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事件的机密文件由一位不愿出卖灵魂的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偷运出境，不日即将集结成书与广大读者见面。可以预见的是它将成为继李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后又一本震惊海外的畅销书。
中共50多年来所厉行的是一种专制极权政治。其最大的特点除了个人独裁（中常委制只是个形式）外，便是一切均黑箱作业，均列为“国家机密”，以便达到令少数人既能为所欲为、又能箝制天下舆论，欺骗、愚弄13亿中国人民的目的。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再严密的黑箱作业，再森严的警卫，再严格的安全制度和邪党的“铁的纪律”，都无法禁锢人的良心和良知。将一切事实真相告诉社会大众，撕开政治人物脸上画皮，让谎言不攻自破，这是人性中固有的善的一面，虽然并不排除有中共高层改革派与顽固派之间角力的因素在内。
如此有脊梁的勇者，要是在国内，当然要被中共当局冠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处以极刑。遭到这种以捏造不实之罪使入狱的代表人物，还有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民运人士魏京生、曾荣获“金笔奖”和“世界新闻自由奖”的记者高瑜、旅美导弹专家华棣、以撰写《黄祸》、《天葬》等书而闻名的北京作家王力雄、以及美国宾州迪金森学院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华人学者宋永毅等等、等等。国家当然有机密。泄露国家机密要入罪，也无可厚非。然而，把所谓“国家机密”无限扩大并与事实真相混淆起来，再浇上受害者的鲜血，铸成一把所向披靡的达摩克利斯剑，却是专制暴政步向坟地的先兆。
譬如说，中共当局以前老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硬说“6．4”事件中天安门广场没有死过一个人。后来申辩发言人袁木又支支吾吾地说什么死了10多个人。“6．4”事件死难者的家属挺身而出，披露事实真相，戳穿了屠夫们编造的谎言——这是否又“泄露了国家机密”？……
“6．4”屠城后，坊间曾流传着这样一则心酸的政治笑话：
“法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Ｘ条，第Ｘ款，你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被告：为什么？我只不过高喊了一句：李鹏是头猪！
“法官：谁叫你泄露了这个国家最高机密？！”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权利，以致“人民公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巧取豪夺，诚为可悲。但是，更可悲的是：人民在恶势力下，从无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被剥夺了说真话和知的权利！一但有国王的理发匠承受不了良心上的压力和负担，忍不住要在竹林里挖个洞，向地球村说出他所知道的事实真相，便要被随心所欲地冠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更是有法等于无法的大不幸。
由于独裁统治的肆无忌惮，令中共高层自认为这个邪党可以真的“万岁、万岁、万万岁”地一党专制下去，而且中共政治权力斗争的反复无常和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埋下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使接近中南海高层的幕僚和智囊们对于档案的收集更为全面和详细，以便作为日后政治攻防的依据，因此，《天安门密件》才保留得这么完整。这一切，都为今天“6．4”事件部分真相的曝光创造了条件，也是“6．4”事件的既得利益者们所始料不及的。
早在78、79年民主墙运动期间，上海电影制片厂便奉旨将这一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民主运动的全过程追踪拍摄了下来。他们认为一旦民主运动成功，这将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而当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并对原先他所利用过的这些反毛的民运斗士们课以以莫须有的罪状、下达了镇压令后，上海电影制片厂所摄下的街头抗争的镜头又成了“统一党内思想”的极好的反面教材。
“6．4”事件时同样如此。1993年，我因为在上海人民公园召集《“6．4”四周年纪念会》而被捕入狱，结识了一位上海公安系统的难友。他亲口告诉我：“6．4”时，公安系统几乎全体出动，在上海各主要街道的高楼内安装了远焦距摄录影设备，并24小时轮值，而几乎拍摄了全程的游行和群众集会的录像。北京屠城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一声令下，这些录像的拷贝立即被紧急送往上海各大专院校保卫科和各基层派出所去仔细过泸、筛捡。凡是被指认出的校内学生或段内居民，只要在镜头中出现过两次以上的“激进份子”，都被秘密逮捕起来，从此命运多厄而不知所终。因此，如认为江泽民“6．4”时仅在上海镇压了《世界经济导报》，或如赵紫阳的前秘书鲍彤所言：现在中共新的领导人（即指江泽民）对镇压“6．4”事件并无直接的责任，故应考虑为“6．4”平反云云，那是不准确的。江泽民镇压“6．4”的手法，其实并不比李鹏逊色多少。只不过北京动用了坦克和达姆弹，做得公开一些，“先发制人”，而上海则使用了监狱和便衣警探，做得隐蔽一些，“后发制人”而已。
历史总是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年与田汉、夏衍、史东山、阳翰笙并称“五君子”之一的老导演潘子农先生，曾在戏剧文学方面指导过我。中共建政后，潘老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从此饱尝牢狱之苦。他告诉我：40年代末期，他曾在国民党的中央电影制片厂导演一部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大型纪录片——《今日中国》。可惜影片尚未摄完，大陆政权已易帜，这卷未完成的拷贝自然也落入了中共军管会之
手，而且成了他的“反革命罪证”之一。但若干年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奉旨拍了一部《人民公敌蒋介石》。该片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几乎都是从他的“反革命罪证”中剪辑下来的，只不过移花接木，换身一变，将讴歌轻而易举地改成了批判。难怪鲁迅先生要说：“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
骂人作反革命的，已全然忘却了自己也曾被人骂作反革命；而被人骂作反革命的，一朝得势则又会骂别人为反革命——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但老百姓所需要知道的和感兴趣的唯历史真相而已，不管它过去了多久。（2001年1月14日于芝加哥）
(摘自<<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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