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事件的机密文件由一位不愿出賣靈魂的人，冒著生命的危險偷運出境，不日即將集結成書与廣大讀者見面。可以預見的是它將成為繼李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后又一本震惊海外的暢銷書。
中共50多年來所厲行的是一种專制极權政治。其最大的特點除了個人獨裁（中常委制只是個形式）外，便是一切均黑箱作業，均列為“國家机密”，以便達到令少數人既能為所欲為、又能箝制天下輿論，欺騙、愚弄13億中國人民的目的。然而事与愿違的是：再嚴密的黑箱作業，再森嚴的警衛，再嚴格的安全制度和邪党的“鐵的紀律”，都無法禁錮人的良心和良知。將一切事實真相告訴社會大眾，撕開政治人物臉上畫皮，讓謊言不攻自破，這是人性中固有的善的一面，雖然并不排除有中共高層改革派与頑固派之間角力的因素在內。
如此有脊梁的勇者，要是在國內，當然要被中共當局冠以“泄露國家机密罪”處以极刑。遭到這种以捏造不實之罪使入獄的代表人物，還有趙紫陽的秘書鮑彤、民運人士魏京生、曾榮獲“金筆獎”和“世界新聞自由獎”的記者高瑜、旅美導彈專家華棣、以撰寫《黃禍》、《天葬》等書而聞名的北京作家王力雄、以及美國賓州迪金森學院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華人學者宋永毅等等、等等。國家當然有机密。泄露國家机密要入罪，也無可厚非。然而，把所謂“國家机密”無限擴大并与事實真相混淆起來，再澆上受害者的鮮血，鑄成一把所向披靡的達摩克利斯劍，卻是專制暴政步向墳地的先兆。
譬如說，中共當局以前老是睜著眼睛說瞎話，硬說“6．4”事件中天安門廣場沒有死過一個人。后來申辯發言人袁木又支支吾吾地說什么死了10多個人。“6．4”事件死難者的家屬挺身而出，披露事實真相，戳穿了屠夫們編造的謊言——這是否又“泄露了國家机密”？……
“6．4”屠城后，坊間曾流傳著這樣一則心酸的政治笑話：
“法官：根据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Ｘ條，第Ｘ款，你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
“被告：為什么？我只不過高喊了一句：李鵬是頭豬！
“法官：誰叫你泄露了這個國家最高机密？！”
中國人民從來沒有選擇國家領導人的權利，以致“人民公仆”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巧取豪奪，誠為可悲。但是，更可悲的是：人民在惡勢力下，從無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被剝奪了說真話和知的權利！一但有國王的理發匠承受不了良心上的壓力和負擔，忍不住要在竹林里挖個洞，向地球村說出他所知道的事實真相，便要被隨心所欲地冠以“泄露國家机密”的罪名，更是有法等于無法的大不幸。
由于獨裁統治的肆無忌憚，令中共高層自認為這個邪党可以真的“万歲、万歲、万万歲”地一党專制下去，而且中共政治權力斗爭的反覆無常和党內“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所埋下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使接近中南海高層的幕僚和智囊們對于檔案的收集更為全面和詳細，以便作為日后政治攻防的依据，因此，《天安門密件》才保留得這么完整。這一切，都為今天“6．4”事件部份真相的曝光創造了條件，也是“6．4”事件的既得利益者們所始料不及的。
早在78、79年民主牆運動期間，上海電影制片厂便奉旨將這一尚處于萌芽狀態的民主運動的全過程追蹤拍攝了下來。他們認為一旦民主運動成功，這將是十分珍貴的歷史資料。而當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并對原先他所利用過的這些反毛的民運斗士們課以以莫須有的罪狀、下達了鎮壓令后，上海電影制片厂所攝下的街頭抗爭的鏡頭又成了“統一党內思想”的极好的反面教材。
“6．4”事件時同樣如此。1993年，我因為在上海人民公園召集《“6．4”四周年紀念會》而被捕入獄，結識了一位上海公安系統的難友。他親口告訴我：“6．4”時，公安系統几乎全体出動，在上海各主要街道的高樓內安裝了遠焦距攝錄影設備，并24小時輪值，而几乎拍攝了全程的游行和群眾集會的錄像。北京屠城后，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一聲令下，這些錄像的拷貝立即被緊急送往上海各大專院校保衛科和各基層派出所去仔細過瀘、篩撿。凡是被指認出的校內學生或段內居民，只要在鏡頭中出現過兩次以上的“激進份子”，都被秘密逮捕起來，從此命運多厄而不知所終。因此，如認為江澤民“6．4”時僅在上海鎮壓了《世界經濟導報》，或如趙紫陽的前秘書鮑彤所言：現在中共新的領導人（即指江澤民）對鎮壓“6．4”事件并無直接的責任，故應考慮為“6．4”平反云云，那是不准确的。江澤民鎮壓“6．4”的手法，其實并不比李鵬遜色多少。只不過北京動用了坦克和達姆彈，做得公開一些，“先發制人”，而上海則使用了監獄和便衣警探，做得隱蔽一些，“后發制人”而已。
歷史總是有其惊人的相似之處。當年与田漢、夏衍、史東山、陽翰笙并稱“五君子”之一的老導演潘子農先生，曾在戲劇文學方面指導過我。中共建政后，潘老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從此飽嘗牢獄之苦。他告訴我：40年代末期，他曾在國民党的中央電影制片厂導演一部為蔣介石歌功頌德的大型紀錄片——《今日中國》。可惜影片尚未攝完，大陸政權已易幟，這卷未完成的拷貝自然也落入了中共軍管會之
手，而且成了他的“反革命罪証”之一。但若干年后，上海電影制片厂奉旨拍了一部《人民公敵蔣介石》。該片中的絕大部份內容，几乎都是從他的“反革命罪証”中剪輯下來的，只不過移花接木，換身一變，將謳歌輕而易舉地改成了批判。難怪魯迅先生要說：“戰斗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的襲用。”
罵人作反革命的，已全然忘卻了自己也曾被人罵作反革命；而被人罵作反革命的，一朝得勢則又會罵別人為反革命——歷史的辯証法就是如此。
但老百姓所需要知道的和感興趣的唯歷史真相而已，不管它過去了多久。（2001年1月14日于芝加哥）
(摘自<<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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