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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1日讯】 过去的一个千年，除去最后一个半世纪，中国的文化、思想、学术，总的来说是非常稳定的，是的，过于稳定了，以至于我们只好说处于某种停滞状态。而对思想、文化而言，再也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因为它缺少了最宝贵的品质：创新。
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的变革：汉唐时代的贵族制度，被士大夫据主导地位的官僚制度所取代。贵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制约皇帝的权力，而官僚却是皇帝的奴仆，而官僚的来源正是知识份子，其渠道就是科举制度，考察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品格，这是关键之所在。
当上一个千年开始的时候，中国的知识份子已经高高兴兴地进入一个巨大的牢笼：大宋王朝把唐朝开始实施的科举制度发扬光大，唐朝考试的侧重点是诗歌文学，而宋朝则把考察重心转到儒家道德伦理哲学上。此一变化的结果是，知识份子深深地陷入“泛道德化”思维方式，道德成为他们判断任何事物唯一的标准。所以这千年间最伟大的儒学大师竟会说出“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类缺乏最起码良知的话，而千百年间竟也被奉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且道德标准也只有一种，所有人的标准都是一致的。
在中国，知识就是伦理学，而掌握道德知识的知识份子便自认为是社会秩序的维系者，此种道德优越感给了他们蛮不讲理地批判社会的勇气。“清流”一直是知识份子中最勇敢的一群，他们总是抢先一步占领道德高地，比如在南宋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峙中，坚定地反对任何议和努力，比如在清朝末年坚定地反对一切向西方学习的企图。
他们是坚定的我族中心主义者。尽管新儒学的一大知识渊源是外来的佛学，它成型以后却反对输入、接受任何外来知识、思想。明末清初传教士曾介绍过西方的学术、思想，然而，却被中国知识份子傲慢地拒绝了，几乎在后来的思想学术中没有留下多少影响。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一种思想体系（新儒学）控制一个民族知识份子的头脑近千年。这个民族几十代最聪明的人，就在那一个思想学说中打转，他们连篇累牍所写的一切都不过是修修补补。
知识份子的地位则是每况愈下。千年之初的大宋王朝尚能坚守一条：绝不杀士人，因思想而获罪似乎也不并普遍。短暂的蒙古人统治时期实行等级制度，知识份子仅比乞丐高一等；所以朱元彰起义，当时最杰出的知识份子都跟随革命，革命成功，知识份子全面融入官僚体制，便无话可说，无思想可想，到后期，宦官控制权力，知识份子愤而抗争，但每次被驱逐、被砍脑袋的都是知识份子，即使贵为宰相，惹翻了皇帝，也可以被拉到午门外扒了裤子打一通屁股，连起码的人的尊严都没有了；这种坏运气一直延续到清朝，在如今的电视里风光无限的雍正、乾隆大搞文字狱，知识份子一头扎到故纸堆中，做起考证的学问。
这一千年的知识份子，可能有权力，但没有地位；可能挺幸福，但没有尊严；可能有文化，但没有思想。（2000，1，1）
──转自《自由主义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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