還了舊債，又欠新債。最好的也就是被別人包起來，成為二奶、三奶，最差的是，就是擺脫老板，自己出去闖。又闖不出局面，只好走上街頭，再染上了毒癮，變成白粉妹、搖頭妹，那是最為悲慘。大姐大就用她們的下場來“教育”旗下的小姐，在八大胡同“安心工作”。
八大胡同絕對是特色一景，如果你要去見識，得穿布料結實的服裝，否則她們過分的熱情會扯碎你的衣服。這個產業由于時間推移越來越成熟了，產品的銷售也變得現代化了，針對不同的客人不同的需要發展成不同种類的娛樂場所，每個場所又有不同的標准和不同的价格，從早期“見客人就黑”的搶錢方式，改變成按貨論价、按時論价。
嫖客
今日“小福子”們的心理狀態許多人做了分析，我覺得這有待于更多科班的學者作更細致的研究。
有几個特點是和過去不一樣的：一是她們把感情和生意分得很清楚，往往養著自己的男朋友并不覺得有道德上的問題；二是她們的台詞似乎都規范化了，例如都起一個南方女孩的名字，什么“阿鵑”、“阿苹”等等。問她為什么走上這條路？她們都會給你講一個千篇一律的悲慘故事，說完這些標准台詞后，她們大多決不想和你聊天浪費寶貴時間，赶緊辦完生意，繼續找新的生意。
潘綏銘教授的書中認為在歡場根本不可能有“感情”的存在空間，他說得有一定的道理。其實，這里面客人和小姐、雞頭和小姐、大姐大和客人，都發生過和繼續發生著各种复雜的情感故事。這的确需要左拉那樣的文學大師寫一本《娜娜》那樣的書，才能描繪出這里光怪陸离的情感世界。
如今客人的結构也在變化中，他們的需求隨著市場的成熟也變得成熟了。剛一開始多數客人是先富起來的那些人，后來加入了不同層次、不同文化的人群。如今，以經濟條件來看，從富豪到打工仔都是准顧客；以文化來分，從大學教授到農民文盲都有人光顧這個市場，所以市場也在為不同的客人准備不同的菜式。
在北京市的警方掃黃檔案中隨机抽出一份１２位嫖客的資料，１２人中，年齡最大的５７歲，最小的只有２１歲，８０％是３５至４５歲；１２人只有２１歲的周某未婚，其余１１人都已婚；在職業分類中發現，有企業的領導、工人、銷售人員、司机和机關干部。上海的調查者發現，嫖客中，私營老板占了大多數，占６８．５％，如果再加以細分的話，個体戶占５４．５％，企業干部占２０．１％，國家干部占１１％，外國人占１１％，供銷采購人員占７１％，司机占６５％，港台投資者占３９％，無業人員占１９％。
一開始多數客人出于好奇、嘗鮮，有的人居然動了感情，以為可以象美國電影那樣，把烏鴉變成凰鳳，甚至希望“賣油郎獨占花魁”，為對方贖身后白頭到老。很快，客人和小姐都明白了各自的處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很清楚自己的經濟的力量，把自己在這個市場的消費列入預算。
愛人同志
王小波、李銀河對中國同性戀的情況進行了調查研究，寫出了社會科學著作和電影劇本，但對于這方面商業情況接触不多。近年來，中國對同性戀的態度有所轉變，也出現他們活動的空間，很快也形成了初具規模的買賣市場，北京、上海、武漢、廣州、深圳、珠海等地也出現了所謂“鴨店”或“同志酒廊”。店里的陪酒少爺有的只接女客，有的只接男客，只有少數男女通吃。“同志酒廊”是只有同性戀者才會來這些地方。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過去男性同性戀是嚴重的罪行，在監獄里也是被其它犯人歧視或毒打的賤民。今天居然可以開設這樣的公開酒吧，可能是社會進步了吧。
