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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4日讯】 鼓吹腐败出效率或腐败瓦解专制的“学者们”尽管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奸臣，是为腐败的官员们捧臭脚以便从中分得一杯羹的。如此公然地依附权势，风光倒是风光，但难免被人家指着脊梁骨，为世人所不齿。新左派却是大大的忠臣，正如他们的忠臣前辈包拯、海瑞一样，如日中天。
忠臣与奸臣的确是有区别的，但区别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麽大。无论忠臣、奸臣，其实都是忠于皇上的，也都是要为自己着想的。如果不忠于皇上，那就变成“不臣”了；如果不为自己着想，那就变成神仙了。
奸臣求利，而忠臣求名。“人无廉耻，百事可为。”能“留起丹心照汗青”，当然是非常可贵的。但普通的忠臣还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是不能坚持到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到底还是要为自己着想的。
忠臣们历来都敢于骂昏君、骂奸臣，但是他们骂昏君、骂奸臣的根据，总是太祖或太宗皇帝如何如何说；就正如现在新左派不满现实，批判现实的武器却是现行政治体制的老祖宗——马恩列斯毛。忠臣们因为骂昏君、骂贪官而博得百姓的好感，同时又因为对太祖、太宗的一片赤忱而不至轻易招祸上身。即使不幸惹恼了皇上，招致杀身之祸，也可以预见到将来必定被皇上的接班人平反昭雪，既光宗耀祖，又荫及子孙，结果也不见得比奸臣坏；因为奸臣一旦招祸上身，就万劫不复了。
忠臣们总是开口闭口都是黎民百姓的疾苦，但他们又总是美化太祖、太宗时期黎民百姓的生活状况，仿佛朱元璋统治时期黎民百姓都生活在蜜罐里；就正如现在新左派的一面为下岗工人与农民的利益大声疾呼，一面掩盖五、六十年代之交大饥荒的严重程度，或者把大饥荒的原因推给老天与苏修。在他们看来，君或政府与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与百姓有着利益冲突的只是那些奸臣。这样他们就既效忠于君，又取宠于民，实在比当奸臣还合算。所以在这一点上，聪明的奸臣往往也学忠臣的样，开口闭口黎民百姓。所不同者仅仅是奸臣欺人而不能自欺、求名而更不能忘利而已。
正是因为忠臣们认定君或政府与人民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他们都是坚定的忠君爱国主义者，并且总是觉得自己是道德的化身，举手投足都是道学气。谁如果向他们指出君或政府的利益也可能与人民的利益相冲突，那就等于掘了他们的祖坟，他们对这种人的仇恨总是超过对奸臣的仇恨，必欲把这些“不臣”之人打成“卖国贼”而后快。
如果有外敌入侵，通常情况下忠臣们确实比奸臣们更爱国，表现出更强的献身精神，因为他们有着流芳百世的强烈冲动，不会像奸臣们那样见利忘义轻易投降。但是一旦大势已去，光宗耀祖荫及子孙不再可能时，他们仍然会“一对夷齐下首阳”，因为他们毕竟还是要为自己打算的。
因为忠臣和奸臣在本质上的区别不过是求名与求利的区别，而在市场经济（包括规范的与不规范的，全部的与部分的）条件下名与利又是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的，所以由忠臣变成奸臣也很容易很快。这种现象古已有之，于今尤烈。中国的大学里一年级学生中往往忠臣很多，但到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这些忠臣中的大多数就变成候补贪官了。新左派朋友如果敢于正视现实，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中国大学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贪官培训所的职能，大批大批地腐蚀着他们的“小同志”。至于新左派的“大同志”是不是也有些腐化了，那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如果我们不能消除臣民心态，中国就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共和国。所幸中国大地上除了忠臣与奸臣的声音，现在已有了“不臣”——也就是公民——的声音，这就是大众私有化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声音。八十年代具有公民心态的人是那样少，以致于不得不把自己伪装成忠臣才能生存下来。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公民的声音终于以自己的本来面目浮出水面，并且很快成为人心之所向，大势之所趋，以致于真正的奸臣与忠臣们也来赶时髦，自称是“自由主义者”和“自由左派”。
──原载《问题与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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