今年５月５日，在成都開辦“紅蝙蝠”茶屋為男同性戀者提拱性服務的黃某被取保候審。此案著實給中國司法界出了一道難題。綿陽三台縣的黃某去年６月在成都市租房開辦“紅蝙蝠”茶屋，初期僅為同性戀者聚會場所；７月黃先后招聘綿陽、簡陽、雙流等地的九名男青年充作“小弟”，為男同性戀提供性服務，黃先后從中獲利６万余元。去年１１月２６深夜，公安机關突擊檢查該屋，現場抓獲正在進行交易的男同性戀者數對，黃某和另一個王某被刑事拘留，接著兩人被金牛區檢察院以涉嫌“組織”、“容留賣淫罪”批准逮捕。但以什么罪名起訴他們，使得檢察机關很費躊躇，在适用的法律款方面分歧很大，其症結在于：同性之間的性交易是否构成“賣淫”，因為中國現行的“刑法”中的“賣淫”是指謂异性之間的。最終，金牛區檢察院本著“不枉不縱”的司法原則，將此案退回公安机關，而公安机關也解除了黃某“取保候審”，放他們回家了。這無疑對同性戀者是個好消息，這個新聞在中國許多主要媒介都轉載了。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中國黃業在疾病傳染方面引起了人們的擔憂。据國家公安部提供的數据：１９９４年全國查獲賣淫嫖娼者２７万，１９９５年３６万，１９９６年４２．７万，１９９７年為４３．２万。中國自１９８５年發現艾滋，到１９９９年底，有３１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報告發現艾滋病病感染者１，３００多例，艾滋病病人４００多例。１９９４以后，報告數逐年大幅度增加。
性病在近三年各類傳染病發病率的排列中僅次于痢疾、肝炎而居第三位。１９９８年上半年全國性報告數比１９９７年同期增長４０．５３％。上海的被調查者當中，也有９％的人表示，假設自己感染上艾滋病，會繼續賣淫；１３．６％的人表示，自己會把艾滋病有意傳給他人，反正自己已經這樣了，不如多死几個。
据專家們推算，患性病的賣淫婦女和嫖客可能達１００万以上。這樣大規模的產業，艾滋病傳播的速度相對東南亞其他國家就慢得多，所以有“中國人天生對艾滋病有自然屏障”的說法，許多膽大的客人居然不用“避孕套”，有些小姐居然也以此為价格標准來談，真是“要錢不要命”。也許這和她們謀生手段有關，她們的行業成了“最危險”的行業之一。
１９９５年，沈陽市的“三陪”小姐被殺人數是１５人，而１９９８年前８個月已被殺２８人，僅１９９７年７月份就有４名“三陪”小姐被殺后棄于垃圾、下水道、樹林或河流中。這樣頻繁的犯罪，和沈陽這樣的工業城市的市民結构有關。以每個小姐的收入３００元、每月２０天計算，每年就可收入１０万元，不但工薪階層望塵莫及，下崗工人更与之懸殊天壤。她們自然使得犯罪分子側目垂涎。
雖然中央有話：誰再提議娼妓合法化，就開除党籍。于是沒人再“提”了，但下面卻自有主張。
１９９７年，福建省莆田市地方稅務局首開向三陪女征稅的記錄。
１９９７年８月，太原市地稅局出台了《對歌廳服務人員征收個人所得稅暫辦法》。１９９７年１０月，沈陽市發布了對服務業人員收個人所得稅的通知。
許多省市趁机整頓這個市場，開始要求“三陪”人員都要有“上崗証”，開始變相“管理”這個行業。
看來這個行業在悄悄地走向半合法化，也就是說，政府的稅務、工商等机构來和公安机關分一杯羹。這對小姐們來說應該是件好事，固然十二种人個個凶。
一旦開放“紅燈區”，只能將涉世未深的妓女管理起來，而大量的高級的、“有能量”的妓女不會“應邀入瓮”，還是收不到她們的稅，也無法普查她們的健康狀況。
中國人民大學的潘綏銘教授認為，即便“紅燈區”合法化，并沒有把小姐當成平等的人和普通勞動者來看待，因此保護小姐的基本權利也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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